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新文科”陷入误区：美国学界三次大辩论的警示｜文化纵横（下）

（二）来自行为主义的挑战

行为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前者对19世纪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热衷使它对后者十分关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发展行为主义研究的平台。在它的成员们看来，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与行为主义完全是互补的关系，帕森斯的社会理论能为在更微观的层面研究人的行为提供一个大理论基础。[52]在方法论的层面，行为主义有三个主要立场：第一，社会科学应该主要研究可观察到的个人行为；第二，为发现社会与政治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应该重视经验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并使用定量的抽样和问卷方法去验证；第三，社会科学应该发展传统欧洲经典文献体现的系统的大理论。行为主义试图模仿自然科学，它反对已经统治美国社会科学几十年的表意文字、描述、非积累以及重视制度个案分析的传统。[53]

19世纪后期成型的美国政治学一直热衷于各国政府制度的比较研究。这一方面受欧洲政治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其研究成果经常是对各国各种法律进行详细的介绍，然后再生拉硬扯地加上一些抽象的政治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政治学里已经出现行为主义的研究。然而在50年代以前，行为主义并未在比较政治学里产生重大影响。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行为主义导致了美国政治学的重组，由于它最先出现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中，因此对比较政治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第二，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大量欧洲学者逃难至美国，他们占据了许多的大学职位，从而延迟了行为主义对学科的渗透；第三，在二战期间，许多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进入美国政府工作，因此在学术界留下了空窗期。[54]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开始影响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它反对把对他国政治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战前对政府正式制度的关注，而主张研究一系列与利益集团、政党、大众传媒、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有关的非正式过程和行为。其次，它主张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反对那些模棱两可的理论陈述和不检验理论的实证研究，主张系统的理论表述和可证伪的实证研究。当时最有影响的系统性理论就是韦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但是正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限界很快就显示出来，反倒是默顿主张的中程理论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由于受社会学的巨大影响，行为主义帮助美国政治学走出了原来孤立的状态，开始有跨学科的交流。[55]

到了60年代，以问卷调查为获得经验材料的主要渠道，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定量方法被广泛采用。这使原本就有矛盾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增添了一个新的鸿沟，即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之争。当时围绕着行为主义的分歧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政治学里信奉科学的系纷纷改名为政治科学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而反对者们则拒绝在系名中加上科学一词。在美国七所常春藤盟校中，只有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改为政治科学系，而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则坚持叫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普林斯顿大学则叫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行为主义与现代化理论是美国学术界从美国例外主义转向美国普适主义的分水岭。在行为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前，美国学术界总是把美国例外主义挂在嘴上，强调美国的历史经验的独特之处。然而现代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虽然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应用对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寻找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性，也是一个美国寻找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国家，而在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下，这个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国家自然就不再是例外，而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了。与此同时，随着芝加哥大学的行为主义研究开始把芝加哥这个城市作为考察美国政治的实验室，学者们开始把他们关于美国的研究成果表述成普遍适用的“真理”。当时研究中国或者印度政治的学者总是要提醒读者，他们基于田野调查得来的研究成果只适用于那些特殊的国家，而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却将明明仅是针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装扮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56]

行为主义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社会科学研究要像科学一样积累研究成果，要积累就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断地在理论或者实证分析方面作出原创性贡献，因为只有原创性贡献才有知识积累的价值。这就使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用文献回顾了解一个具体研究领域已积累的知识，从而确立原创性研究出发点的通行手段。同时，行为主义关于用经验分析检验既存理论的要求，更是提高了知识积累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检验过程，知识的积累已经不再是在描述层面避免同样的研究，而是深化到对同样的研究问题给出的不同解释进行质量检验，这大大扩展了知识积累的深度。

行为主义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基于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挑战。田野调查经常被批评为只是详细描述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事件，而缺少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事件的描述上升为理论的价值。在行为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学科眼中，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够学术，因为其研究者们很少能提出某种能被检验的普适假设从而成为社会科学里的组成部分。[57]然而，在当时冷战的氛围中，美国对外国知识的需求十分强大，加上区域国别研究强调跨学科，重视语言和历史方面的训练，绝大部分的区域国别研究者都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还相对有限。一直到70年代，已经逐渐被行为主义主导的各个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态度与冷战结束后的时期相比仍算是比较宽容的。

