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17章：张学良通过李杜找到了共产党

在那个勾心斗角的战争年代，每一位手握兵权的人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毕竟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也没有共享的档案馆，想掌握一个人的靠谱资料，只能靠自己的情报团队去搜集和鉴定。想在尔虞我诈的政坛和军界保住自己的位置和利益，既得了解自己的对手，更要掌握下属们的情况，了解他们是不是忠诚，是不是已经跟其他人暗中勾结。

在张学良戒掉鸦片去欧洲“视察”的1933年，他的情报系统并没有停止运转，调查的一项重点是摸清所有东北军军官们的动向，谁在抗日谁已经投敌，谁跟了蒋介石谁跟了冯玉祥，张学良回国后全都一清二楚。当他决定寻找共产党通过谈判来解决陕北“剿匪”问题时，张学良立马就想到了一个人：李杜，根据他手头的情报，李杜已经跟共产党走到了一起。

李杜原名不叫李杜，而叫李荫培，是辽宁义县人，1880年出生，比张学良整整大了20岁，在那个年代这就已经差了一辈了。李荫培在私塾读了12年古书，非常喜欢李白和杜甫的诗，于是在18岁那年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杜。从后来李杜存世的诗文作品来看，他可没少在诗词方面下功夫，给他封一个“最会写诗的军人”应该八九不离十。比如东北被日军占领而他兵败后蜗居上海期间，因为无力给还在东北抗日的下属筹措军饷，他痛苦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遍地荆棘树，弥天烽火烟。

岂甘沪上居，枕戈卧薪眠。

心存家国恨，梦绕白云巅。

何日驱丑虏，太平不羡仙。

（李杜书法）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方面为了给李杜施压让他选边站，停掉了他的一切职务也停发了工资，身在重庆的李杜没了收入来源，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日军战败内战又起，国民党的特务每天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没吃没穿行动还不自由，有人就建议李杜找老蒋重新谋个职位，被他果断拒绝，67岁的李杜写了下面这样的诗句：

缚鸡力尽羞看剑，世乱何须觅封侯。

痴人沉醉黄金梦，东去浪沙不回流。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将军，带兵打仗已经无能为力，对国民党的不同见解让他不屑于求个工作，他处境艰难却无能为力，但是也看透了一切，心里已经释怀。这诗句表达了他的态度，也写尽了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晚年的凄凉和孤独。文辞悲怆优美，跟宋代诗人辛弃疾有点神似。

话说李荫培改名为李杜后，他最初确实想过朝着诗文方向发展，将来做个文人。但是无奈家道中落，19岁那年书实在念不下去了，只好离开学校学做生意，按照年龄推算，他的学历相当于高中毕业。李杜去进入的是哪个行业呢？旧东北有一种后边酿酒前边销售的店叫“烧锅”，李杜就去那里做服务员，先解决吃饭住宿的问题。

从后来的经历可知，李杜是个有追求的人，这有追求的人自然不满足于做个学徒然后把一生都耗在一个店里。烧锅店做了两年服务员后，21岁的李杜因为制止“庚子之变”中溃败清兵的打劫行为被对方开枪击伤，身体恢复后怒而参军，于1901年投入义县清军二十镇，职位是管理兵饷的文职人员，这一年6月份张学良才刚刚出生。

东北的军队江湖，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一直不变，比如军服在变、武器在变、训练方法在变，朝代在变导致最高统帅跟着变，但是基层军官和士兵一直是那批人。张作霖比李杜大5岁，20岁那年和堂兄弟犯了人命案后加入清军，后来因为时局变动回到东北做起“保险队”，靠收村民的保护费跟土匪周旋对抗，通过兼并收购周边的其他土匪队伍，事业越做越大，后来主动被清政府收编做了巡防营营长。辛亥革命爆发后张作霖押中宝保护东北“一把手”赵尔巽有功，成了东三省军队“总司令”，当袁世凯去世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后，张作霖就顺理成章割据东北举起了“奉系军阀”的大旗，李杜不知不觉成了张作霖的下属。

