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人杰出“少年”

上期文章我们聊了《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是一个词儿——“养精兵于吏”，这也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秦朝基层军事组织的基础，说得直白点，是秦国用更低的制度成本，养活一支“魏武卒”的根源所在。

本期文章，讲的是萧何，却无关什么“萧何月下追韩信”，而是他作为秦吏的那一段人生，尽管在《史记》中，这一段岁月，只有寥寥94个字。

一

最开始，三解还是要说一说，萧何的“生年”。

电视剧《楚汉春秋》中的萧何，其实年龄搞错了

在百度百科和众多网上文章中，萧何的生卒年被以确定的口吻，定在了前257年和前193年，只不过和刘邦一样，这里只有“卒年”是确定的，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而这个公元前257年的生年，在《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实则是《萧氏族谱》中的记载，在湖南隆回发现的修于康熙二十三年的《萧氏族谱》中，有详细的记录：

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六月十五日。

在众多地方留存的《萧氏族谱》中不但有萧何的出城年月日，还有萧何父亲的名字和履历：

萧何父名萧琳，字贡玉，秦时曾任兖州剌史，山东兰陵人，死后葬兰陵郡西北。

而我们知道，秦朝时既无兖州、冀州之类的州部建置，也无汉武帝时才开始派出的刺史，至于山东兰陵人的儿子，为什么会到沛县去当主吏掾，就更是无从稽考的事儿了。

虽然历史研究说真话会伤害不少人的“感情”，但还是得说实话。

存世的《萧氏族谱》在汉代的世系虽然非常整齐，但并没有超过《南梁书》和《南齐书》中兰陵萧氏对“萧何”的攀附。

如《南梁书》记载：

何生酂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

从萧何开始，世系一直到汉代名人萧望之，《汉书》中有传：

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

半个字儿没有提到萧望之是萧何的后人，而他的籍贯也是“兰陵”，而非“沛”，并由兰陵迁至关中“杜陵”，此时，萧何的后人，仍以“长陵”萧氏之名存世，所以，东汉中后期的王符在《潜夫论·志姓氏篇》中就写道：

汉兴，相国萧何封侯，本沛人，今长陵萧其后也。前将军萧望之，东海杜陵萧其后也。

请注意，王符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南齐、南梁还有几百年才出现，所以绝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只是对其所处当代的事实写下来，说明这两家名门望族虽然同姓，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这些矛盾，后世史学家多有指出，包括为《汉书》作注的唐人颜师古，以及编撰《南史》的唐人李延寿，至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也在《十七史商榷》卷五五“萧氏世系”条中直白地指斥：

《齐》、《梁书》叙萧氏谱系附会错谬正多。

正因为唐人对《南齐书》、《南梁书》中的世系非议极多，到北宋人编撰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干脆换了一套世系，比前者还不着调，直接生造了一群萧何的子孙出来，因为实在荒诞不经，哪怕是明、清时大规模编撰的诸多《族谱》也没有采信，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南齐书·高帝纪》、《南梁书·武帝纪》的名头更大，毕竟是皇帝“权威认证”。

既然提到“族谱”，其实也算是近年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人突然热衷于“认祖归宗”，并极为感兴趣寻找名人世系，归并同一祖源，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还真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唐末大乱之后，延续近千年的“士族传统”几乎绝灭，原本通过南北朝时代的官方定籍和“氏族志”等公共资料区分传承的家族谱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人口迁徙和新的平民政权的建立，直接导致了“谱牒”这个东西飞入寻常百姓家。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几乎见不到真正可以确信唐代之前，甚至北宋之前先祖世系的“家谱”，这不是什么“家族感情”或是“我认为”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要以为古人就不爱攀附名人、伪造祖宗，在这点虚荣心上，其实今古皆同，所以，这个证据，根本不能作数。