（三）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面临受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强大挑战。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政治立场。现代化理论明确地支持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支持地缘政治中的美国霸权，怀疑劳工阶级的激进态度，并倾向于把政治激进主义视为精神病理。相反，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情世界上的弱势群体，理解他们的愤怒和关心。[58]

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否认各个发展中国家将会像现代化理论描绘的那样从传统向现代迈进，它着重分析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为新兴国家工业化带来的障碍。新马克思主义文献指出，为保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的优势，发达国家经常阻碍当地竞争者的崛起。发达国家掠夺边缘国家的原材料，并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工业制成品的永久专属市场，妨碍了这些国家由去殖民化向发展过程的转变。[59]世界体系理论则指出，500年前出现在欧洲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个体系诞生于此前由微型系统组成的世界帝国体系的衰竭过程中。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的形态依靠大量的分工并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框架中运转，其后，这个系统演变成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心化体制，而这个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新的形态则是基于数种政治结构在地理层面展开分工、由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支撑的全球资本主义。[60]

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来看，国际贸易条件永远对原材料生产国不利。新古典经济学预测不同的地区应用比较优势的原则会导致不同的专业化，但是20世纪中叶的全球经济结构却显示一些国家实现了工业的专业化，而贫穷国家却只有农业和采掘业的专业化。[61]民主国家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原来的欧洲帝国对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掠夺和寄生的基础上的。对前殖民地国家而言，唯一脱离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并解放自己的路就是与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坚决地脱钩。由于贸易永远与贫困国家过不去，只有离开这个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罗斯托认为殖民主义代表着前殖民地国家走向发展的起点，然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现实中的殖民主义恰恰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62]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不像现代化理论声称的那样是因为缺少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而是因为这些地区和国家一直处于支撑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发展的低收入和慢增长的边缘区域中的边缘。欧洲资本主义对前殖民地的入侵不仅没能改善土著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削弱了这些地方内部的经济能力。[63]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后发展问题的分析单位。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面临的挑战既不仅仅是克服传统的规范和结构，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做准备，也不仅仅是采用新的理念、技术、价值观和组织形式，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欧洲殖民主义带来的世界规模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把世界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所造成的不平等和剥削。[64]世界体系理论则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拒绝现代化理论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做法。它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推动力在于世界市场。市场已经逐渐取代国家，成为最根本的规制和协调的制度。世界经济的结构基于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把民族国家分成少数工业化的核心国家和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边缘国家，以及居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现代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要做出成绩的需求，而是获得利润的需求。被压迫阶层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与这个世界沟通，而是推翻这个世界”[65]。

依附理论直接拒绝现代化理论提出的传统—现代两分法。深深植根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拉丁美洲学者指出，拉美的经验并没有按现代化理论预测的那样走向民主政治，而是出现了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尽管许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主张，在后发展国家，政府是现代化的主要推手，对威权主义政权应有更为积极的评价，但是依附理论却严厉批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它指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同，拉美国家的经济被跨国公司主导，当地企业中只有为跨国公司服务的上层资产阶级才有机会盈利，其他的民族资本则被排斥到边缘。这样的经济结构带来的阶级矛盾使政治冲突空前尖锐，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经济与政治危机的频繁交替中登场。这是由军方主导，以上层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在国家治理上高度依靠技术官僚的政治体制，它排斥其他社会阶层进入政治中心。这种政权虽然重视发展经济，但是却支持跨国公司，保护上层资产阶级和垄断寡头的利益。拉美的经验完全不能支持现代化理论的预测。

在方法论的层面，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它们从宏观历史的层面研究发展问题。同时，它们鼓励区域国别研究从全球的视角分析发生在一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现象。它们凸显了研究对象国的本土历史经验和价值体系对解释该国现象的重要价值。由于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定性研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与行为主义竞争学术市场时，为区域国别研究通常使用的田野调查保留了在学术界的空间和合法性。

