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书评

摘要

    绅商史研究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以马敏先生的研究最为独到，也最具代表性。马敏先生的代表作《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尤为出众。这本书为我们构建了研究绅商史的一套完整的系统，并且梳理了绅商的发展脉络、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为读者们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绅商史的丰富资源。在本书中马敏先生率先尝试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有极高的参考和研读价值。本文正是从此出发，对马敏先生的这部著作进行简单的解读。

作为旧史学范式的一种对立物，社会史一经提出，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创新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研究范式就为学者们所瞩目。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伴随着新史学的兴起而萌发，就其特点而说，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变迁”和“眼光向下”为主线，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探索。早期的社会史研究突破了原来王朝更迭的旧式范本和话语体系，开始着眼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眼光向下”的问题意识，让研究者可以突破原来“正史”的种种局限，可以从更加广泛的领域（民俗、服饰、戏曲、歌谣等等）获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素材，给予民众和各阶层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以更多的关注。加之在具体研究实践上的学科交叉性和互补性，辅以立足于社会史反观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新角度，社会史在中国一经萌发，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二十世纪中叶至后半期，经过社会史的大论战，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社会发展史的新见解，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此阶段的社会史研究受政治史研究范式影响，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社会史研究所依托的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一些改造。这也曾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度停滞，虽然有“五朵金花”的出现，但是此时的社会史研究着手于社会形态、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斗争，未能较好地保持社会史研究的方向。二十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重焕生机，并从“眼光向下”完成了到“自下而上”的过渡。这不仅仅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内部解放和自我改造，也是整个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突破。这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bottom up)地看历史，弥补了原先占主导地位的“自上而下”范式在角度、内容和方法层面上的不足。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来审视国家与权力的定位和关系，来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来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立场上的调整让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活跃的阶段。因此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以得到了极大解放，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拥有了更多的创新。此时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可以放眼于中国社会的各级区划，从国家层次一直到村镇层次，一种全方位的体系已经形成，这为人们从历史学上全面地、整体地、真实地感知中国社会提供了可能；同时，此时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构架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的体系，对于地域社会，社会史研究已经可以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展现该地域的人文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和社会生活的立体全景。在施坚雅与区域系统分析理论的推动下，中国的区域社会史也愈发成熟和完善。

在此大的发展背景下，中国近代的社会史研究实践取得了不少成果。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念的引进，以及“社会与国家”理论体系的产生，一大批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专注宏观发展的，如许檀的《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专注区域历史的，如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专注具体门类的，如许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还有专注社会阶层的，如李坚的《上海的宁波人研究(1843-1937)》，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还有综合以上角度的，如吴琛瑜的《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以书场为中心研究》，唐力行的《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等等，大小不一，成果殊丰。在这一时期，马敏、朱英和赵世瑜三位学者最具代表性，成果也最为丰硕。

在角度各异，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的成果中，著名学者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尤为引人注目。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以近代中国的绅商为对象，进行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与同时代的很多社会史研究不同，没有单纯的讨论理论和方法，而是以近代的绅商为基础，进行了实践性的、应用性的论述。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介乎于官与商之间的这块领域，即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公”领域。绅商作为“公”领域内最为活跃的整体，承担着沟通“官与商”、“政府与百姓”的责任。在中国近代激烈的社会大转型中，身份最为复杂，活动最为活跃的绅商们，他们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基于此，马敏教授从绅商的渊源（“士”阶层的兴起）说起，逐一讲解了传统绅士阶层的形成和演变、绅商合流的萌发直至近代绅商阶层形成的过程，对于各自阶段的角色分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横向上划分了绅商阶层的类型区分，阐释其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以绅商数量差异为基础，划分了绅商的类型，并给出了详细的个案分析；对于绅商从“公”的领域到近代社会城市公益的转化进行了讲解。值得一提的是，马敏先生以近代社会转型中的绅商为切入点，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问题，这是以前的学者，包括马敏先前所未开拓的。马敏采用比较研究法，将近代社会中的绅商阶层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进行了对比，阐述和解释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的看法，这在当时社会史研究学界不少学者执着于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争的背景下具有很现实的实践意义。其中马敏对绅商的过渡特征和中介角色的理论探讨，至今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理解、追问和反思。

