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VI)(风闻调研委员会)

文革前团中央树立过一个学生典型,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温元凯,读大学三年学了几门外语,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给我很大激励。文革中温元凯在上海家中的阁楼办了一个科学沙龙,参加者不仅有研究相对论的大学生,还有研究基本粒子的女中学生,比我在科大的研讨班更多包容空间。温元凯是难得的不忌才的人,发现人才不问出身。我就找朋友把温元凯推荐给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大,在化学系当教员。我到了合肥等离子体物理所后,也经常和温元凯讨论跨学科研究的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出山,召开科学教育座谈会。老一辈科学家们的表态大都感恩戴德,只有唯一的年轻人温元凯提出改革高考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即拍板,取消领导批准,当年就恢复高考。一下子恢复了全国青年的求知热潮。

温元凯此后获得向中央建言的内参通道,就来找我商量如何上书。温元凯给我一个建议,我以前的文稿批评太多,没有做过科研的领导看不懂,不如讲故事才有说服力。我就利用一本英国的科学家发明家字典,做了1500个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分类调查,写了一篇文章《历史上的科学人才-科学家成长因数的调查报告》, 以我俩的名义在《人民教育》1979年第四期发表,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那时并无任何稿费。教育部的领导敢峰(方玄初)看到文章,把我借调北京研究《人才学》。

严济慈把我以前寄给他的科技政策史手稿转给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一个夜间我接到科委领导的紧急电话,告诉我胡耀邦提出要修改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受到老帅们的质疑,理由是以粮为纲为了保证人民战争,否则以后招兵都有问题。科委即将在东北举行一个农业问题研讨会,问我能否写篇文章,把我以前的思路整理出来。于是我一个通宵写成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1979年11月16日加了编者按发表,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我从生态和战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超越国内长期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国内外都收到出乎意料的反响。

科委领导告诉我,军队的老干部反应最好。安徽省副省长兼省政协主席顾卓新找我去谈话,他是北大学生运动出生,博览群书,兴致勃勃和我大谈历史,以为我家有军事背景。我坦白承认只翻过史记和汉书,没有时间读二十四史。谈话后我成为安徽省政协的特邀委员。正遇安徽试验包产到户,前后两任省委书记,万里和张劲夫有不同的看法。政协老人多数反对包产到户,他们的理由都是后来发现的现实:水利工程会衰败,农村贫困户失去救助,社队企业会瓦解,集体资产会流失,环境污染会严重,等等。后来中央表态推广包产到户,同时允许个别集体经济继续存在。我当时也写了若干建议,发现政协议政效果不大,会多很费时间,1980年出国后就没有继续服务。

1996年我回北大任教,去拜访推动包产到户的原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他坦率地告诉我中央的决策经过。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是李先念。杜润生和李先念讨论了试验包产到户的财政风险问题。现在中央每年要调集大批粮食给安徽解决流民问题。如果试验成功,就减少了中央的财政负担。如果试验失败,大不了恢复从前的调粮。整体看,改革没有多少财政风险。李先念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改革故事。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都是财政危机逼的,空谈理论和意识形态只会加大社会阻力。革命和建设的推进都必须解决财政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宣传者后来把杜润生说成是产权理论的代表,完全曲解这段历史。须知科学大跃进的成功正是在张劲夫的领导和杜润生的执行下实现的。杜润生也是我回国后,第一个对经济混沌的新科学大感兴趣的老干部。北大校领导从来没有问过我研究什么课题。用科学态度推动改革远比引进西方意识形态更接中国地气。

我本来希望历史学的主流杂志《历史研究》会对我的小农经济文章感兴趣,不料国内主流历史学界对我的文章保持沉默美国的汉学家反而对我的文章大感兴趣。当时在西雅图的汉学中心华盛顿大学任教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博士第一个到合肥来找我。她研究捻军历史同样注意到生态环境是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她建议我去美国读历史学位,热心把我推荐给美国汉学家的开创者哈佛大学的费正清(Fairbank),以及首先发现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魯恂 (Lucian W. Py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教授又给我介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俄文 Чаянов, 英文 Chayanov) 的工作,认为和我的想法接近。我才知道西方人类学家对中国历史有新的视角,例如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斯金纳从四川市场分布发现六角形网络,引起数学家的关注。我发现中国历史研究的局限,对西方的跨学科研究大感兴趣。裴宜理后来成为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成为美国新汉学的领军人物。但是,要我去美国读历史,又放不下对物理的热爱。

最大的反对声来自我的科大母校,不少老师和同学舆论哗然,认为我不务正业,嘲讽我为“杂家”。严济慈先生也开始忧虑我过多介入政治,担心会影响我的物理研究。科委的领导则希望我正式加入政策研究。1980年中国的党政领导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我注意到他们的经济政策和用人政策互相矛盾,对未来改革开放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思考。我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何祚庥给了我有益的忠告。何祚庥老师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感觉出胡赵不像是可以坐稳的接班人,提醒我不要过早在领导人之间站队。他建议我先到国外留学打好科学基础,同时观察国内政局,然后再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何祚庥老师的建议让我终身受益。

虽然严济慈先生坚持我要出国留学,但是学什么我早已坚定不移,就是要去普利高津那里用演化热力学来研究李约瑟问题和劳动分工的演化。那是理解文明兴衰的基本问题,我不认为重复郭沫若的历史分期研究就能解决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和普利高津联系。

巧合的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助理校长,美籍华裔著名高能实验物理学家钱致榕来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访问。他给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提出一个极富政治远见的计划,要在中国建一个国际交流中心,让美中未来的领导人在学生时代就互相了解,将来处理国际危机就有更自然的沟通渠道。这一计划得到美方校长的支持,问题是在哪里选址。钱先生提出两个方案,南京大学和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所以他亲自来合肥考察。时任科大副校长的钱临照先生是当年严济慈做实验的亲密助手,也是我大学上理论力学的老师。钱临照先生招我去见钱先生,建议选址合肥科大。不料我没有说服钱致榕,因为科大没有文科。但是我对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反而引起钱致榕对我的人生规划大感兴趣。

钱致榕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美国留学。我回答只想去得克萨斯大学的普利高津那里,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经济和社会。钱致榕对此大加赞赏。他告诉我美国的物理前辈早就研究用物理学的定量方法研究经济。他自告奋勇给我写推荐信。果然科学院给我争取到留学得克萨斯大学的名额,但是办理签证错过得克萨斯大学的开学日期,只能去得州的休斯敦大学。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钱致榕先生又给我新的建议。他建议我先抓住机会去休斯敦大学读研究生,然后第二年转学去得克萨斯大学的奥斯汀校区投奔普利高津。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的教育体制比苏联还要灵活。立刻按照钱致榕先生的建议申请去休斯敦大学的签证得以通过。我于1980年9月去美国留学。1981年秋转学到得克萨斯大学。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普利高津研究中心一干就是22年,开创了复杂经济学的新领域。钱致榕后来又参与创立香港科技大学任副校长,是香港科技大学实际上的运营家。中国科技强国的崛起路,钱致榕先生的远见卓识,值得国内教育改革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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