与现代化理论相似，依附理论也从社会学获得理论基础，只不过它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社会学家，只有极少部分是政治学家。社会学拉美学派的历史和影响要远远超过政治学。当代拉美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们，包括阿根廷的吉诺·德莫里（Gino Germani），巴西的弗洛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智利的何塞·梅迪纳（José Medina）以及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卡萨诺瓦（González Casanova），全部都是社会学家。这样一种学术发展历程使拉美的社会科学在80年代之前具有鲜明的侧重宏观结构历史分析的特征，这个范式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深刻影响。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这段时期许多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范式下进行研究的拉美学者不仅仅是学者，他们也是深入参与当时的左翼政治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换言之，他们不仅是在进行田野调查，而且是真正地参与式观察。[66]当然，尽管世界体系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也在一系列方面相似：它们都认为社会科学和历史不是完全对立的范畴，二者一起既可以提供释放当代政治动力的关键，也可以影响将来变迁的结果；二者都认为政府必须为本国人民提供福利；二者都把苏联和美国视为与南半球相对的范畴，在现代化理论中是现代对传统，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是核心对边缘；二者都未关注性别和环境的问题；二者都持世俗主义、国际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二者都相信理性并鼓励社会进步；二者都拥抱元叙事；二者都建构一种不仅能解释所有人走过的道路还能提供对未来的预测的框架和元叙事。[67]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强大反对浪潮中，反对越战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博弈场所。在这场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科试图保持政治立场的独立和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影响。[68]

在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通常传统的学科被认为是保守的，而主张了解外国事物的区域国别研究被认为是开放和进步的。然而，由于区域国别研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紧密关系，这二者之争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坚持学术界独立的政治立场，而积极为美国政府越战政策服务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受到严厉的批判。前者对后者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主张现代化理论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为美国越战政策服务时不仅降低了学术的标准，而且在道德上也应该受到谴责。

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学科捍卫独立政治立场对区域国别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亚洲研究领域“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崛起。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标志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内部因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出现了分裂：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一派与反战的一派开始针锋相对。后者在其1969年的成立宗旨中明言：“我们由于反对美国对越南的野蛮侵略和美国学术界对这个政策无声的同谋而聚在一起。亚洲研究领域的各位学者应该对他们研究产生的后果和他们专业的政治姿态负责。目前专家们不愿意发声反对美国旨在统治大部分地区的亚洲政策，我们担心这种影响。我们拒绝这个政策目标并试图改变它。”[69]

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也体现在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运动和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巨大的毛泽东思想对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影响。亚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之后基本上把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都排除在外，同时培养了一代对自己的学术作品与反共产主义战争之间的关系毫不关心的亚洲问题专家。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种族问题、阶级不平等以及女权主义等新意识形态的兴起，正在打破知识和权利的等级制的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突然间使这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和博士生们将越战与亚洲研究领域里大权威们的意识形态空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识到，60年代一个极大的政治可能性是为被压迫者代言，声讨他们身上的压迫并颠覆统治机制。[70]这个组织最初的一个明确目标是反对“两个中国”并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未来必须要由海峡两岸的人民共同决定的立场。现代化理论成为这些学者批评的直接对象，外资和外贸不再被认为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而被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71]

▍第三次大辩论：冷战后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者的辩论

（一）20世纪80年代的迷茫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不再有占主流地位的研究范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的尝试，其中之一便是新比较历史社会学。与传统的历史社会学视国家为独立的国内政治主体以及注重国际对国内的影响不同，新比较历史社会学关注更大的研究问题，比如哪些因素会导致民主或者革命。传统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在解释宏观历史过程时，重视基于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政治联盟以及这些不同的政治联盟导致的不同政治后果。新比较历史社会学则在继承阶级在历史中作用的同时，扬弃了经济决定论。[72]

新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们通常视国家为至少部分独立于社会，拥有非常庞大的资源和被国际上的军事竞争明确界定的利益。当国家认为传统的国内利益集团妨碍其达成自己的目标时，它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使用这些资源去挑战国内利益集团。国家既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军事、地缘政治和内部安全的目标与国内的特定利益集团联盟，也可以与外国势力谈判或者规制它们。

与此观点十分相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也出现了国家中心论的观点。这些文献与新比较历史社会学相比，把因变量限制在更窄的范围内，如经济政策与其后果，特别是工业化战略和经济稳定。这种观点之所以被称为国家中心论，并不是因为它认为国家是政策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因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它们的后果是国家中心论研究的对象。持国家中心论观点的学者一般在四个方面有共识。第一，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促使政府对现有战略的重新评估并寻找更佳的方案。第二，国家自治，指政府有能力在特定的时间无视某个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选择自己的政治联盟，而非只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政策制定者在应对经济环境中发生的急剧变化时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第三，技术官僚的权限，以及保护他们在决策，特别是在分配政府资源时免受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力，从而带来更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第四，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劳工的弱势、对劳工的压迫或者来自劳工的合作会增加政府选择有效政策、鼓励经济增长或者稳定经济局势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政治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认为“比较政治领域正处于危机中。现在，几乎没有学者能够界定这个领域的边界，它的研究方法一直备受批评，这个领域的学者已经不再对任何一套综合理论存在共识，学生们由于失去明确的聚焦点而延迟毕业，这个领域本身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随着战后一代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科学专家退休，连比较政治的基础知识和专长都正在被侵蚀”。[73]随着现代化理论遭到日益增加的质疑和批评，许多学者选择彻底逃离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标志着他们向没有结构的经验主义回归，而这恰恰是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要努力克服的学科内部的缺点。