（张作霖和侍卫官）

有理想的人从来都跟身边的人不一样，他们不会在一个行业得过且过，而是注重个人能力的提升，以求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从而实现更大的人生成就和价值，但前提是要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因为纵使个人能力再强，不到一定的位置就不能掌握一定的权力，也就没办法实现个人价值，尤其在军队系统。赵尔巽于1906年开办了“东北讲武堂”，李杜闻讯后立刻报名做了第一批学员，1907年他从讲武堂顺利毕业，担任了奉军连长，之后两三年升到了营长的位置，完成了从下级士兵到军官的转变，很显然李杜跟很多只图军饷混日子的军人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在“9·18事变”爆发的1931年，李杜担任吉林省依兰县镇守使兼东北军第24旅旅长，负责下江十三县的军事防务，任职期间狠抓军队训练和爱国思想培养，同时简政爱民在当地颇有威望。演员贾玲2021年拍过一部票房很高的电影叫《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剧情俗套毫无文学性可言，但是主题曲《依兰爱情故事》却旋律轻快感情真挚被广泛传唱，歌名里提到的“依兰”就是当时李杜带兵驻守的地方。

“9.18事变”爆发的时候，东北军精锐主力已于1年前被张学良带进北京调停中原大战，留下来驻守的那部分既分散还缺乏斗志，面对日军本就缺乏信心，张学良第一时间判断错误，期待南京方面的意见，而南京国民政府不希望扩大冲突让自己陷进去，眼巴巴指望欧美和国际社会介入干涉，唯恐自己动手影响了政治解决，还有其他军阀们的袖手旁观等等，多种原因的作用下东北军几乎没有抵抗和反击，导致东北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

在上层没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指望基层军政人员抵抗就不现实，擅自抵抗首先是违抗命令，这其实属于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性命来给情怀买单，而现实情况是东三省大量军政人员纷纷向日军投降并与其合作，不然日军也做不到在3个月内就控制东北那么大的地方。我们身处和平年代看待投降，绝对是可耻的卖国行为，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投降的当事人看重自己的性命、地位、财产以及全家人的安全，那时候军阀各自圈地驻守，大多数看不到民族利益那个高度。

而一旦能看到民族利益那个高度的人就注定不是普通人，比如李杜。李杜的上级是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此人姓爱新觉罗，心里还留着恢复大清基业的幻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属于亲日派，所以这次决定投降日本，脱离张学良创业。熙洽采用各种办法说服犹豫的军政人员，逼走主战派，于1931年9月23日在吉林建立了伪长官公署，自任伪吉林省最高长官，这可是事变发生后第5天，事变中身亡的军民尸骨未寒。第6天开始他通电给各地军政长官，让他们放弃抵抗，否则自己不好跟日本人谈条件。

由于那年头交通闭塞通信不发达，直到10月中旬这个消息才传到依兰县，李杜一听就拍桌子骂人。骂完后立刻给所辖各县发出通电，一边痛斥了熙洽的汉奸行为，一边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侵略者。当然光有呼吁和通电不能解决问题，昔日的同僚很快将以伪军的身份和自己交战，他需要实打实地准备应战。

（黑龙江依兰县）

李杜派出军官到各县登记民团的武器和人数，将他们编入战时序列，并协助进行针对性训练，以便打仗的时候配合正规军作战。李杜实打实的抗日态度得到民众和大户们的支持，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充实抗战物资。对于普通人而言，向侵略者投降是为了活命，但意味着丧失人格，也可能丧失财产和性命；而跟着一位有决心抗日的将领，既在保护财产也在保护人格，况且即便抗战失败，自己也不用承担责任，所以当这样的领导者出现时，大家就愿意跟着他尝试一回。