也正因为如此，萧何的生年，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也可能永远无从稽考。

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摸索，尝试解答。

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这句话，字数虽少，信息量却不小，只是在秦、汉简牍没有出土的年代，光靠文献记载，很难把握其中的“玄机”。

“玄机”在哪儿呢？

我们需要对照一下刘邦和夏侯婴的经历：

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史记·高祖本纪》）

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萧何“为沛主吏掾”前面，少了一个“试”字，而他的这句话措辞，与《史记·曹相国世家》中的记载又有不同：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简言之，刘邦、萧何、夏侯婴三人说的是“过程”，而曹参则说的是“结果”、“状态”，简单对比，就可理解司马迁在其间笔法的细微区别。

那么，有比较价值的，其实仍是刘邦、夏侯婴为一组，萧何为一组，多出这个“试”字，《集解》引应劭的注释是：

试补吏。

实际上形成了循环论证，还是没有说清楚意思，比较幸运的是，《汉书·平帝纪》的注释，引用了如淳的解释，即汉代新吏有一年的“试守”期限，正式除吏后才能食“真俸”，翻译成今天的话讲，就是新上任的官员有1年的试用期，试用期期间不享受全额工资，必须等到试用期满合格，才能享受全额工资。

不过，有研究者在考察了里耶秦简中一系列吏员的“阀阅”后发现，秦朝应该没有这种制度性的“试守”期，所谓的“守”官，往往是代理职位，而且时间长短往往到不了一年，且没有一定之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某些人理解的“考试”呢？

二

答案更是“否”。

已知的材料并不支持秦代存在基层官吏考试选拔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沈刚在《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职官选任》（刊于《历史研究》杂志2017年04期）一文中有系统性的讨论，秦的官吏选任程序，采取的是严格的“保任制”，即由县级长官（县令或县丞）推选补吏人选向郡一级申请，相关文书必须确认被推举人的年龄、资历、能力均达标准，并说明理由，如因功提拔，或是补缺。

然后，由郡守府行文尉曹履行最终的置吏权力，也就是“尉”的属吏下文，完成最后一道“除吏”的手续，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

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遺之，以律論之。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简要翻译，唯有“尉”任命的官吏才算数，可以开始办公和办理工作交接，啬夫，也就是部门主官调走，不允许任命他的旧属官到新的单位任职。

这套体系，从基础逻辑上，就是与“考试选拔”冲突的。

“保任制”的基础逻辑，即在一个官吏选任的每个环节，都要确定一个“用印者”作为责任人，以便追究“连坐”，而且“责任制”是双向的，不仅“被举者”犯法，要追究“举主”的连带责任，“举主”犯法，其所举任的官员也要区分罪责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而“考试选拔”却会“虚化责任人”，尽管对考生在考场内实现了局部公平，却也让“举”与“被举”的“一对一”关系，变成了考生与考官的“多对一”的关系，这种增加甄别成本的手法，在这个制度体系之中，绝不讨喜。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试”的文字本意来入手，汉代的辞书《说文》和《广雅》中的解释分别是“用”和“尝”，实际上，仍然是“任用”的意思。

那么，萧何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萧何虽然和刘邦、夏侯婴一样都是“县吏”，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县吏”。

刘邦、夏侯婴走的入仕路线是“除佐”。

而司马迁对萧何入仕的记载很简略，“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简言之，除非是司马迁漏记了萧何的入仕职务，要么就是有意为之，尤其是特别强调了“文无害”，绝非偶然。

再结合《史记·萧相国世家》的后文：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

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

翻译过来，就是萧何先以“文无害”的理由，担任了沛县的主吏掾，又被秦朝泗水郡的监御史在业务往来中识别出来，后来就去负责“泗水郡卒史”的业务，考课排名第一，监御史要上书举荐萧何，却被他本人坚决拒绝，得以脱身，等到刘邦起兵时，他的职务又回到了沛县主吏。

详见《史记·高祖本纪》：

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

如果不深入了解秦朝的制度，这段记载乏善可陈，也不可能对认识萧何的年龄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其中本就藏有玄机。