其实中国国内对近代中国的绅商研究要普遍晚于西方国家。从50年代的何炳棣、张仲礼到60年代的Mary.C.Wright，西方对于中国的绅士和社会精英团体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而中国因为思想观念的保守，很长一段时间，绅商研究都不见起色。80年代，对于绅商中的典型人物，如张謇、周学熙，国内开始慢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把绅商作为一个社会构成体来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综述和体系。马敏先生不拘于西方理论在东方有无的争辩，因为无论“公共领域”概念也好，“第三领域”概念也罢，政府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运转，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拿绅商来说，绅商作为“公共领域”或者说“第三领域”的一部分，在“二元对立”的时代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和调和作用。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阶层又该如何发挥社会作用？这是此书抛出的又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命题。

此书的第一章，马敏先生用三节的篇幅，先后论述了传统绅士阶层和传统商人阶层的起源和定义，然后讲解了绅士和商人这两个阶层交织融合的社会背景，交待了绅士与商人的早期对流状况。马敏认识到，士不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概念，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自身的社会规定性的，士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1]，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这是士在以后壮大兴盛，成为四民之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 “绅士”阶层出现，乃至近代绅商形成的必要因子[2]。马敏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旧式商人特征出发，指出其深厚的社会基础[3]。然后从中国的社会等级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出发，交待了绅商合流的主客观原因。

在之后的第二章到第六章里，马敏对绅商的形成进行了论述，阐述了绅商这个定义的内涵。而后，他依次对绅商的社会解析，社会属性、社会功能和政治参与进行了细致的阐述。马敏先生把绅商分为世人型绅商（儒商），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例；买办型绅商，以唐廷枢和郑观应为例；官僚型绅商，以盛宣怀和周学熙为例。具体阐述了各自的定义，从儒商，官商，绅商的层次阐述了传统商人阶层的绅化和传统绅士的商化。基于绅商的传统性和乡土性，以及近代以来的现代性，马敏先生对绅商的运营方式、经营方式、生活状态和心理变化都进行了一定的论述。马敏先生还对绅商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了讲解，并进行了横向的国际比较。马敏先生称绅商为一个典型的“过渡性阶层”，对绅商的过渡特征和中介角色进行了阐发，指出资产阶级化的绅商具有亦商亦官亦学亦农的多维属性，而作为社会转型的一部分，绅商的过渡性蕴含着特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折射着历史的过程性和暂时性[4]。马敏先生指出：官商的互相渗透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转化的一种缓和形式，是金钱和权力的互通交易。接着，马敏先生论述了绅商与社会公益（从“公”的领域到近代城市公益事业的拓展）、社会团体（商人社团、博览会、劝业会等等新式的商业架构）以及与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一章，马敏先生以时间为线索，分别介绍了绅商在民族主义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时间跨度很大，从起源到现状，进行了错落有致的编排。就整部书的特色来说，完整性和系统化是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书受到学界很大好评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突破了原先对于绅商的个体分析的泥潭，从整体上对绅商这个阶层的起源、作用、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解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好比宫殿的搭建，我们不仅需要砖瓦，更需要框架。马敏先生能够基于众多的史料，构架出绅商研究的框架和基本理论，这是此书的最大贡献。

就取材而言，《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采用的史料及其翔实丰富。马敏先生在编著此书时，选材并未拘泥于某一固定模式或者固定类型，因而古今中外的各类资料，多有引证。史料的来源，不仅有第一手的报纸、调查表、报告册，也有第二手的史书、典籍和文献记载，因而数据有力是本书的另一大亮点。马敏先生对于数据的考证和援引可靠而恰当，因此整本书可信度很高。

就写作特点而言。作为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马敏先生同那个时候的很多学生一样，拥有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和热情活泼的文笔风格。《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既可以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专业书目；行文上又深入浅出，简单明晰又不失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又可以作为通识读物。这是这本书广受读者欢迎的魅力所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此书使用了纵向的动态分析研究法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法，井然有序，又重点突出，论述很有力度。[5]

