《坠楼死亡的剖析》：当代欧洲的剖析，无意偶得的自嘲（下）

在母亲这边，两场庭审戏有着种种共性。首先是语言，母亲先是无法用法语而切到英语，让代表社会的法庭上同时拥有了法语和英语，这已然打破了此前“两国人用共同外语的英语无差别交流”的“去国别文化之共通”。而在两次庭审中，法语与英语的交流都存在交替发言的相对和平阶段，最后却都落到了同时发言或抢白发言的冲突状态，升级了母亲与检察方等人的国别隔阂，这对应了夫妻二人的不同国别问题。开头给出了同样的构图，母亲背对镜头站在法庭中央，半圆形的房间和前方环坐的法官们对她形成了环境上的压力，暗示了两次庭审中“外部”的影响施加。她即将面对以各种价值观、学术理论、逻辑思维等非情感因素对夫妻情感关系进行的剖析和定义，这正对应了夫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社会观念因素的负面影响。

两次庭审中，母亲都一度试图捍卫自己与父亲的感情形象，强调二人关系并非真的破裂，她对抗的实际上是律师与检察方，后两者的手法正是以不同角度进行夫妻关系破裂的非情感式推导。在影片后续的语言使用上也是如此，庭审上的她在试图描述家庭关系时会使用英语，在与儿子和律师的交流中也是英语，试图重建“打破隔阂而情感直通”的家庭关系，但这往往会被“法语”阻碍，包括庭审上反方强调理性证据与逻辑论证而解构案件时的法语，以及后续工作人员进入家庭后对她一度强调的“说法语”。

两次庭审中，律师试图用“抑郁症“来证明父亲的自杀，而其根据正是父亲对事业弱于妻子、只能家庭妇男的消沉，并树立起母亲毫无问题的爱夫形象，而检察方则希望将之归结于母亲的责任，并推断母亲对父亲憎恨下的有意施压，暗示杀人结果。这引导出了男性尊严、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认知、独立女性价值观的赞否，包括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财务压力，国别带来的种族与文化壁垒，由此展开了夫妻二人对它们态度的不同倾向之推测。电影不给出倾向的真相，这种“各自有理”的复杂性正代表了夫妻关系所受处境，而无论哪种倾向下的影响施加方都是社会性的。

在关于抑郁症的庭审中，对于“事件发生前”的过程，他们在精神和语气、动作分析的层面上针锋相对，而对于“发生后的死亡”则以痕迹学、物理学等理论进行分析，后者对“死亡”这一夫妻关系结果的非情感化拆解正对应了前者体现的关系走向这一破裂结果之复杂内因。它与单纯的情感关系不大，甚至连象征家庭的房子都被再构造成了平面草图、塑料样品和3d建模，照片上的此地也只有论证相关的局部，完全被剥夺了“家”的人间温暖。而父亲也不是一个活人，而是x光片中的手部骨骼。甚至连同双方证人与辩论者对用语、口气、论证与证据细节的咬文嚼字与敏锐捕捉，在遣词造句上共同的繁琐晦涩化特征，都强化了夫妻关系所处“诱发推动”与“剖析定义”环境的混乱复杂。

到了播放录音的庭审，这种“外部影响”进一步地从“死亡解构方式”升级，变得更加直观。在录音即将呈堂的时候，镜头反复给到旁听席上的无关人等，对法官则是手持镜头，并突然给出了瞬间的取景框移动，似乎在追拍法官后进行调整。这都暗示了“外界凝视”的影响力存在，笼罩在了当众播放的录音之上：此录音中反映的夫妻破裂之事实，会被这些凝视者们以各自的非情感方式进行思考、理解、剖析、定义。这种影响也马上作用到了录音中“夫妻关系发展过程”的层面。播放的初期，录音以屏幕上文字和机器中声音的“人工有介质“方式呈现，随后进入了彼时的空间之中，看似属于独立环境中的夫妻相处，实际上依旧是“人工”下的产物，受到其影响，就像它引导录音中的夫妻呈现出有介质的隔膜状态。母亲与父亲谈论的内容中，既包括了上一段中所述的种种社会性问题，还有所扩充，如曾经提及过的国别问题再次出现，二人在语言使用上争吵，也引出了对生活国家选择上的巨大分歧，母亲作为外国人抱怨着与周边人的文化隔阂。

甚至，这一段还增加了对性爱观念与性取向的分歧。父亲受到挫折而无法性爱，抱怨母亲与其他同性做爱，母亲则表示那只是一个“个人卫生问题”，这无疑是最佳的“爱情复杂化象征”，原本属于爱情高潮的性爱却因“男性的事业挫败”、“男性在女性面前的尊严丧失”、“性爱理念与取向”、“道德伦理观”、“传统与摩登的婚姻认知”、“受困于客观上经济危机的开支压力”等等因素而变得不和谐起来。最后，被社会性因素毁灭的夫妻争吵之结果又回到了庭审之中，回到了文字与录音的人工形式，并进入到语气与声音细节的分析与辩论的语境之下对，夫妻关系“破裂过程”的内因展示与“破裂结果”的剖析定义形成了统一，共同承受着性别阵营观念对立为代表的非情感复杂因素的影响。爱人关系理应只关于情感，甚至是跨越性别的，但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却会由外界引导的性取向观念、性开放认知，以及各自阵营给予的性别理念，而产生复杂化之下的破裂与对立。