人们常说东北是“一夜失去”的，这个就严重夸张了。日军占了沈阳后，辽宁省政府迁到了锦州，所以日军一边向南攻打锦州，一边向北进犯吉林和黑龙江，那片广袤的土地不可能一夜失去。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南部的日军逼近了山海关；1932年1月底，日军占领了辽宁全省和吉林省大部分地区，逼近了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4个月。

当时负责哈尔滨政务的最高长官张景惠暗中通日，驻守在哈尔滨的东北军将领要么勾结日军自保，要么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和等待国联介入为由没打算抵抗，所以哈尔滨属于各自为政的“等死”状态。日本特务机关一把手土肥原贤二也潜伏在哈尔滨，他把哈尔滨的布防情报提供给日军后，日军干脆让吉林省的4个旅伪军去夺下哈尔滨，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方法搞定这件事。当消息传到哈尔滨后，城内人心惶惶，有钱人开始外逃。

李杜得到情报后，当时就率领军队顶着风雪赶往哈尔滨，两天后在哈尔滨外围与前来收城的伪军交上火，日军为了协助伪军，还派出4架战斗机投弹扫射，被李杜军队用机枪击落了一架。这场战斗打了两天，伪军被成功击退，李杜率领军队神气地进入哈尔滨市内，城内军民兴奋地挂满国旗和欢迎抗日军队的标语。随后李杜在哈尔滨城内组建了纠察队，胳膊上绑着“铁血救国”的臂章，制止亲日分子和潜伏的日本特务搞破坏，恢复了街面上的秩序。

但是包括李杜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对哈尔滨的控制只是暂时的，日军大部队一定会卷土重来，而要击退大部队，就必须组建更强大的反抗力量。1月31日，李杜召集吉林省各路主张抗日的军政要员开会，著名抗日名将马占山也出现在会场，这场会议成立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大家一致推举李杜出任自卫军总司令。这个消息比较振奋人心，哈尔滨的商会和银行界听说后，凑了50万银元送到司令部支援抗战。

2月初，搞定其他地方的日军开始为攻占哈尔滨调兵遣将。日军第二师团从正面北上逼近哈尔滨南部，日军混成旅第四旅团从齐齐哈尔由西北方向逼近哈尔滨，混成旅第八旅团从长春北上，还带着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另外还有5个旅的伪军随行。城内李杜带领的守军悲壮地布防，2月1日双方已经在外围交上火。

（东三省地理位置图）

这场战斗并没有意外和反转，从弹药到兵力再到武器装备，自卫军和日军相比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实力悬殊。面对缓慢开过来的坦克和装甲车，自卫军基本束手无策。激烈的战斗持续了5天，自卫军伤亡惨重、弹药告罄，杀红眼的李杜看到大势已去后悲愤交加，拔出手枪想在阵前自尽，被部下拦住后带出阵地，跟剩余部队退往哈尔滨东北方向的巴彦县。3月份李杜等人趁着日军主力外调的机会再次向哈尔滨发动了一次反击，结果还是不敌日军，李杜只好带领剩余部队撤到依兰县。

回到依兰后，李杜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自卫军。他带头捐出了自己经营的面粉公司和存款，然后说服当地的乡绅、商户、地主捐款捐粮，鼓励青年人踊跃参军，收编了地方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组织，并办起了军械厂、被服厂，同时派出保安部队清查特务汉奸，李杜本人坚持每天清点部队亲自监视训练，经过这一番轰轰烈烈的工作，依兰县和下江十三县又成了抗日的中心。

1932年3月8日，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于吉林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抗日名将马占山跟李杜取得联系，提议自己率兵南下，李杜率兵向东，共同夺取哈尔滨，然后两军合并进攻长春，摧毁刚刚成立不久的伪满洲国，李杜听了心里激动。行动确定后，李杜兵分三路从依兰县向哈尔滨进攻，一路上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但是万万没想到日军得知李杜大兵出击后依兰县后方空虚，直接派出舰船顺着松花江直达依兰，将李杜苦心经营的大后方给占了，前方将士补给中断，只好脱离部队各自散去，李杜被迫带着剩余人马退到梨树镇。