核心点，就在于萧何的职务，到底是“主吏掾”，还是“掾主吏”，还是《史记·高祖本纪》中：

萧何为主吏，主进。

提及的“主吏”？

在这个“主吏”之下，《集解》的注释是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如果只满足于有一个解释，三国时曹魏人孟康的这个说法，足够贯通三者，因为在东汉、曹魏制度中，郡、县两级均有功曹掾，且位置显要，此处也就没什么矛盾可言。

然而，东汉的剑能不能用来斩秦朝的蛇，还要看秦朝的具体情况。

事实是，里耶秦简《迁陵吏志》记录的6类官吏，并无“掾”之名，这个词儿，虽然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汉简中均有记载，却往往并非东汉的“属官”之义，试举几例：

其他冗吏、令史掾计者。（《秦律十八种·效律》）

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秦律十八种·效律》）

格掾獄，見罪人，不以法論之，而上書言獨裁新黔首罪，是欲釋縱罪人也。何解？（《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秦朝事）

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这里的“掾”字使用都是当动词讲，即“复核”，前两例均为对“计簿”的审计、校雠，而后两例，则属于对狱案的再审，并不是当职务讲的。

与之相反，在里耶秦简保存的官方文书中，“主吏”并不罕见，并有诸多称呼的变体：

主吏，也称廷主吏、吏曹、廷吏曹。（见邹水杰：《简牍所见秦代县廷令史与诸曹关系考》，刊于《简帛研究》2016年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同一篇论文中，作者还详细排列了类似的名称：

仓曹（也称主仓、廷主仓）、车曹、户曹（也称户曹令史、廷户曹、廷户、主户、户、廷主户）、吏曹（也称廷吏曹、主吏、廷主吏）、令曹（也称令、主令、廷令曹）、司空曹（也称主司空）、尉曹（也称廷尉曹）、狱东曹（也称狱东、廷狱东）、狱南曹、中曹、兵曹、金布（也称廷金布）、主簿（也称廷主簿）、主计（廷主计）、主爵、主钱、主责（债）。

此外，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还有主市曹（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

无论是什么“曹”或是“主某”、“廷某曹”，主官名称都并非东汉制度中的“某曹掾”，而直接点明了为“令史”，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部门分工”，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只有100多户人家的迁陵县会有28个令史的编制，仅在职的就有18个。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萧何的职务应为“主吏令史”或称“吏曹令史”，而非在西汉才出现的“主吏掾”，更非孟康所理解的“功曹掾”。

对于这个变化的过程，邹水杰在《简牍所见秦汉县属吏设置及演变》（刊于《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他结合了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和严耕望先生对汉代地方属吏的考证，指出从西汉初期到西汉中后期，存在一个郡县定编属吏减少，而太守、令、长私属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到东汉完全制度化，长吏自辟的掾属反而居于郡、县实权体系的核心地位。

而这种结论，恰恰对于之前近2000年的秦汉制度史认知属于毁灭性的打击。

因为过往的研究，实质上基于存世文献，但西汉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并不关注当代制度的记录，到东汉人班固的《汉书》中，也只是基于西汉晚期制度对秦和汉初的一些建置进行了回溯。

更多的制度性记录，甚至还晚出于《汉书》，如如淳、应劭、韦昭、孟康等人的注释，以及《续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的记载，往往基于的是西汉中晚期和东汉的律文旧制。

完全不同的制度逻辑下的制度安排，通过“汉承秦制”的“万能胶”随意黏贴，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简牍迭出之后，旧的认知体系几乎要全部拆了重建，无疑也是长期的“观念史研究”传统的悲哀。

萧何的经历，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罢了。

三

言归正传，当我们确认了萧何的“主吏令史”职务之后，再来看看“文无害”和“主吏令史”结合，应该是怎样的化学反应。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收录了《为狱等状四种•（人名：字上为魏下为山）盗殺安、宜等案》的一段嘉奖申请：