幸运的是，20世纪50—60年代见证的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蓬勃发展，也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崛起。尽管现代化理论影响了许多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但是界定美国大学各种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的毕竟不是理论范式，而是具体的摆脱殖民主义后的各个地区。中东、拉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本身就不是同质的，与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本来就对这些地区的特殊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到了70年代，许多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家也开始声称他们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合作伙伴的。尽管如此，正如一个评论者指出的那样，那些回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现代化理论家们肯定有一种在大城市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又回到村里的感觉。[74]也有人形象地指出，过去在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下工作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在当时的状态设适用案例范围内、在排除出现新的假设的前提下去检验每个假设，而是选择几个个案并跟进细节。到分析的最后，变量的数量几乎永远超过案例的数量。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为了解释一个个案必须要引进一个新的变量。考虑到这种方法论的缺点，这种比较分析自认为提供了解释，但在许多读者看来只是详细描述而已。[75]

（二）历史终结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冲击

冷战结束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区域国别研究专业人员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也将过去的区域国别研究经费转移他用。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也跟随政府改变自己的赞助优先级，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持力度大幅度下降。在经费面临战后最严重挑战的同时，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矛盾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次的冲突与20世纪60—70年代围绕着现代化理论的那次冲突不同，它没有像当年越战这样迫切的政策性议题，而是主要集中在学术议题上，其聚焦点是社会科学要发展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的典型心态。1929—1933年的大萧条标志着自由市场的失败，在30年代的大转变过程中，世界迎来了罗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主义、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这三种应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时的不同的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在其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对未来政治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选择进行了激烈竞争。福山认为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社会主义也将“寿终正寝”。既然20世纪人类社会对未来制度的选择只剩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那么，从政治经济制度进化的视角看，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不再存在其他选项。

历史终结论的基本逻辑直接受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历史观和技术决定论的影响。由于技术进步保证了人类社会日益增加的同质性，所有经历过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必然变得日趋相似。福山指出：“令人震惊的是在近年发表的所有关于民主和民主转折的文献中，很难发现任何社会科学家仍然承认自己是现代化理论家，我觉得这非常奇怪，因为绝大多数观察政治发展的学者都信奉某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76]福山认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证实了李普塞特关于民主稳定与人均收入增加之间的相关性的论断。[77]福山试图通过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哲学核心，即趋同的概念，来复活现代化理论，并使它通过黑格尔关于历史的理论落地。在福山的概念里，所谓历史就是不同文明和社会秩序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1989年产生的结果只剩下新自由主义。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力量都同意接受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这唯一可行并具有合法性的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78]

事实上，在后冷战时代，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的确出现了回潮现象。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数据库显示，在1970—2014年之间，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出版物达843篇，远远超过关于依附理论的503篇和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532篇。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以每5年为分析单位，把与现代化理论有关的843篇出版物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自从1970年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现代化理论的出版物始终处于增长的状态。其中2000—2009年这10年间就发表了387篇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文章，而过去的30年间也不过才发表了456篇，2005—2009年这5年间发表的230篇是冷战结束前夕的1985—1989年这5年间的72篇的3倍以上。[79]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政治变迁为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机。从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崩溃，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这在政治学研究中更加凸显了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们一直强调的选举、立法机关和政党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意义。既然民主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唯一选择，那代表美国政治体制的选举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以研究美国选举著称的理性选择理论也就应该成为普天下适用的大理论。在政策层面，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华盛顿共识成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政策范式。市场力量的扩张和经济的自由化也对研究工业化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并推动了对相关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议题的研究，例如经济状况对投票的影响、围绕中央银行政策的政治、开放国内市场对党派分歧和政治制度的影响等等。[80]这些研究对象的转变与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最初横扫政治学的情景很相似。

