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什么很难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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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从“地主”到“佃农”

陈晶晶还记得，第一次去何家岩时，同行中国农业大学一位教授的感慨，“农民本来是‘地主’，怎么一折腾成了‘佃农’？”

何家岩，位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离重庆主城区有5个多小时车程。漫长的翻山越岭后，汽车开上一座山岗，但见悬崖峭壁下，屋舍俨然，梯田千亩，绿树环绕间，青翠的禾苗与金黄的油菜花相映，仿佛影视剧中，落难大侠自愈的世外桃源。

好山好水种好米，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这里就种植进贡皇室的高山梯田贡米。前些年扶贫攻坚期间，一斤就能卖到20多元，算是中国大米最高价之一。按说农民比较富裕，但一问才知，20多元中，农民只能赚取10多元，其中还包含了人工、种植成本，利润微薄。而另外的大头，则被中间企业赚走了。

按说，10多元一斤的收入也不低，但由于村庄耕地不足、种植方式传统，产量有限，农民纯收入依然很低。农民本是“地主”，但并不能成为土地和自身劳动的获益主体，而只能赚取“佃农”的收益——这便有了教授开头的感慨。

显然，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而是历来如此。不论粮食，还是多数经济作物，中国农民的劳作成果，往往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中间链条，包括但不限于多层收购、仓储、转运、批发、零售，才能到达消费者。最后，终端价格再耀眼，也与农民干系不大。

究其根源，正在于——中国农民难以直接参与市场，而只能倚靠层层的“市场代表”实现自己的价值。何家岩农民还算幸运，还能获得38%的销售收入，非主产区的一般作物，农民所获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如笔者老家种甘蔗的姑父，其甘蔗以捆（一捆10根）售卖，一捆15元，而这些甘蔗，拉到城市就会以根售卖，一根就能卖15元。姑父所获收入，只有城市售价的十分之一。

显然，从农民到市场，中间代表越多，农民就越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中间层级越少，农民就越能获得归属自己的市场价值。

举几个例子。

城市郊区或城中村农民，可以将房屋直接出租给城市白领，轻而易举地做房东收租。一旦碰上拆迁，还可以与政府、开发商直接谈判，有望一拆暴富，无疑是中国农民中的富裕（或潜在富裕）群体。

第二种是景区范围的农民，比如开农家乐、民宿、餐馆，售卖特产、工艺品，或者做导游、跑网约车，也可以就近参与市场。收入有保障，生活环境舒适，往往是城乡居民共同羡慕的对象。而其富裕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体参与市场的深度。

还有一种是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产区，比如栖霞苹果、赣南脐橙等，虽然也要经过经销商，但往往是城市大经销商或电商直接进村收购乃至包园，所经过的中间环节更少，农民留存的收益也就更高。

综上，中国多数地区的农民为什么难富起来？答案的关键便是：难以直接参与市场。

“何家岩的农民，怎样才能成为自身资源和劳动的获益主体？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成了陈晶晶，和她所在的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为村发展实验室共富乡村项目团队的课题。

从个体到集体

要解决上述问题，谈何容易。因为农民难以参与市场，是客观经济规律。

中国乡村经济和农民组织，向来分散，这就导致难以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无法高效满足市场需求。要提升效率，只能依靠具备规模和标准化能力的中间机构，比如大型经销商，他们往往兼具制定标准、仓储物流、分拣分发、销售推广等功能。

随之，一方面，因农民的分散、弱小、专业技能欠缺，始终难以直接参与市场，获得理想的市场地位；

另一方面，因其分散、能力欠缺、乡土文化的自我保护，农民的违约成本太低，而市场交易成本太高，外部市场始终对与农民直接交易心存顾虑。

在河南修武县的后雁门村，绿色食品“云台冰菊”的培育和经营者宋总，就一直试图带动周边村民共同富裕。但他不敢与村民直接合作，因为小农作业标准、品质难以管控，良莠不齐，一旦打着“云台冰菊”的旗号对外输出，对其品牌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同步还有其他风险：“一户小农可能只种两三亩，按市场规则，如果品质不合格，我可以拒收。但他如果跑去镇里、县里闹，跑去上访，上面发话下来，你该怎么办？其他农户跟着效仿呢？”