一人殺三人田壄(野)，去居邑中市客舍，甚悍，非恆人（也）。有（又）買大刀，欲復（？）盗殺人，以亡之（原字为上魏下山）（此处指魏国）。民大害（也）。甚微難得。觸等以智治纖微，謙(廉)求得。五年，觸舆史去疢謁（?）爲（?）【□□□□】□之（?）。今獄史觸、彭沮、衷得微難獄，磔辠（罪）一人。爲奏十六牒，上。觸爲令史廿（二十）二歲，年卌（四十）三；彭沮、衷勞、年中令。皆請（清）潔，毋（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任謁課以補卒史，勸它吏。敢言之。

这一段文字很是诘屈聱牙，简单翻译一下，就是有个人在野外杀了3个人，跑到城中市场的客舍中居停，又买了大刀，想要再杀人，之后逃亡魏国，是一个绝对的“悍匪”，却被名为“触”、“彭沮”、“衷”的令史抓捕审讯处刑，这之中，狱史“触”已经觸担任令史22年，而“彭沮”、“衷”则无论年资还是年龄都符合“令”的规定，并具备清廉、无害、厚道诚实的美德，干本职工作公正、敬业，所以，申请补为郡卒史，以为其他官吏的表率。

可见，“文无害”是干部评价的一部分，而“触”所担任的职务，“狱史”是职责，“令史”是级别，综合里耶秦简的诸多文书还原，“狱史”实际上是“狱曹令史”的简称，顺便，咱们连曹参的职务也了解了，他和萧何实际上是平级干部。

但是，考察刘邦、夏侯婴、萧何和曹参的在《史记》中的早期经历记录，我们可以发现，萧何的“主吏令史”应该是与其他三人不同的“入仕职位”，否则，司马迁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文无害”的理由，直接像曹参一样，“秦时为沛狱掾”即可。

那么，同一个干部评价用在一个22年的“老令史”身上和一个刚刚入仕的“新令史”身上，能是一个意义吗？

当然不是，司马迁对于萧何的这寥寥数笔，恰恰是在夸耀萧何本人在“文无害”方面能力之超常。

那么，什么是“文无害”？

自古以来，众说纷纭。

裴駰《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

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閒语也。

司马贞《史记索隐》：

应劭云：“虽为文吏，而不刻害也。”韦昭云：“为有文理，无伤害也。”

《汉书音义》必定为东汉之后作品，而应劭与韦昭均为东汉末年时人，解释这个词儿时，实际上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有文采而不害人”或者说不“急刻”，而另外一种说法是方言，意为没得比，出类拔萃。

这俩，都是典型的“儒家化”后的解释，前者强调了“不刻害”，殊不知，秦制本身就不以此为道德的最高准则，更关注的是所谓的“程序正义”，而非“诛心”和“结果正义”。

而后者的“没得比”，则完全属于无标准的概念指标，范畴过大，反而毫无意义。

出土秦汉简牍中所见的“文毋害”，实质上是一种官吏任用评语，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

令曰：“獄史能得微難獄，【……】爲奏九牒，上。此黔首大害（也）。毋（無）徵物，難得。洋以智治訮（研）詷，謙（廉）求而得之。洋精（清）潔，毋（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勞、年】中令。綏任謁以補卒史，勸它吏，卑（俾）盗賊不發。”（见《为狱等状四种•同、显盗殺人案》）

这是一个案件的嘉奖批复部分，和上文中的案例非常类似，就是此案处理不易，但是办案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事儿办了，而办案人员本身，又清洁、无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礼，且劳（服务年限）、年（年龄）符合律令规定的标准，所以，提拔其为本郡卒史，希望给其他的官吏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盗贼案件消失。