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加速，使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内部事务的知识对美国而言变得无关紧要。尽管这种观点引起不断的争议，但是它为政府决策者和大学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在联邦政府大砍预算的环境中削减区域国别研究经费的理由。既然冷战已经结束，美国政府没有兴趣继续训练那些了解世界各地详细知识的专家，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超级大国可以与美国竞争。[81]

在这样的背景下，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开始批评区域国别研究。与当年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信奉理性选择的学者主张追求大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发现的规律不应该受具体时空环境的限制。他们追求的社会科学是可以发现并验证假设条件的一般性理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非常自信地否认从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搜集来的数据具有特殊价值，他们认为从南非获得的选举数据与美国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范式主张使用跨国的数据库进行定量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彰显它坚决否认政治规律受区域国别条件限制的假设。社会科学家们并不关心关于某个地区的文献，他们更热衷寻求掌握一门学科的文献。[82]

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内部也开始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战后成长起来的擅长田野调查的区域国别研究老手已经让位于年轻的技术专家。当时感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年一代，虽然他们接受的训练与他们的前辈一样，但是他们正在接受按全新的学科标准进行的评估。这套新标准使他们在竞争中与年轻学者相比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这些中年学者争先恐后地掌握新的术语和分析技术，系里按过去的标准也应该提拔他们，但是现在却经常决定避免这样做，以期待用更新、更聪明的年轻一代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83]

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反击。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区域国别专家并不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在理解到底什么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时与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之间有很大不同。这些专家们认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一个内在和常规的理论建构过程就是对可观察的经验现象进行验证过的概念化或者揭示其背后的规则。[84]虽然这些专家同意自文化相对主义开始，区域国别研究要求对另外一个文化进行研究时必须沉浸其中，掌握相关的语言和历史，对研究对象进行参与式观察，并以当地人的视角理解该文化，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得来的知识从整体而言很难传递给生活在完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人，除非这些人也曾经在研究对象国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过。他们还同意这时恰恰是社会科学可以发挥其作用：它可以提供概念和术语用来传递区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帮助把这种知识用专业的术语表达，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也必须要把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式的概念化和理论化。[85]

与此同时，这些区域国别专家们还指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严重低估了那些研究北美、西欧以外国家的学者们的洞见，这些洞见经常挑战、修正，有时也确认在学科中成为常识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在这些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看来，社会科学的使命不应该是像理性选择理论那样以建构大理论为主，而是要回避那些基于单一研究方法的普适性提炼和概括，更加重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那些有限制条件、不断被修正完善、对各种具体的政治文化场景下的鲜活知识进行概括的理论。[86]

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的理性选择理论信奉者试图在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之间、有关具体场景的知识与大理论之间，进行融合或者嫁接。按这些人的观点，区域国别研究侧重文化特征的重要性，而文化特征是靠制度来体现的，博弈论的分析技术可以为研究这些制度提供正式的工具。这些工具显示制度如何塑造个人行为和集体结果，从而提供一个探索不同政治结果来源的分析框架。虽然这些学者同意，文化的区别也体现在历史与信仰中，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决策理论可以用于探索这些历史和信仰兴衰的样态，因为有相似预期的个人如果看到不同的数据会形成不同的信仰。即使面对同样的数据，如果把似然函数用于观察到的现象，人们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唤醒他们的信仰。因此，决策理论可以揭示历史和世界观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以及在集体层面选择的政治结果。[87]

有趣的是，在这场大辩论中，一些主流的政治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发展的关于美国选举的理性选择理论实质上也是一个区域国别研究，即美国研究的产物。自从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把美国视为现代性的代表冲击了美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美国例外主义之后，美国学者倾向于把本国发生的事情视为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在60—70年代这种普适的观点已经遭到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判，许多人指出在美国被认为是科学规律的原则经常是出了美国国境就失效了。然而当历史终结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成为主流范式时，许多人又转回到“美国的就是世界的”这种普适原则的思维方式。在90年代中后期理性选择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大辩论又一次提醒美国学者，基于美国历史经验的理论在海外经常面临复杂多样的现实的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希望扩大自身理论的适用范围，至少在欧洲能通用。为了拓展美国理论的普适程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多样化框架应运而生，成为美国和欧洲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流派。但是这个框架通常限于用来分析发达国家，很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而且，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这个框架仍然强调英美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与德法代表的协调市场经济在各种制度层面以及制度运行逻辑的不同。[88]