对此，母亲两次都试图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证言，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医生作证的庭审中，她表示“夫妻生活处在很复杂的环境中，我也可以找一个医生来证明他很坏，但这不是真的”，试图反驳精神医生和检察方对父亲“尊严并未受挫，女方持续压迫”的推论，推翻“他杀”，同时又否认了父亲精神状态“导致自杀程度地坏”，显然不希望在自杀和他杀的“受挫而死亡”之间做出极端选择，唯一主张的是夫妻感情的并未破裂，即是对“意外”之内心最初判断的暗合。然而，就像她无意识间承认的那样，夫妻关系其实处在了复杂之中，这种来自于社会性观念的复杂也就必然会让夫妻之间很难在生活中保持和睦和统一，带来破裂的结果。

在“死亡剖析”的层面上，母亲两次在外人的语境下败北，放弃了“夫妻保有感情”的瞬间主张，先是回到了“是的，我憎恨他将自己的苦痛转移到丹尼尔”，后是从“与外人发生性爱一次”到“两次”，“没打过丈夫”到“只有一次”，对丈夫的态度与夫妻感情的捍卫都出现了动摇。而导致这一切的则是检察方在自身方式下的攻击，他将夫妻关系放置在了逻辑推论等复杂的解构之中，如“与一个人性爱多次还是两个人”，“你就打了一次便被录音真是好凑巧”，进行有罪推定，这也是基于种种复杂因素而对夫妻二人进行两极化推论的其中一种形式。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在两次庭审中同样体现在律师的辩护之中，由此形成了对母亲的双重影响。律师对母亲的影响甚至要早于庭审阶段，在纠正她“意外”主张而抹除“夫妻未破裂，双方都很好”观点时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构图方式：在母亲发言的时候，镜头始终采用对她的倾斜角度构图，削弱了她做出自我主张的力度，而更有力的“影响者”则在她倾听的时候出现，以中远景镜头强调母亲被“非情感化思维的外人与非其语境的法庭”笼罩的弱势状态。此外，母亲发言的画面前景中往往被放置一个虚化的东西，或是物件或是人影，同样是对她“被外在力量覆盖”的弱化施加。

母亲强调的夫妻感情处于复杂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消极的定性。这也迅速延伸到了录音中的“关系发展过程”层面。二人一开始讨论着丹尼尔的车祸与相应产生的夫妻摩擦，此时的一切都只关于亲情和爱情，却在谈话的发展中逐渐混入了上文所述的种种个人观念与客观环境的问题。话题从感情出发，却逐渐不再关于感情，其复杂因素带来了双方从相对和谐走向大打出手的变化。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只是因为丹尼尔的车祸失明，夫妻关系并非全无回转可能，真正导致万劫不复的是更社会性的部分。因此，母亲一度试图挽救感情的努力也就注定无效。导演再次使用了第一阶段的“吃饭”手法，夫妻二人先是一起吃面条，随后在争吵中停止了这种潜在的交互，特写镜头中母亲试图用碰杯的方式重建，其取景摇晃与逆光虚化却引出了随后的再次争吵与放杯未饮。

由此可见，影响夫妻关系的已经并非只是感情，因此母亲的做法毫无意义，感情被复杂化影响后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回到庭审中，这也由另一种形式而直观地体现在了“对破裂结果之死亡的剖析”层面上。检察方举起了母亲的著作，将其中的语句节选并朗诵，作为对其愤恨父亲的证据。这几本书的故事取自于母亲与贡献灵感的父亲的个人生活，包括了“事故发生与平安的两重世界”和“对丈夫的怨言”等等情节，既有二人对车祸的痛苦，也有夫妻相处中的困境。但是，它们被检察方以截取个别句子的方式进行拆解分析，破坏了其共同构建出的“复杂的夫妻状态”，也就抹除了母亲此前在描述复杂状态后表达的丈夫“不好也不坏”之非极端定义。这种方式打破了夫妻的关系，甚至无视了关系中作为起始基础而被逐渐复杂化的“感情部分”，全盘进行理性逻辑到咬文嚼字程度的推断与定义。初始作为“母亲感情承载”的小说，在检察方的语境下被扭曲成了完全非情感的存在，以证明夫妻关系的破裂与杀人，与之对应的则是书在“事件发生前“的作用，从夫妻二人寄托感情的载体变成了关乎事业与尊严而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感情要素的破裂对应了社会影响夫妻关系恶化的进程。