类似的还有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收录的案件：

六年八月丙子朔壬辰，咸陽丞禮敢言之。令曰：獄史能得微難獄，上。今獄史舉□（人名）得微〔難〕獄，為奏廿二牒，舉□無害、謙（廉）絜（洁）敦愨守吏也，平端，謁以補卒史，勸它吏，敢言之。

这个六年，整理者根据朔闰表考订为秦王政六年，也就是在汉律里保留了秦国的案例，基本“干部评价”与上述秦简中的表述类似，对照一下，这段因功提拔的官吏个人评价，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在当时已经成为通用的，用以优秀“干部评价”的公文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无害”之外，其余的全是“德”的评语，而秦吏又称“刀笔吏”、“文法吏”，总不能一点不提业务能力吧？哪怕是汉朝人注释里的“文理”也强调的是“文”的能力，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文写作和处理能力。

而如果将“入仕”与“文无害”联系起来，汉律中的一条记载，最有参考价值，见《二年律令·史律》：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太史，太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

翻译一下，就是拟任命为“史”的学童，任“史”官职的最低标准是，总共15篇文章，能够背诵5000字以上。

在这个基础上，增加考核书法“八体”，即许慎所记的“秦书八体”，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8种，由郡一级将学童的作品交中央太史考核，取其中第一名者任命为所在县的“令史”，倒数第一不得任命为“史”，以三年为期，全国各郡合并考核，选第一名担任朝廷中的“尚书卒史”。

也就是说，萧何本人应该是通过“试史学童”的考核，取得全郡第一的成绩，而成为“沛县令史”。

萧何接下来的经历，其实也印证了这个成绩，那就是“给泗水卒史事”，对于这句话，很多人翻译为“担任泗水郡卒史”，结合萧何在秦二世元年仍在担任“沛主吏”可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郡卒史”和秦朝所有的吏员岗位一样，有规定的编制定员，汉代的说法是太守府有编制10人，也就意味着，萧何的“给事”，实际上是因为“泗水郡监御史”的赏识而担任的“借调”职务，但他的表现仍旧优异，在考课中名列第一。

这种“借调”，在秦汉简牍中不常见，但在汉武帝设置“刺史”时却可看到，同样是中央派出的“监察官”，并没有自己的官署和属吏，所以，汉武帝时的刺史要从所“部”覆盖的郡、县抽调吏员来协助工作。

而之所以“泗水郡监御史”能够发现萧何这个人才，原因在于“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而秦汉吏曹所负责的“吏事”，本身就是与人事考功有关，否则也不会演变为“功曹”，这个业务恰恰是与“监郡御史”对口的，而“常辨之”，意味着，不是对他这个“人”熟悉。

因为虽然在里耶秦简的公文中屡见迁陵县“令史”或“令佐”亲自书写公文，并本人传送汇报的情况，但如果是“对人熟悉”，自然用不着“辨”了，只能是对萧何提交的沛县吏曹文书的“文法”和“书法”非常赞赏，出类拔萃，才能由文“辨”人。

可以说，以上所有的信息，都在印证萧何作为一个“文法吏”的技能超绝之处。

四

萧何的表现甚至好到让“秦御史欲入言徵何”，这里的“征”，过往的解释往往借用汉代制度，认为应解为“举荐为‘长吏’”。

然而，秦制确实不同于汉制，见岳麓书院藏秦简1886：

诸吏为诈，以免去吏者：卒史、丞、尉以上，上御史；属、尉佐及乘车以下，上丞相。丞相、御史先予新地远犫。

这里属于对犯法吏的“再授职”，在秦统一之前，犯法吏往往“废免”不再任用，而在秦统一之后，占据了巨大的“新地”，所以就出现了特殊的群体“新地吏”，“犯法吏”得到了新生。

萧何当然不属于“犯法吏”，但是，在上述律文中，御史和丞相的“除吏”分工却非常有参考价值，所谓“上御史”，不是说“御史”决定，而是由“御史”上奏于皇帝，由皇帝任命，而次一等的，才由丞相任命。