再次失败李杜也没有气馁，他调查走访后得知梨树镇是吉林省的大矿区，靠这个可以筹集军饷东山再起，这里可以重建为第二个“依兰大后方”。李杜没收了伪政权的矿场，建起了兵工厂，放出消息招兵买马，原来失散的自卫军士兵也纷纷前来，形势逐渐转好。这一时期身在北京的张学良也经常筹集军饷，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东北的抗日军民手里，他还任命李杜为“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李杜联系吉林省内所有的抗日队伍组建“联合军司令部”，众人再次推举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联合军在整个吉林地区有四五万人兵力。

实话实说，东北抗日队伍的精神确实可贵，但是这种局部抗战不可能击败日军彻底改变局势，毕竟他们手头没什么重武器，更缺乏国家财力的支持，所以他们打打伪军还行，要是遭遇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部队只能败退。1932年秋天，马占山和苏炳文被日军击败后退入苏联，年底辽宁省各路义勇军也被日军击败后退入热河，最后那支被日军击败的是李杜的军队。1933年1月9日，李杜因为弹药不足、下属叛变等各种因素再次兵败，只好带人退入苏联，残余部队继续在东北山林里打游击。

（抗日名将马占山）

李杜到苏联后找到了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众人在西伯利亚重镇托木斯克滞留了数月，在得不到苏联的武器支持后，只能绕道回国。1933年4月中旬一行人抵达莫斯科，两天后离开苏联前往德国，准备坐船回国。就在滞留苏联期间，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当他们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时，张学良正在前往意大利的游轮上。在海上漂了23天后，张学良在意大利上岸，自己的情报系统告诉他李杜等人目前已在德国，立刻发电邀请他们前来会面，三人日夜兼程，终于在1933年5月8日在意大利见到张学良。

虽然彼此都是军人，但在意大利见面的那次他们手头都没有兵，而且还都失去了统帅权。那一年李杜53岁、马占山48岁、苏炳文41岁，3位老大哥向33岁的张学良敬军礼，张学良还礼让座，四个东北人眼里闪着泪花。“九一八”爆发时东北军总兵力超过30万，留在东北的至少12万，而出了事敢于跟日军拼命的人并不多，眼前这几位便是真刀真枪跟日军打过仗的人，他们现在却流落在外。张学良听了他们的汇报，赞扬了他们也感谢了他们，勉励他们回国后继续抗日。虽然几个人都失去了兵权，但他们不是普通人，将来注定还有交集。

1933年7月8日，李杜坐游轮绕了小半个地球回到上海，由于之前在东北坚持抗日名气很大，南京政府封给他“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位，以向公众体现政府对抗日将领的重视。那是一个闲职和虚职，并不能参与任何军事决策，唯一的好处是李杜有了一份数目可观的工资。但是李杜没有就此躺平，自己的下属还在山里忍饥挨饿打游击，跟日军作战期间也积攒了不少想法和经验，他需要奔走相告做一些抗日的尝试。于是李杜奋笔疾书写了如何领导和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意见书呈送上去，结果他的意见被搁置一旁；李杜不死心跑上庐山亲自找蒋介石，结果还是被三言两语打发了，这让李杜很受打击。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安内不断跟日军妥协，同时打压民众的抗日诉求，尽可能将中日全面冲突后延。反正东北在偏远的北方，跟南京隔着十万八千里，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地盘，决策者们也不着急。这个做法让李杜这种急于抗日的人不能理解和忍受，这时候有个组织一直高喊抗日救国的口号，该组织虽然没有能力给李杜送钱送物，但在理念上对他非常认可，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1934年7月份，宋庆龄跟何香凝、马相伯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李杜不顾国民党的威胁做了该组织的武装部长，并签名支持我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怀着对东北抗日斗争的一腔热情，李杜逐渐跟上海的党组织越走越近。