电影给出了一个单独的“家庭别墅”段落，作为一家人的独处环境，母亲在此试图重建感情的和睦状态，回到家庭破裂前的氛围。对儿子，她强调“庭审上说的一切不是真的”，抹掉自己主张自杀而带来的和睦不再之事实，对平替丈夫的律师，她与对方更露骨地说着爱情的话语，并确认对方“内心中相信自己无罪”。仅仅在这个独立环境中，母亲希望获得“意外”的定性，以此刻的三人和谐回到意外发生前的状态。然而，律师始终没有坚定回应，这延续了此前对二人关系分化的铺垫，构成了类夫妻关系的再度破裂---“父亲”律师与母亲的关系走向分化，完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在事件“发生后”之剖析与“发生前”之过程的同步再现。

并且，第一阶段的律师与录音闪回中的父亲都拥有“与母亲吃饭的进行与结束”，也暗示了二者的共性与相同结局。在录音庭审的结尾，律师继续用一贯的社会性语境定义父亲，将他说成夫妻关系中受挫的自杀者，也引发了母亲想捍卫父亲个人与夫妻形象的不满，“他不是你说的那样”，推动了律师“父亲”与母亲的分裂。而在对儿子的一边，母亲也宣告失败，儿子不仅没有回应，代表“视觉”的眼睛更是始终处在黑暗中，说明其听到母亲对夫妻关系积极表达时的自身认知：对于父母和这个家，此刻的他只感受到了一片黑暗。即使是这个独立的家庭环境，母亲也已经无法进行任何重建。在她考虑到律师的“社会思想需要的形象”而放弃“意味”主张时，失败就已经是确定的了。

身处于庭审中，儿子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带有坚定的母亲无罪观点，对父母关系的认知也是积极的。但是，在两次庭审的部分，镜头先以“儿子站在巨大法庭中”的远景为起始，第二次则是在庭审前，儿子坐在法官办公室中，和母亲同样的“背后取景”而受其压力，每个正面镜头的身后则始终有“一起生活并监视母子”的法庭工作人员的身影入画，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之下，儿子坚持出庭，其状态也在侧面镜头的弱化中得以表现：在法庭上的各种复杂讨论中，他感受到了夫妻关系在其作用下的的恶化，自身的坚持也愈发剧烈地动摇起来。此段中他牵着狗，更是由其“视觉”进一步让他的认知全方位受到影响。到了庭审上，第一次的镜头以他作证时的两侧移动为主，让他在“自杀”和“杀人”的两极之中反复转头，夹在两边的外人中间，受到二者交替的“外界”影响。第二次的设计则是儿子的越肩式角度，甚至使用了推拉，让画面里他眼中被迫进行“自杀”主张、挣扎于对方语境的母亲身形被放大，强调了他对此的视觉感受。感受的结果则是视觉上的最直观画面：他看到了母亲口中推论自杀的药片证据，看到了无家庭氛围的空屋，随后则看到了父母的打斗。

显然，儿子秉持着积极的信念，最终其感官接触到的却是关系破裂与感情不再的残酷真相，而此前的积极感知则只是一种错觉。他证词中的种种漏洞，“触觉”错误的胶条，“听觉”错误的谈话声音，都是他对家庭状态的直接感受错误，对应着他对父母关系的感受失真，一切都是他的过于乐观，因为他只处在独立封闭的环境中。而当他自己也被外部社会笼罩与影响的时候，对同受影响的父母关系就开始产生了更真实的感受，其感受以最直观的“视觉”呈现，得出的却只有破裂而已，就像他进行象征“家庭情感”的钢琴演奏，追随其看到的却只是坠亡的雪地。他同样是母亲一样的存在，被迫放弃了对感情依旧的坚持。

儿子的这种变化，在他经历了两场庭审而即将做出自己的最终作证表态时，达到了关键的节点。电影用多重的手法强调了他的“视觉”，对父母关系破裂之真相的直接观察之“视觉”的抗拒，以及其必然性失败后的无奈接受。作为“视觉”象征的导盲犬--序幕里父母放心地让儿子带狗出门，狗引领着儿子的移动--自然是最重要的环节。首先，儿子像序幕里一样洗澡，他又一次处在了可融化“父亲死亡地上冰雪”的热水之中，构图却不再是序幕那样的无边界，而是将他精准地框在了浴帘之中。这与他在父亲死后卧床听到楼下母亲与律师对话的构图高度对应，形成了“死亡与破裂”对他的笼罩，延续自序幕的“热水”就此失去了作用。同时，这里也没有了序幕中的狗，儿子不再与它嬉戏。一方面，这意味着他对狗的抗拒。因为他从此前母亲的证词中了解到了父亲抑郁症的事实，无论死亡真相如何，父亲因母亲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父母关系的恶化都是确实的，这是他首次了解的真相，就像对女工作人员说的“我从没想过父亲会自杀”。而狗则是父亲抑郁症的证据，它此前的昏迷便是舔到了父亲的阿司匹林。由此，狗化身成了“破裂真相”，被拒绝接受其的儿子抗拒。但是，这种抗拒本身就意味着他对真相的了解，可以拒绝狗进入浴室，却会被浴帘“框住”。随后，他的抗拒体现在了对狗的实验之上，试图证明阿司匹林不会让狗昏睡，实际上却是相反的结论。