具体来说，皇帝任命的为“卒史”、“丞”、“尉”以上，“卒史”是郡级属官，与县丞、尉同列，也就意味着，县“长吏”、郡“卒史”以上都是皇帝亲命。

而“属”也是郡级属官，低于“卒史”，与尉佐和“乘车者”是丞相任命的上限，那也就包含了各种有秩乘车者、毋乘车者、斗食、佐史等等。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丞相，都不可能亲自过问低级官吏的任命，只是他们是整个程序的最高点罢了，并由他们的官署负责这些吏到新地的职位分配。

也就是说，在制度层面，“郡卒史”的任命需“上御史”，再上皇帝，而“县令史”的任命就只需“上丞相”获批即可走完程序。

所以，我们看到简牍中对于“县令史”补任“郡卒史”的文书极为郑重其事，要列明“王令”的依据，讲明“立功”的情节，再叙述“劳”、“年”合规，最后强调受推荐者的文书能力和品德，这些都是日后“连坐”追责的依据，更是因为跨越了一个重要的“身份鸿沟”。

但是，萧何却拒绝了！

这个拒绝的原因，三解准备留待最后再讲，这里先把萧何年龄的“坑”填上。

见《二年律令·史律》：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

这一条律文，指出了“史学童”17岁入学，学满3年后，在当年的8月1日进行课试，也就是说，授官时一定是20岁了。

当然，秦国的制度未必等同于汉初，因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主人“喜”的《编年纪》显示，其于秦王政三年（前244年）揄为史，应该是19岁，不过考虑到秦国“令百姓自书年”比较晚，在这之前一直是以身高为“傅”的标准，则其间有所出入也不奇怪。

也就是说，假设秦占沛县时（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萧何入学室，学满3年，应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此时考课优异，以“文无害”补为县吏曹令史，至迟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萧何已经为令史（秦以十月为岁首，8月考课，除官也需时间，应跨年，再加上“数”这个概念，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且必须有令史职权才能“护”得了），否则就不可能对“布衣”刘邦“数以吏事护之”，而只能是“护”亭长刘邦了。

两个年份一夹，萧何担任“县令史”的时间基本确定，但他入学时的年龄，就只能靠猜测了，因为秦汉没有规定25岁就不能进学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萧何还是曹参，本传都没有提及秦朝之前的经历（刘邦23岁还去张耳处游数月），而这二人又并非碌碌之人，极大的可能是“战国时代”他们都还没有成年。

那么，萧何的生年，应该在公元前240年—公元前238年之间的某一年。

另见《史记·高祖本纪》的旁证：

於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萧何、曹参、樊哙等可称为“少年豪吏”，可见在秦二世元年时，萧何的年龄不大，也就是30虚岁到32虚岁之间，尚可称为“少年”，若是与刘邦年龄相仿，快40岁的人，怎么也不可能称“少年”，若是按《萧氏族谱》里的前257年生人，那就快50了，都可以称“老夫”了。

网剧《天意》中的张良与萧何（左），张良年龄错得比较严重，萧何倒是合适

当然，以上论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秦律十八种·內史杂》中有明确规定：

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

令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上一句说的是，低等官吏哪怕能够书写，也不允许从事“史”的业务，而下一句说的是，犯法的“史”不允许再在官府任职，不是“史子”的人，不允许在学室中学习，否则有罪，也就是说，“史”的职务，按规定是“史”的家族世袭的。

萧何作为沛县人，自然是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沛县入秦后才成为秦人，他也不可能是秦国的“史”之子，那么，是不是没有可能了呢？

按照秦统一前入仕的睡虎地秦墓墓主“喜”的宦历（见陈侃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喜”的宦歷》，刊于《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确实是遵循了由“史”到“令史”：