在这场辩论中，有些理性选择理论的信奉者持一种相对妥协的立场。他们认为可以超越科学与人文。问题不在于研究者到底是用左脑还是右脑，而是如何两边都使用。他们主张基于田野调查的当地知识可以与一般形式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即把区域研究和大理论相结合，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这样一种结合将帮助人们理解塑造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我们迄今为止只能描述但却无法解释的。这些学者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同时追求基于田野调查的当地知识和大理论，而不是在二者之间选边站。为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还主张各个政治学系将不得不适应比较政治学研究生培养的特殊需求，他们不仅要拥有进行田野调查的技能，例如语言，也需要那些研究美国政治的知识和技能，如大理论、统计、数学以及经济学方面的训练。[89]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那场讨论相比，这种区域国别研究既要社会科学也要人文的立场等于是转了一个几十年的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它也成为一个占据主流社会科学的概念。然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与当年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讨论相比却既有同，也有异。一方面，有些全球化论者的确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影响，相信世界经济将向市场经济趋同或合流，以及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与现代化理论重视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的立场截然不同，全球化的讨论只重视市场的作用。同时，许多全球化的研究者们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认为全球化将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有些国家将在全球生产中向制造业的专业化倾斜，而另一些则会向服务业倾斜。即使在制造业内部，也会出现价值链的高端与低端之分。这与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十分相似。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受世界体系理论影响的学者们对全球化不同结果的认识与当年关于现代化不同结果的认识相比更深入了一步，他们开始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同结果不会局限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这个世界也不能再简单地分成中心、边缘和半边缘这三个世界，因为即使在原来属于第一世界的国家里也可以出现原来代表第三世界的阶层，而原来专属于第一世界的高收入阶层也可以出现在原来属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当年的想象，当各国在现代化的终点进入大众高消费的阶段时，他们将拥有相似的产业结构并享用相似的商品。而许多全球化的研究者们则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现代成分仍然将与非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甚至反现代的成分共存。[90]

（三）区域国别研究的新时代

刚刚进入21世纪，美国就遭遇了“9·11”恐怖袭击。这个事件不仅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而且对美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科学的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实际上早已开始，只不过“9·11”以后的社会环境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族群关系、环境保护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开始成为美国学术界重要的研究主题。由于这些主题本身更适合定性分析，深度访谈、文本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等开始成为学者们更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一个对一般性社会学杂志1995—2017年期间发表文章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学里定量方法的比重虽然有少许增加，但是由于每个杂志对题目的偏好不同，不同的题目与不同的研究方法直接相关，仍然有大量的定性分析文章发表在各杂志上。社会运动、公民社会、女权主义、抗争、文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工作、组织、劳工等研究题目更倾向于定性研究。与此同时，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两份顶级杂志，《美国社会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更偏向定性分析的文章，就连20年前基本上被定量分析文章垄断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也只是稍微更偏重定量，而且其程度甚至远逊于《欧洲社会学评论》（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91]主流学科的这些研究题目和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

“9·11”给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带来一个深刻的转变。美国政治学里的比较研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理性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辩论，在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呈现出新的状态，区域国别研究似乎与学科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面临来自学科在方法论方面的压力，在研究方法上日益从80—90年代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向更加微观层面的定量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重视理论的检验而不是理论的生成。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主流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区域国别研究文章已经冲破必须进行多国比较分析以便扩大理论适用范围的束缚，开始以一国为分析单位，而且在检验理论时更加注重其内部有效性，即是否能够准确充分地解释一国的现象，而不再关心其外部有效性，即该理论是否符合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普适的要求。[92]

冷战结束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在美国大学受过博士课程训练的研究对象国的学者开始广泛参与有关本国的知识的生产。19世纪的区域国别专家经常是被西方政府任命的官员或者是住在殖民地从事研究的学者。二战结束以后的区域国别专家通常在美国大学工作，只是间歇性地访问其研究对象国。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大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持续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毕业后许多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如今，有大量接受过美国博士课程训练后回到祖国的外国学者开始参与生产关于其母国的知识。这些学者很了解美国的学术潮流却不受其制约，更倾向于重视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样的区域国别研究既有美国式学科方面相对严格的训练，又有本国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外国人很难相比的人脉和对国情了解的知识深度。这种发展导致外国知识的生产开始从美国转移。这样一种新的全球化知识生产既打开了美国与海外区域国别专家合作的新渠道，又由于关于外国的知识开始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生产，使得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始被重新定位。全球性的研究网络有助于为社会科学在世界各地应对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一个跨国跨区域的视角，这些共同的挑战包括到底应该研究全球问题还是地方问题，应该重视基础还是重视应用，以及应该以区域国别为主还是以学科为主。这个发展将会极大地丰富区域国别研究，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美国以外，才使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更强大、深入而广泛的知识储备。