此外，狗作为”真相载体”而对儿子的影响，也与它的“视觉”属性联系起来，儿子对它的抗拒就同样有着对“感官真相”的排斥。并且，儿子从它的身上论证了父亲的非意外死亡，也就等同于由它而实现的“对真相的直接感知”，即视觉为首的各种感官途径。在此前的庭审中，镜头就不断给到儿子的越肩镜头，让他似乎在凝视着作证与被询问的母亲，带来了对其非感情一面的视觉感知。而当狗证明了父亲的抑郁症时，它也作为“视觉”直接影响了儿子。儿子在对女工作人员讲述自己对父母的震惊，镜头从他的双眼切到了喝着水--又一个证明阿司匹林的细节---的狗，构成了他对“有证据”真相的认知，而“带有真相的狗”也仿佛作用到了他的眼睛，直接打通了他的目力残障，让他亲身感知到了一切。事实上，这在序幕的结尾就有暗示，狗成为眼睛的延伸，一路走过了“家庭”的各屋，最终来到的却是“家庭真相”的父亲尸体，儿子能看到的也就只有破裂的死亡而已。此外，喂狗吃药时给到的“触摸物品”镜头，也将“感知真相”扩大到了触觉的范围。

在这个阶段，电影甚至给出了儿子“视觉载体”的变化，直观地表现了他对父母关系的认知切换。序幕中，狗是他唯一的视觉延伸，但到了最后，女工作人员却接手了这个角色，她与狗的联系从“救狗”开始，似乎以赐予对方生命的方式将自己注入其中，随之更是取代了“导盲犬”的作用：儿子再次外出散步，导引他的却不再是狗，而是牵着他的女工作人员，镜头数次给到后面尾随的狗，暗示着它与女工作人员的属性合一。而女工作人员代表的正是法庭势力，是一家三口内部家庭环境中的“外部因素”。包括她在救狗时的表现，也带有基于“介质”的细节设计：就像庭审中作为证据而分析夫妻关系的“录音”一样，此刻女工作人员为了救狗而给手机发语音，“手机”与录音机一样成了中间介质，而对面的对话者更不是人类而是ai，在生命体概念上即存在鸿沟，这显然暗示了女工作人员的“非情感载体”属性。儿子对她的接受，也就意味着他对“外部因素进入并影响家庭”的感受，其视觉感官已经调到了社会性的一方。

儿子拒绝与母亲说话，要求与女工作人员独处在家中，也是同样的表达。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因素对这个家的涉入，而排斥已经不再是纯粹亲情对象而是“杀人嫌疑者”的母亲，是他暂时抗拒真相，却马上被狗的昏睡而推翻，实际上抗拒本身也是对母亲的不再信任。此刻火焰劈啪作响，与“热水”具有相似的反冰雪效果，却已经无济于事，母子关系早已冰冷，冰雪在暗中已经不可抗拒地笼罩了所有人，“火焰”与“有人的房间”都只是掩盖。此后，他就完全接受了女工作人员为代表的“社会因素影响”之破裂事实。他听了女工作人员对作证的观点，话音戛然而止，随后切入父母年轻时“在生”的照片，形成了一次由“寻回父母感情完美关系”而进行的微弱抗拒，瞬间却被自己再次推翻。狗、儿子、女工作人员坐在一起，镜头从身后出发，形成了儿子在女工作人员与狗的“社会化视角”下对电视中社会热点讨论节目的听觉与视觉感知，其人在说的正是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

在”视觉”表达结尾出现的，便是儿子对序幕结尾中狗的再现。他演奏着对父亲传达想念的音乐，”视觉”感知先在镜头的放大中呈现为黑影遮住眼睛的“看到黑暗”，随后他像彼时的狗一样穿过家庭空间，最后直观看到的却只是父亲死亡的地点。就像狗眼前的死尸一样，而曾经代表“无介质之直接传达感情”的现场演奏音乐，也带来了死亡的真相而被推翻，作为“真情”最后堡垒的现场音乐轰然倒塌。随着视觉的恢复与感知画面，儿子的内心变化也就显露无疑了。电影第一次真正给出了儿子用自己双眼看到的“最直接与最真实”之真相，便是关系破裂与父亲死亡的发生之地，而非对方灵魂理当回应而出现的鲜活姿态，他的想念并未传达成功，自己认知里的鲜活父亲已经形象模糊，反而只有夫妻破裂并自杀而死的结果是可确定的。