秦王政三年八月，喜19岁，揄为史，也就是获得“史”的身份，3个月后，被任命为安陆某乡的乡史；

秦王政六年四月，喜22岁，升任安陆县令史；

秦王政七年正月，喜23岁，调任鄢县令史；

秦王政十二年四月，喜28岁，出任鄢县狱史；

秦王政二十一年，喜37岁，升任南郡郡属。

另见里耶秦简8-269号“釦”的宦历：

资中令史阳里釦阀阅

十一年九月隃（揄）为史

为乡史九岁一日

为田部史四岁三月十一日

为令史二月

钱计户计

年卅六

可直（值）司空曹

“喜”和“釦”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史”的升迁路径，一路在各级“史”职打拼，而根据单印飞《秦代县级属吏的迁转路径》（刊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1月号）一文中对一系列宦历的排比，“令史”也可以升迁为“官啬夫”、更低级的“官史”、“乡史”也可升为“乡部啬夫”，同样，“官佐”、“乡佐”也可升为“令佐”（即“令史”之异名），只是原作者将同一职务错认为了两个。

当然，这种误解完全情有可原，尽管“令佐”（见赵岩《秦令佐考》，刊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号）与“令史”（见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刊于《南都学坛》，2011年7月号）在职责任务上完全相同，但却在简牍公文中以异名出现，一定有对应的道理。

而这道理，应该就在“新地”上，于振波在《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刊于《中国史研究》2009第3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秦朝统一后，为了统治“新黔首”而在“新地吏”上的众多制度性变化，快速的疆土扩张，造成了旧的官吏产生机制不敷使用，只能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通。

另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县除小佐毋（无）秩者……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岁以上备员。

这里的秦统一后的律文，县级有秩以下级别的“小佐”的任命如果不够编制，就可以用君子子，也就是封君之子、卿爵之子，大夫之子，小爵之子，也就是大夫爵以下的“士爵”之子，以及普通的无爵公卒、士伍之子，年龄在18岁以上的补充。

在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引用的《秦律十八种·內史杂》里规定任命“佐”，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上，士伍新傅不得任命，律文规定等于被完全推翻掉。

18岁，在秦朝基本上就算是“新傅”，比如“喜”，就是17岁“傅”，如果发育差点，18岁的身高也未必能达到“傅”的标准。

五

到了汉初的《二年律令·史律》：

□□，大史官之；郡，郡守官之。卜，大卜官之。史、人(卜)不足，乃除佐。

网剧《天意》中的萧何

这实际上说的是史、卜的任命单位，最重要的是，如果“史”、“卜”不足，可以“除佐”担任，而这实际上又和上文中《秦律十八种·內史杂》“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的规定相抵牾，当然， 汉律在秦律基础上修改，不足为奇，但是，汉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律文，本质上也是秦制中“史”职供应无法满足要求导致的。

而如上的记载也说明，秦、汉的史、佐任命规则，以秦统一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的数量需要难以满足，旧的截然两分的组织体系无从支持，只能进行种种变通。

而“令史”与“令佐”名称在里耶秦简中的并存，很可能是地方组织体系之中，为了在最大限度不违背“旧律”原则基础上，所进行的变通，如“官佐”、“乡佐”升任“令佐”，“令史”调任“令佐”，或是反之，都是为了在吏员紧张条件下保证“史”、“佐”仕进分途的一种手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旁证就是，至少在里耶秦简之中，并未发现“官佐、乡佐”与“官史、乡史”相互调动的实例。

综上所述，由秦国的“秦制”到秦朝的“秦制”，再到汉初的“汉承秦制”，经历了一系列的现实变通，而绝非一成不变，正因为这种“变通”的出现以及像萧何这样的“新秦吏”的仕进，秦帝国的地基不再稳固，而是摇摇欲坠。

这与什么六国旧贵族的憎恨并无关联，而是原本充斥着“世袭”、“惯例”的静态镇压组织就像1台“发动机”，比如上文中“触”那样的“令史”，至少熬了22年（之前的经历不计），才得以申请补任“郡卒史”，他就是秦国牌“发动机”上一个最不起眼的零件。