不得不说马敏先生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中的成果和他先前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马敏先生的导师是学界泰斗章开沅先生，在章老先生的指导下，秉承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治学风范，马敏先生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日起，就接受着严谨规范的学术训练，导师渊博的学识和优雅的风范深深影响了马敏先生。加之章老先生以辛亥革命史见长，对于中国近代史很有见地，这些对马敏先生帮助很大。1982年春，马敏接受导师章开沅的提议，随同中国近现代研究所的刘望龄以及学友朱英前往苏州档案馆参与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这不但为马敏先生带来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6]，更让马敏先生熟悉了文献索引和整理的方法，这为马敏先生以后的论述写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支持。马敏先生对于绅商的诸多见地都基于他长期对商会，尤其是苏州商会的研究。比如，马敏先生备受冯天喻等知名学者赞誉的硕士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就对绅商进行了社会史研究。几年后马敏先生发表了《中国近代商人的心里初探》，影响很大。马敏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运用“过渡形态”的总体构想，创性地将阶级结构的剖析同社会结构演化的分析结合起来，解释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一系列的特性。可见马敏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史，尤其是绅商和资产阶级的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积累了大量成果，因此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论点鲜明，论据翔实，论证有力，也就有迹可循了。在长期治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让马敏老先生的理论体系日益完善成熟。

我们把《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放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范畴来看，这本书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马敏老先生“市民社会”雏形论的应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简称“市民社会”理论），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用于分析欧洲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种假设性理论概念[7]。萧邦齐(R.Keith Schoppa)发表《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之后，美国汉学界开始率先将“公共领域”概念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并与商会组织相联系。受此启发，国内学者开始将“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的近代史研究。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可以说是国内“市民社会”理论的最早尝试。马敏先生以“公共领域”扩张来形容当时由商会、商团、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等新式社团组织所构成的一种都市自治组织的活跃情况，把城市传统社会组织机构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为“公共领域的扩张”，把由这种扩张而导致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市民社会”的雏形或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8]与好友朱英教授提出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相得益彰，马敏先生抛弃了理论的纯粹争辩，从运用层次上实现了理论分析框架，或者可以称作研究范式的一种转换，这其实也是在运用一套新的范畴去拓展社会史的研究视野。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马敏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多的来源于他自己以及同朱英教授在苏州商会研究过程中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已注意到，晚清苏州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城市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9]。

借用马敏先生的表述，我们“把城市传统社会组织机构的转型和新式民间社团的扩张视之为公共领域的扩张，把由这种扩张而导致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视为市民社会的雏形或中国早期的市民社会”[10] “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绅商自治团体的涌现，进一步促使了晚清城市公共领域及民间社会性质的变化，开始形成类似于西方前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雏形”[11]。

马敏先生长期致力于苏州商会的研究，例如他与朱英教授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有大量对苏州商会深入的个案分析，马敏和朱英先生从实证出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后，马敏先生对于绅商进行了宏观理论方面的探索，这些都是“市民社会”理论“自觉”形成的一些基础和准备。

在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中，对绅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绅商是绅和商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社会转型中权力和财富结合的阶层转化。绅商是由商而绅的渗透，也是由绅而商的转化。在1906年政府官方的《商务官报》中，官部的一则《批京西业煤绅商常春等禀》[12]中，已经将绅商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进行使用了。马敏先生提到“所谓绅商，无非是从官僚，士绅和旧式商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部分。他们既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也不是近代的工商资本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具有相对统一，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特征；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同时又享有传统功名与职衔，可以视为新旧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13]。我们以《天津商务总会总协理与会董名单（1907年）》[14]为例：在整份名单中的17人（总理、协理、坐办各1人，会董14人）中，上至花翎二品顶戴补用道，下至从九品、同知、生员，执业的所有成员都有官衔。我们再看《苏州商会（第三届）绅商功名，职衔来源》[15]，商会中的73名绅商中，经由科举，有11人获得功名官衔，另外的62人通过捐纳（我们常说的“捐官”）获得职衔。不难看出绅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拥有自己势力的阶层。绅商亦官亦商亦学亦农，成为介于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旧社会与新时代之间的一种中介的过渡成分。胡雪岩、荣宗敬都是早期绅商的典型代表。在马敏先生的统计中，仅保守估计，近代中国的绅商阶层多大22000人之巨[16]，占全国总人数的0.01%。这一部分掌握权力和财富双重资源的人，上达官府，下通实业，把持着商会，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商会是绅商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全国商会历年统计表（1904-1913）》中[17]，统计在册的商会数目由1904的30个骤增到1913年的1076个，增长了近35倍。在林林总总的教育会、农会、体育会、救火会、拒烟会、研究会、保商会，甚至各地的保路会中都可见商会的身影，或者说在当时商会已经成为一种几乎占据主导力量的构成成分。