在这个阶段，母亲也遭遇了巨大的打击。在女工作人员的“涉入”状态下，她与儿子进行跨民族与国别的英语交流被工作人员禁止，法语也无法得到儿子的亲口回复，母子之间具有“跨越某种阵营阻隔意味”的交心已经不再。而对丈夫化身的律师，电影则再现并升级了此前二人开车的一幕：母亲与律师先用英语交谈大笑，似乎没有被儿子驱逐后的隔阂与消沉，实际上镜头中的马路却已经漆黑，比之此前一段的“明亮马路”镜头更加恶化，说明了母亲黑暗处境的升级。同时，此刻的律师也依然处在座椅背后而身形消失，与此前段落中二人交谈时的构图高度一致，意味着二人联系的“被打断”，母亲也因与儿子的“被打断”而终于哭泣，对应了此前一幕中车内二人的吵架。随后，“吃饭”也加深了母亲和律师之“夫妻关系”破裂的表意。此前，母亲通过“吃”与亲近者建立情感关系，与律师一起吃面并和谐相处，与丈夫则试图恢复共食与共饮，作为吵架途中努力挽回而唤起爱情的暗示。而到了此刻，母亲和律师一起出走，在吃饭的却只剩下了母亲一个人。

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在这个阶段都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巨大阻隔。此刻连接母子关系的，反而变成了“对夫妻关系破裂的社会性定义”。电影用评论节目作为儿子与母亲两边段落的无缝衔接媒介，他们都在观看节目，形成了基于其暗示“母亲为了创作而杀人”的纽带。

在最后一次的作证时，儿子已经完全成为了庭审语境下的存在。他通过“视觉”感知到了父亲在夫妻感情破裂之下的自杀，这已经彻底摧毁了他此前对父亲的认知，对方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亲情联系也就自然地松动了。“声音”成为了对此的表现手段，电影一直在用“无介质的声音”表现感情的联系，儿子对父亲建立隔空寄情的音乐演奏即是如此，而“有介质的声音”则代表感情关系的受阻，随着影片的发展，由“夫妻吵架从录音介质切入无介质”而表现出“受阻”逐渐进入现实而愈发真切确凿的不可掩盖。对于以“听觉”接收它的儿子而言，这就带来了他的感知转变，延伸到“视觉”观察到的“父亲自杀之地”，形成了他对家庭真相与父母形象的再认知。而最后作证时，这种表达也得到了升级，儿子回忆起父亲对他说的话，本应是直接用父亲声音叙述，却变成了儿子在法庭上的回忆声音，父亲只张嘴而不出声：“无介质”出现了，却恰恰没有哪怕一点“声音”，此前父子二人的“无介质钢琴声”带来的“父亲自杀”感知便是此处的前导。这再现了此前母亲看着父亲录像时无声的一幕，无疑构成了对父子关系的最大削弱，儿子看待父亲的方式变得与母亲一样了。

在回忆中，儿子对父亲的认知几乎被重造。副驾驶席出发的镜头形成了他的第一人称视角，即为“直接的视觉”。而他观察到的则是对既往父亲印象的推翻：父亲用狗来自比，“它是好狗，想着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有一天它会死的”。这个叙述无疑指向了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着的种种非情感因素，各种外部的价值观对夫妻感情关系的扰乱，这带来了父亲的自杀，也正是儿子不曾想到过其存在的东西。此前，狗吃阿司匹林的过往已经说明了儿子对破裂真相的接触，而父亲的自白则是更确凿的一段。并且，狗也成为了父亲的一种延伸象征。如前所述，序幕中狗预示父亲坠亡的“下楼”，与儿子打闹时瞬间趴在雪地上不动时对父亲死亡的对应，都是对二者等同性的说明，狗更是与父亲进行了同样的“吃药”行为。狗是儿子的“视觉”，而随着影片的揭露，它自身承载的两层意义，无论是从推理逻辑上对父亲吃药的证明，还是从象征属性上对父亲抑郁自杀的指射，都将其破裂真相以“儿子视觉”形式呈现，直接灌输给了他。

对儿子来说，外部非情感因素对父母关系的影响始终存在于现实中，他并非接触不到，只是主观上缺乏认知，甚至隐约间抗拒着对它的感知，就像他在案件初期会用听到说话声的谎言去为母亲澄清，彼时的他只认为“母亲不会杀死父亲”，而丝毫没有考虑过父亲自杀的可能性，因此只洗脱母亲。直到事实以各种反情感的外部存在--逻辑，证据，录音，物理，医学---而被确凿地细致呈现，他才不得不接受其感情被消磨到破裂的父母真相，在父亲抑郁自杀的自我推论面前完全崩溃。如此一来，父亲便不再是他一直以来认识的父亲，感情关系必然削弱，但母亲其实也同样不再是曾经的母亲，因为他从未设想过母亲对父亲产生的种种压力，直到庭审中一次次“越肩镜头下对证言父亲抑郁自杀的母亲的感知”才逐渐成型。此前，母亲对他说“不要相信法庭上的那些话，你父亲不是那样的”，关系良好的父母才是他的一贯认知，但父亲却最终在庭审的非情感思维与社会性语境下被确定自杀，而母亲也不再是告诉他那些话的母亲，推翻了自己一开始的“意外”主张，完全倒向了“自杀”的“泼脏水”一面，那也是律师口中的“吻合社会思想”。