（1935年时期的张学良）

我们前文说过，张学良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他当然清楚李杜在跟什么人交往，所以当他决定跟共产党取得联系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李杜。1935年12月张学良经常到上海和南京开会，可见从那个时候开始，年底会议就是很多。开会只是表面上的正常公务，而顺道见李杜让他从中斡旋搭上共产党的关系才是张学良心里更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东北军的命运。

张学良很顺利就找到了李杜，距离上次两人在意大利见面过去了两年多，历史又引导他们见了面，虽然彼此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但是各有各的苦。李杜苦于无法返回东北领导部队，也无法为他们筹集活动经费；而张学良苦于在陕北接连失利，损失的部队得不到补充和抚恤。所以那是一场沉重的谈话，也是一场无奈的谈话，但也是一次让李杜感到惊喜的对话。此前他就为东北军打内战忘了老家而焦虑，现在张学良主动想跟共产党谈判，意味着两人的想法出现了一致，李杜满口答应帮这个忙。

当时南京政府在陕北剿匪的机构是“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尽管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但他是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因为总司令蒋介石一年来不了西安几次。当张学良这个最高负责人想跟他的对手谈判时，最难解决的是信任问题。红军如何相信张学良是真的想谈判而不是挖陷阱下套呢？这就需要双方长期的沟通交流，那相当于一个调查取证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派可靠人员待在张学良身边，并定期汇报阶段性成果直到彼此取得了信任，这个规矩张学良是知道的，所以他让李杜帮忙找这个人。

接到张少帅的命令，李杜不敢怠慢，立即拜访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向他汇报了这个重大消息，大吃一惊的潘汉年也不敢拖延，迅速向上级党组织汇报。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派了一个合适的人去了张学良公馆，这个人叫刘鼎。张学良收到消息后，特地派自己的一位师长去上海迎接，对外宣称刘鼎是李杜的代表。于是刘鼎就公开来到西安，并住进张学良公馆。外人只知道他是东北军旧部的下属，这样的人张学良身边多的是，但没几个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刘鼎到达西安的时间是1936年的3月，那一次他还带着想去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个我们暂且不表。

（潘汉年）

再说身在上海的李杜，虽然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个高级职位和一笔工资，但他心里有事，没办法像其他同僚那样岁月静好或歌舞升平，日军对他们而言很远，但对李杜而言就在眼前。同样是军人，有些人适合待在机关单位处理文件，有些人适合上前线指挥军队，李杜就属于后者，他很清楚只有返回东北领导旧部自己的人生才有价值，而在上海他的努力一直是徒劳无获，因此他决定返回东北。他的想法向张学良汇报后，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不但提供了路费，还派自己的秘书应德田到上海以他的名义托关系协助办手续。

李杜和应德田找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从中协助从苏联进入东北的可能性，并向南京政府申请办理出国证件。纵使有张学良的关系，这个办理过程也非常漫长，直到1936年6月份他的出国手续才办理完成，这次出行他还带着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然而最后苏联迫于日本的压力不同意李杜入境，毛氏兄弟则被我党同志接到莫斯科，李杜只能遗憾地返回国内。由于一路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三个孩子，被随行监视的日方情报人员误认为他是毛泽东本人，引发了一场很有意思的误会，这件事我们之后再揭秘。

1937年李杜尝试通过新疆进入苏联未果，1938年李杜再次尝试借道苏联进入东北还是没能成功，那时候他已经58岁。在那之后直到去世，他再也没能返回东北，1933年那次兵败离开居然是他跟故乡的永别。这就跟他的长官张学良及其相似，张学良1930年带兵进入山海关调停中原大战，便是跟老家东北的永别。李杜的晚年在重庆度过，而张学良的晚年在台湾和美国度过，两人回忆故乡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同的，但内心的悲痛和无奈却是相似的。

[参考资料]

1、王书君/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第508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

2、王希亮：《李杜将军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3、李剑白：《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