谁能想到，在秦迅速统一之后，1台“发动机”突然间被拆散，分别装在5台一模一样的“发动机”上，并要求他们以原本的功率一样工作，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用各种残次品、报废品来填坑，并不断地发生故障，报废合格的零件，更可怕的是，像萧何这样可以在10年间跃升至“郡卒史”的优秀零件，却恨不得整台机器早点报废。

在此条件下，哪怕我们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就“坐视”着秦国牌“发动机”自行运转，它的垮台，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萧何的态度，绝非危言耸听，他对“泗水郡监御史”提拔动议的拒绝，本身就包含着对秦帝国命运的绝对怀疑。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些记载，就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比如通俗说史著作中最喜欢引用的刘邦封功臣侯时提出的功人、功狗论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翻译过来就是，刘邦说，你们都是自己跟着我，最多也就是兄弟二、三个，萧何是“举宗”，也就是整个家族数十人跟随我，功劳不可忘却，结果竟然还是“群臣皆莫敢言”，可见只是畏刘邦之威。

可我们知道，在沛县起兵时，有如下的记载：

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

萧何害怕秦朝胜利后族灭全家，竟然还“举宗”随刘邦起义？而且，之后的封赏显示，这还真不是刘邦的客套话：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

这个事实表明，萧何在反秦起义后，下“本钱”的决心，仅次于刘邦，无论战胜、战败，一家子能扛得动兵器的都上了战场，绝非“皆文吏”可以概括的。

事实可以说完全不同：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曹参这个“文吏”，自起兵之初，往往亲自陷阵，身受70处伤痕，可他对于刘邦的“忠心”，或者说私人关系，远远不及萧何，决心也远不及萧何，在征战过程中，两人的职务也很有意思，曹参屡立战功，却由近臣“中涓”不断封爵，以至于任戚县县公这样的地方官，汉国建立后，升任将军，越来越远离中枢。

而萧何和另一位“文吏”，“泗水郡卒史”周苛长期只是“以客从”，等到汉国建立，却一个任丞相，一个任御史大夫，反倒深受信任。

而上文中的“皆曰”，已经很清楚地展示了“群众意见”对萧何的评价，也就是说，所谓的“丰沛功臣集团”的领袖，实质上是依附于刘邦的“孤臣”，根本不被“本集团”认可，而这种不认可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

《史记·曹相国世家》里的说法是：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卻。

也就是说，萧何与曹参在身份低微时关系很好，成为将相后，却有很深的矛盾，哪怕曹参长期跟随韩信以偏师伐楚，“功臣集团”仍会推崇曹参，这才是所谓的“功臣贵族集团”的本相，他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也并不对刘邦俯首帖耳，而唯有萧何这样的“秦吏”，才是最好的帝王“同盟者”，他们依附于帝王、匍匐在帝王的脚下，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敲打”，仍然战战兢兢地为帝王服务。

那么，青年时代的萧何，为什么宁可毁家纾难跟随一个泗水亭长造反，却不愿意为大秦帝国的帝王服务呢？

归根结底，在于这个帝国的“优秀零件”更加熟稔秦制的运行逻辑，自然也就深知整个组织自建立之初就已经接近“临界点”，崩溃已成必然，相比仕途的进步，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自保，所以，对同乡的豪杰刘邦早早观察和投资，才有了旁人送钱三，他独送钱五的情感投资，这些微不足道的“情感投资”，与其说是早有先见之明地换取一国之相，不如说是为了天下大乱时，靠着豪杰的大树，在沛县能够自保，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最终自己能走到这个地步。

这种“官僚”的性格，用一句比较文艺的话总结，就是：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最令我辈惭愧的不是这个境界，而是萧何领悟上述关窍并开始布局的年龄——不到30岁，此后，33岁（或35岁）时他当上了汉国的丞相，37岁（或39岁）时，他成为整个汉帝国的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