在结尾处，儿子对母亲产生的认知转变非常重要，它带来了儿子的“非情感化”与又一次的“掩盖”。当他看到判决结果时，表情却是迟疑的欢喜，似乎无法真正放开一切地开心，而开心原本应该是亲情关系密切的母子之间最合理的反应。同时，镜头在儿子的眼睛与电视里的母亲之间切换，后者成为了儿子直接的视觉感知画面，却是电视这一介质之下的产物，形成了二人的“阻隔”。而在“听觉”上，新闻片的画面先与儿子演奏的音乐声重叠，随后无介质的音乐忽然消失，转为有介质的电视声。此前，音乐承载的儿子对父亲感情连接已经被死亡之地的视觉画面推翻，到了这里则轮到了母子。此前，直接的钢琴声除了对父亲的隔空寄情之外，也包括了对母亲的四手联弹。随着它的被取代，“母子感情沟通”意义也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电视介质带来的母亲声音，其“社会舆论”属性插入了母子关系，让二人之间的纽带变得不再是单纯的亲情交互与互信，加入了更多的社会复杂因素。

究其原因，儿子眼中的母亲此时已经在“社会浓缩”的法庭中大变样，变成了“间接导致父亲死亡”的存在，她与父亲之间产生的破裂势必影响儿子对她的感情，从而形成了非情感因素的又一重影响。儿子对母亲的看待方式，母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有了浓重的亲情外元素的阻隔。

更甚的是，就像检察方所说，父子对话只是一段儿子的个人主观回忆，其实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我们其实甚至不知道儿子是否说了实话，亦或是为开脱母亲的凭空编造。这样的可能性进一步提供了儿子对母亲的复杂态度来源，他眼中的母亲或许其实就是“可能的杀人犯”，只是他此刻希望让其无罪，从而形成对家庭生活的一次“真相掩盖”。这就将儿子对母亲的亲情阻隔关系拉开了两个层面，或是“导致父亲自杀”或是“杀死父亲”，无论哪一种都是明确的夫妻破裂，与他一直以来的认知相悖，对其的接受意味着他自身的“社会化转变”。

事实上，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更多的环节。最后作证时，儿子第一次在法庭上身穿红色衣服，这让他与检察方和法官的衣服颜色变得相同，预示着他对此环境的融入。而他谈论父亲时的逻辑化表达，对父亲“自杀”主张的选择，也都是对非情感语境的吻合，前者是法庭辩论的打法，后者则是律师出于“社会需要”的主张，而非母亲最初与儿子一直坚持、并在二人私下的家中达成纯粹感情化默契的“意外”。可以说，儿子让自己成为了社会缩影之法庭的一部分，他对母亲开脱时的作证也是以其语境出发，而非强调对母亲在情感角度的信任：作证时镜头给到了法庭的女工作人员，而非另一边更加情感化悲愤的奶奶，正是对他此刻内心倾向的暗示。

甚至直到庭审结束，一切也依然被社会因素深度影响，这导致了法庭中母亲和儿子的彻底转变，并暗示了此状态在“庭审后”的持续。儿子的被影响如上所述，而母亲也同样彻底放弃了”意外”主张。在儿子作证的最后，镜头给到他被法庭环绕的构图，而庭审结果则由记者之口点出，而非直接呈现，都强调了外部社会对此庭审与母子的持续笼罩。因此，母子关系也必然无法恢复到真正的亲情无间状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儿子的又一种“掩盖真相与表面和谐”，或是“父亲自杀”下的勉强接受母亲，或是对“母亲杀人”的撒谎开脱，区别只是程度。

在片中，唯一的积极因素便是母亲与儿子的真情，不仅是二人达成的“父亲意外死亡”之“父母关系完好”默契，以及儿子对母亲的信任，也包括了母亲对儿子的一边。在后者呼救的一瞬间，“遮断感情联系”的耳塞掉了出来，其偶然性对接了母亲一种不假思索的本能。“母爱“为代表的人类最本真之情成为了导演对世界的希望寄托，它远比所有的思想与价值观都更接近“人心的本源”，堪为最后的光明。

但在结尾处，这种积极关系却也无法保留下来。母子重聚在家中，代表外部因素的女工作人员离开，二人完成了“上楼”，似乎逆转到了“坠楼”发生之前的生活。但是，从最后给出的各组人物关系中，我们却看到了别样的表达。儿子拥吻母亲，似乎形成了母子亲情关系的重建，但这里却不是长辈母亲拥抱并亲吻晚辈儿子，反而是后者安慰前者，这显然并不正常。事实上，它在隐约之间对应了耶稣对信徒的动作、体位、表情，儿子正是拯救世人并洗脱其罪的耶稣。但与此同时，耶稣也会承担其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这正是对儿子内心状态的指射：如上所述，他为了开脱母亲而进行了或大或小程度上的“非情感行为”，勉强让自己接受了亲情连接并不扎实的母亲，就像他无奈地融入外部社会语境，实际上承受着一种真情被磨灭的痛苦，同样也包括或许做了伪证（父子对话）的承受罪孽。这体现在了他拥吻母亲的最后表情之上，在光影交错中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同时，母亲对儿子并未恢复英语这一“跨二人国别与民族”的世界无隔阂通用语，而是法庭与“作为证人和被告的母子”才要求使用的法语，也是母子关系并未回到纯亲情之无隔阂状态的表现。