因此，如马敏先生说到的，以商会为核心，以众多民间社团组织为基础，这种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就形成了。通过这种在野的、市政的权利网络，城市里面的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和公益事业管理权等多方面的权力。这是中国“市民社会”的有机因子。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是潜在的、形成中的、职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社会”。这给国家和社会、政府与人民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缓冲地带。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出，二元论的说法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合适。因为就绅商而言，他们既拥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又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拥有广泛的社会背景；他们既是官，宣扬着政治利益，他们又是民，代表着经济利益；他们既是政治特权的享受者，又是人民普遍利益的代表者。绅商虽然不是国家权力的掌有者，但是他们确实是一种在野的强大势力，尤其在市政层面上，他们的影响甚至可以和政府分庭抗礼。

可以看到，在那个社会转型时期，绅商对于城市自治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以张謇为例，张謇由实业，向教育，再向慈善和公益，已经城乡并重地进行了城市自治的实践。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出资支持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复校；在张謇的一手操持下，现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370余所大学纷纷成立。伴随南通博物苑，聋哑学校等社会机构的成立，在城市自治方面，以张謇为代表的城市绅商们，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绅商作为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结合的代表者，代言着整个时代最有潜在变革因子和基层社会影响力的那一部分人的普遍声音。在社会公共领域变革的大背景下，城市的很多行政权力开始由官方下移，而这种权力的接收者就是绅商。绅商的势力和利益都扎根于基层社会，因而对于社会层面上最基本的问题有自己最真切的看法和感受。掌握着市政建设、商事裁判、地方治安、工商、文教、卫生和社会公益的很大一部分权力，绅商实实在在的是一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即所谓的中国早期“市民社会”的雏形[18]。

综上所述，我们看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不得不说它是一本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史著作。它的价值在于它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在我们看来，此书确实是一本开山性的著作，拥有极大的学术和通识价值。原因有三：

其一：《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弥补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空白。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不再是之前单一的个案研究，也不是单一的理论争辩，而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绅商的整体把握上对绅商的起源、定义、作用、属性、地位和性质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在“树木与森林”的关系上，马敏先生结合宏观分析和个案印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微观和宏观相得益彰，以一种立体的形式为我们展示了绅商整体的、真实的面貌。这也是马敏先生对于之前《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的一种的完善和开拓。同时需要指明的是，马敏先生并没有受制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在中国有无的理论之争，他是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去审读中国近代的社会史。如章开沅先生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前序中所说，单纯的理论之争，无非是从“土教条主义”向“洋教条主义”的转换。因而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马敏先生能从那个时代学术漩涡中解放出来，高屋建瓴、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