▍讨论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史上的三次辩论能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哪些启示？

首先，虽然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视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关于什么构成了田野调查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受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美国的人类学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发展出以参与观察法为基础的民族志。冷战期间美国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则广泛使用深度访谈、个案分析和文本分析，受行为主义影响较深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开始出现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后来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范式下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则更加重视宏观历史分析。80年代的新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广泛应用通过对数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来验证理论的方法。近二十年的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则出现大量的以一国为分析单位的定量分析。发展至今，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对田野调查方法的界定已经十分多样化，基本上每个学科都有其内部认可的研究方法。因此，关于田野调查到底应该以哪种方法为主的争论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研究方法最终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它是需要被不断创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墨守成规的对象。

其次，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把一套相对完整的实践和规则制度化。纵观20世纪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成型的制度化成分。20—30年代的文化相对主义首先在美国大学的人类学里正式确立了区域国别研究者必须接受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训练，长时间去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以及依靠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判断当地人行为准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学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研究对象国语言、文化和历史以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课程。冷战开始后，各种以区域国别划分的研究中心和项目在组织层面成为美国大学组织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平台，政府部门与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也已经全面的制度化。行为主义对美国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影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体现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都强调每项研究必须在学术共同体的层面实现知识的积累。为实现真正的知识积累，必须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通过制度化的研究流程、论证方法和学术规范，以科学的方法用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验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知识积累的价值。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上述特点的出现是其与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以及研究对象国的价值体系和现实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互动、冲突和磨合的结果。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层面都不可避免地受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大多数是在大学工作，而大学的组织原则是根据学科进行分工，对研究人员的评价也是在学科内部进行。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的学科都重视理论的建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激励机制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区域国别研究者的选择。当然，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永远被动地跟在学科的后面，因为重视何种理论与使用何种研究方法才算更为科学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

由于社会建构的特征，学科内部的评价标准必然受特定时空条件下学科状态的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使是自启蒙运动时就深深渗透进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我族中心主义，其影响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起伏。比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科学各学科重视的是现代化理论这种有较强的演绎色彩的普适的大理论以及行为主义主张的科学定量方法，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实用倾向和田野调查则受到质疑。但是到了70—80年代，这种普适的大理论和科学定量分析方法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宏观比较历史分析（通常是定性的）开始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时尚。强调各国普遍适用的线性历史发展方向的现代化理论，遇到了强调这种线性发展没有任何可能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击。

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对区域国别研究流行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很大的影响。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地位，而实力和地位的变化又会对美国社会科学以及区域国别研究流行何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力最为强盛并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有两段，一是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50年代，另一则是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二战的结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世纪”的开始，美国的决策者和知识分子为在冷战中与苏联争夺刚刚独立的前殖民地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现代化理论把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个整合社会科学各学科、普天下适用的大理论范式，同时为检验这个理论范式的普适性，还强调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而冷战的结束则被解读成是历史的终结，由对美国选举的研究产生而来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要搞定天下的普适大理论再次出现，试图以代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选择过程最终胜利者的身份，作为当年现代化理论的后继者，重新建立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对普适数据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又一次成为主流，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遭受空前的质疑。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和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都极大地撼动了美国这些普适的大理论的江湖地位，并对那些科学的定量方法造成冲击。

虽然学科对理论的追求仍然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区域国别研究很难拒绝研究中理论的价值，但是它仍然有选择的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化理论失去人气，许多区域国别研究者曾经一度步入不追求任何理论而是进行就事论事的经验研究的状态，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学科的强烈批评，即使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也未能为他们提供太多的掩护，这也为后来在90年代遭到来自理性选择理论的攻击留下了伏笔。在“9·11”之后，区域国别研究的合法性大为提高，它摈弃了追求外部适用性的普适理论，开始重视强调一国内部适用性的中程理论。这表明，即使是在学科关于发展理论的压力下，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仍然有空间坚持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理论。就目前而言，中程理论仍然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