作为最坚定也在年龄上最“无垢”的存在，儿子的非情感之社会化转变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儿子在片中是唯一的“坚持积极者”，也以更加感性的方式进行“意外”主张，并遭到了打压。他的“触觉”带来了”摸到父亲给我贴的纸”的父爱感受与随后的证词，以对母亲几乎本能而不假思索的爱意而产生绝对信任，为其进行辩护，却在整体庭审中被笼罩在了“自杀”与“杀人”的消极面内部辩论之中，完全没有反抗余地。电影明确地表现了儿子的遭遇。在他第一次接受问询时，镜头给到了取证摄像机的拍摄画面，甚至特意用推拉动作强化了这一点，这即是“倾向于有罪消极推断，持冰冷理性思维的外界”对儿子的笼罩：他们只想从儿子口中获得母亲杀人的证词，而直接以逻辑批驳了儿子的积极言辞--“我摸到了父亲给我贴的纸团，因此可以确定是在室外”，以父爱的载体进行“母亲未杀人”的证明。这带来了儿子的被影响，并一路发展到结尾。

而对于母亲与“父亲”的关系，结尾也同样给出了表面的和谐。首先是父亲平替者律师，他似乎与母亲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不同国家的二人用英语交流，并拥抱在一起。但是，当他们拥抱的时候，镜头却突然从水平侧面切到了母亲的身后，中景改为远景，从大小上削弱了拥抱的力度，无法完整呈现二人拥抱（母亲的后背挡住了律师）更是基于美感的第二重弱化。而在语言引导的“跨国别、民族、文化”上，他们先是吃着日本料理，喝日本酒后相拥，带来了民族的进一步多元化，也重现了此前被破坏的“共同吃饭”，意味着阻隔跨越的升级与情感关系的再建，由官司的胜利而带来。但是，这一切却迅速被推翻了，母亲不会用筷子，带来了东西方在饮食上的习惯隔阂，“吃饭”随之变得无法进行下去。同时，拥抱也变成松开后的尴尬与沉默。

事实上，在结束庭审的时候，母亲马上给儿子打电话，镜头给到旁观中的律师，已经说明了他对“父亲”的无法替代：儿子对他和母亲的关系而言并非正向存在，反而会阻碍母亲对他的不伦之恋，因此他对母亲上车后“不立即与他说话，而是给儿子打电话”的选择并不开心。而他们拥抱以尴尬告终，意味着儿子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儿子不会满意律师对父亲的“揭露“，而律师强势抹除母亲“意外”主张而带有的“社会性视角”，更会让二人自身的感情关系受到阻碍而不可实现，也代表了母亲在另一层面上对“夫妻情感关系”的无法重建：哪怕携手，也只是在律师带有的复杂性中重蹈夫妻覆辙。

最后则是母亲对父亲本人象征的“狗”的相拥，这也是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她似乎与“父亲”恢复了和谐共枕的状态，这甚至是对相当长时间内二人关系的修复，不再是母亲自白时说的“我们感情很好，但分房睡”，而二人情感关系的恢复也在恋爱初期与“活生生的父亲”（不再是尸体）照片特写中得到了暗示。但是，狗实际上正是父亲自杀“至少有其倾向”的证明，对它的相拥并不能消解这一点，更像是是一种夫妻间暂时揭过的拖延，就像母亲在回忆的吵架中试图与父亲和好一样。同时，母亲与狗的拥抱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点月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光明显然停留在局部，更广泛的环境中则是漆黑一片。当母亲对父亲做出了“自杀”这一符合社会需要、却非她与儿子本心默契的主张时，她的夫妻与亲子关系本质就已经被确定了，此处些微的光芒不过是对整体环境之晦暗的掩饰而已。

由此可见，结尾给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的虚假和谐，只是暂时性的美好。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儿子对母亲的信任，母亲与“父亲”（狗）的关系，律师与母亲的关系，共同组成的“外部因素消除后的纯粹家庭亲情环境”，都是如此，他们其实并没能“上楼”而逆转“坠落”。事实上，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影响之中，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可持续的情感关系，注定被种种因素所影响。