其二：马敏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公”的领域的概念是一种本土的、自觉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在中国近代的学术研究有一种误区，就是硬套西方的理论方法，随之就衍生出对理论在中国是否成立的争辩。这种纯粹的理论斗争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种“坐而论道”对于最基本的学术研究，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理论是一种方法，不是目的。方法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马敏先生能够在建设理论构架的同时把重心保持在社会史的基本研究上，学术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社会”理论来源于西方，是西方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总结，然而中国却是最为典型的东方国家，尤其是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马敏先生的理论，很多都是原生的、本土的、自觉的，我们看来，这种基于中国实际历史和社会状况的理论架构是非常合适的。马敏先生的理论构建其实对学界也是一种警醒：西方的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和参照，但不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社会史的固有方法。西方的理论确实可以给深陷空泛化研究思路的中国学界一些启发启示，但理论的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思考和开拓。而马敏先生能够立足于长期的史学研究和史料积累，通过严谨的学术规范进行理论创新创造和实践应用，这本身就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其三：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有严谨的思维逻辑和翔实的论述内容，但最为吸引我们的还是他活泼又不失稳重的文风。社会史研究，研究的是“民”的史。我们看来，仅仅有“民”的内容是不够的，还要有“民”的风格、“民”的气息和“民”的感受。虽然论述的是严谨的学术内容，但是马敏先生能够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活泼生动的文风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这是很吸引我们的一点。现在的史学开发，有两种病态现象：一种是用语生涩，行文繁琐，咬文嚼字的“掉书袋”，死气沉沉，不知所云，索然无味；另一种就是碎片化、快餐化、商业化的制作，用过度轻浮的用语和并不严谨的逻辑进行论述论证，虽然广受欢迎，但是初读有趣，细嚼无味，对于读者并无实际价值。因而马敏先生的这种学术写作风格，对于矫正信息化时代下史学资源开发的一些弊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不得不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晚，有很多不足。而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绅商研究，因为起步晚，发展历程曲折，同样有种种不足，即使《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也难以摆脱时代的种种限制。章开沅老先生、朱英教授等学者，包括马敏先生本人也认识和反思着这本书的不足。

笔者看来，此书最有待完善的不足之处在于：

其一：缺乏理论性的论证。如前文所述，基于实证，本书在理论的实际运用上做的很好，没有陷身理论纯粹批判的泥潭。但事物相生相克，对纯粹理论批判的忽视反过来也是这本书的不足所在，受时代限制，马敏先生编著此书时正处于我国绅商研究的初始阶段，马敏先生对理论的探索不足对于绅商研究学界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启发作用，也没能缓解理论之争“为争而争”的混乱局面。马敏先生的很多看法难免带有有个案性、特殊性的色彩。

其二：研究主体的倾斜。中国近代绅商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作用最大也最为明显。基于此，马敏先生很多的研究其实是对于京津地区的绅商，江浙沪绅商和两广绅商的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并不如东部发达，社会转型不如东部明显的中西部地区，绅商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中国有“十大商帮”之称，但是《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对于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的论述明显不足，对于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也缺乏力度，总的来看，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徽商和京津地区商人的跨时代传记。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晋商、秦商、潮商、闽商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样十分重要。就社会影响而言，在社会转型中，很多中西部绅商发挥的作用在指定的区域内更加明显。马敏先生长期致力于江浙沪的绅商研究，因而在《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有地域上的倾斜，虽然是出于论证和说明的需要，无可厚非。但就整个社会史研究的大范畴而言，还是需要补充和调整的。

其三：对于绅商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关注不足。社会史是“民”的史，但是出于宏观构架和理论探索的需要，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在对于绅商生活和心理的关注还是不足。绅商是权力拥有者，是财富大赢家，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同样有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人际交往，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此书在这些内容上还是略显疲软。“市民社会”理论，是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马敏先生虽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是缺陷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多多少少还是未能摆脱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一个个体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问题。马敏在内的学者们也在不断地评判、反思和改进这个弊端。

社会史研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和未实现的成果值得我们去探索。马敏先生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启示。尤其是“公”的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值得我们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不断去吸收借鉴，批判创新。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领域上上来看，《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甚至举足轻重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中国的绅商研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也任重道远。对于有志于绅商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对于那些有兴趣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实景的史学爱好者们来说，《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也不失为一本案头窗前常备的佳作。

[1]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13-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21-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3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2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这种学术性和通识性相互融合的风格是那一代从高校中走出来的学者们的普遍风格。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日本学研究学者李兆忠，他的文章架构、遣词用语和思维方法等方面同样展示出这种严谨又活泼的风格，可见其著作《暧昧的日本人》

[6]《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援引的图表中1/3皆为苏州档案馆所得

[7]马敏著《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3

[8]马敏、付海晏著《十年磨一剑——马敏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4-1

[9]马敏、朱英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第115-116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10]马敏著《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3

[11]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28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参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9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参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10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参见《清末苏州商会档案》中的《第三届职员表》

[16]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1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7]参见《中国年鉴》（第一回）：《中华民国二年第二次农商统计表》

[18]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2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