进一步地说，这种社会的影响甚至也包括了“掩盖”。就像检察方所说的那样，儿子最后的证词并不足以作为自杀的证据，法庭的无罪宣判事实上是有待商榷的。因此，看似儿子胜利的母亲无罪结果，事实上也不过是由“社会”在其语境之下的决定，是“吻合社会思想”之物，依然与其表面的“儿子拯救母亲的母子亲情”没有太大关系。对母子亲情的强调，事实上只是社会的“伪装和谐”罢了，这便回到了影片开始时母亲的状态，将她的“幸福生活之表演”从个人上升到全社会。社会对“情感关系被影响与破坏”的真相进行了掩盖，构成了影片最终的落点。它让“掩盖”也从母亲的个人层面上升，去到了全社会的高度，社会不仅在给予种种复杂因素的负面影响，也在进行着对此影响导致悲剧结果的掩盖。这是整个欧洲在种种深刻社会矛盾对立之现状下的“虚构太平”，而这一切终究会像母亲的伪装一样，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而微观真相的模糊化处理，也作用于这种主题表达。无论坠亡事件的真相如何，儿子在“社会浓缩之庭审”中被影响与改变的遭遇已经构成了对本质的真相揭示：如此以价值观判人且格外强调价值观对立的社会中，父母不可能仅以爱情而抵消负面影响，连同纯洁之身的儿子在内，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具体真相的模糊，更意味着这种情况的“被日常掩盖”在持续：欧洲人依然生活在表面的开放自由包容之和谐之中，冷酷绝望的真相尚没有被暴露在明面之上，但生活的内里却始终掩藏着各种阵营分裂与思想敌对。同时，“具体”的模糊无疑也拓宽了其真相的范围边界：针对其事件本身，具体的真相可以有千百种，却无一不是绝望而消极的一面，这已然是家庭生活的本质定义之真相，甚至比某一具体限定的确切真相更加极致，引导出了一种“全无希望之路可言”的绝境。

本片以外界对“死亡定性“的讨论和举证为主，在其语境下再现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已然决定了一家人在思想极度对立冲突之社会现实笼罩下的情感淡化与关系破裂。每个人都在用价值观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动机，将理应只围绕情感的爱人关系被放置在了社会价值观的分歧中，这也包括了各自性别阵营化的观念。

并且，这与众人在辩论中采取的方式产生了呼应。无论持有什么观点，每个人都在用理性逻辑的方式进行举证和推论，互相针对对方的逻辑漏洞。这无疑是非情感化的冰冷角度，众人由“多人数、多角度、多国别、多人种、多性别、多年龄、多阶层”而共同组成了多元化的整体社会，却共同秉持着纯理性的思维方式，全无任何感性判断，因为这不符合法庭官司所需，这种对法庭辩论的主题性活用非常巧妙。而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其他人持有的“母亲杀人”与母亲的“自杀”形成了对立，实际上却有着“夫妻失去情感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二者共同组成了“坠亡”的主要剖析方式，却均是消极绝望的方向，这无疑已经说明了家庭状态的真相。

不可否认的是，本片对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法庭辩论的呈现都相对简单，三者各自实际上都会拥有更复杂多面的内容可供挖掘，在纵向上做得更深。而本片给出的则更多是一些定义和概念，它抛出了一个个话语形式上的价值观与社会现象，将之用文本的形式附加到夫妻关系中，作为感情破裂的内因说明。而作为承载的夫妻交互场景，却只是那一场吵架而已，甚至连其本身的矛盾都依然是停留在文本层面的“吵架”。这无疑减弱了影片对夫妻破裂的诠释深度，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了辩论中，双方更多是在每场辩论中各发一次言，只针对一个问题，并没有进行更激烈的逻辑纠缠，随之也就没有了可引出的夫妻复杂生活。

这可以是缺陷，也可以是导演放弃的部分。导演试图对夫妻关系破裂添加远多于一般同类作品的内因侧面，让他们几乎包括当代西方社会中所有会产生立场对抗的价值观内容，以及社会的客观环境。同时，作为“破裂发生前“的“复杂社会因素”在“破裂发生后”的对应，电影还需要展示各种证据与实验，将本应关于感情问题的死亡变成各种其他因素交织下的解构产物，影片由此“吵架中的坠落”之单一事件进行了反复多重的拆解与推导。在悬疑片的观感上讲，它似乎是啰嗦而停滞的，没有直观呈现更多的夫妻生活内容，更没有真相反转的多重与层面升级。但是，从主题而言，这种对“某一简单事件”的无限“植入各种因素”，用不同的思维、知识、证据、价值观进行推论定义的“复杂化”，正对应了“单纯的夫妻感情关系”被种种外部因素影响与改变至破裂的过程。

这样一来，电影在广度无限扩充，试图做出社会浮世绘的同时，在单一侧面上的深度就必然让步了。它有着对“感观”的出色表意设计，但于“剖析”而言却显不足，更多是在给出”可引发感情破裂”的概念，这也吻合“感官”提供的概念化表达语言。事实上，这也是当代西方电影的一个共通点，高概念化的政治倾向表达已经成为了最主流的艺术创作方向。

本片并非传统审美上的顶级之作，却在表达内容、方式、完成度上足以成为如今西方电影的强时代性标志，让它具有了一种偶然而得的意义。作品揭露了这些复杂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欧洲社会的，从阵营化的性别观念对立到各种复杂的价值观。这其中也包括了欧洲当代的电影创作。欧洲现在的电影艺术已经无限集中于政治内核+概念包装，概念化可以把作品包装的很好很高级，但因为过度不落地与不具体，从人物状态到事件发展，因此对其主题很难深入，只是用概念包装了现象。

《坠楼死亡的剖析》是其中之一，也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这种现象，揭开了欧洲社会与电影目前表面繁荣之下的被影响本质。可以说，它在批评的便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