在宋总看来，传统“公司+农户”的乡村致富路径并不可靠。他的希望，是村里成立集体合作社，统一规范管理、约束，再通过“公司+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带动共同富裕。

显然，在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追求共同富裕的当下，这个“农民-市场”之间的中间力量，最好是在地化、而非离地（譬如城市经销商）的，即农村集体经济。这是第一层逻辑。

第二层逻辑，来自国家土地制度。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乡村能变现的资源，譬如耕地、林地、水库、河道、集体建设用地等，都归集体共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并无所有权、资产处置权。

换句话说，农民除了自己土地上的产出、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可交易的资产有限——即使有，也缺乏规模、非标，对追求效率的市场来说，沟通和处置成本太高，很不划算。

因此，乡村要与市场发生对等交易，最好的办法，也是通过集体整合、盘活，以及统一对接、管理。

综上，在农民难以直接参与市场的中国大多数乡村地区，乡村要振兴，农民要富裕，走依托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之路是最优解。

围绕共富乡村的目标，2021年底起，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与酉阳县委县政府、中国农业大学三方联合发起共富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以何家岩村为核心示范，规划建设了15个村集体主导的新业态，包括民宿、会议中心、咖啡馆、文创工坊等。曾经贫困山区的偏僻小村，具备了共建共富的经营基础。

｜何家岩共富发展新业态——临崖咖啡馆

从建设到经营

基础是有了，更大的难题开始显现——做过乡建的人都清楚，相比建设，更难的，无疑是经营。

中国乡村，不光农民缺乏对接市场的能力，整个基层管理系统，也向来如此：从村委到许多乡镇，往往重视行政管理而缺乏市场经营；一般村委，仅设支书、主任、妇女主任、治安主任、会计等岗位，真要让他们去对接市场，也常常是文不对题；许多乡村，并不缺乏资源或资产，而是缺乏能将闲置资产盘活、变现的经营性人才。

此时，何家岩要建设“共富乡村”，关键还在经营性人才的缺失——尤其是代表村民经营好集体经济、带领村庄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简称“乡村CEO”）。

显然，像何家岩这样的普通乡村，既缺乏强力产业，吸引不了足够人才，也支付不起聘请CEO的费用，怎么办？

既然现实难以提供，那就从0到1探索创新培养！

2021年，在辽宁做家具生意、身为辽宁重庆商会会长的何邦飞回到家乡。作为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何家岩人，他念乡情，关注到家乡正在进行的共富乡村建设。县里主要领导跟他说：“现在谈投资还有点早，市场还不成熟，我也不希望任何企业家在酉阳投资亏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先回来做何家岩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的CEO，运用你的经验，教会村民更好地经营。”

何邦飞深受触动，回沈阳安排好公司管理事宜，于2022年4月回到了家乡——从一个企业大老板，做了一名乡村CEO。但他一扎下去就发现，相比投资、建设，经营才是乡村最大的困难。

此前，由酉阳县、腾讯SSV、中国农业大学组成了共富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专班，在其支持下，何家岩已成立被村里人称为“共富合作社”的何家岩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并由几个本村年轻人组成了经营团队，带领村民初步建起一些业态，还将村里唯一的简陋公厕改造为重庆第一座乡村现代化厕所。

但光这些，并不能彻底改善村庄的“营商环境”。道理很简单，集体的事情，只要农民不出钱都还好办，但一牵涉到老百姓个人利益，就困难重重。

何邦飞深刻认识到，建设硬件、整治环境只是初步，后面更重要的是软件：思想统一、树立自信、引进人才。他希望有机会先带经营团队出去调研学习，增加见识，探索发展道路。但是，乡村历来缺乏类似市场经营培训机制和专项费用，要培养自己的乡村经营团队，显然需要社会助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共富乡村项目团队也深知，光给乡村搞建设，显然不足以成为乡村振兴的办法，送知识、技能，送人才、尤其是新型经营性人才，才是乡村真正所需。

2021年底，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又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发起中国首个专门的“乡村CEO培养计划”，并于2022年1月在深圳开始第一期培训。他们邀请三农领域权威学者、企业家、高管以及乡村实践专家，以长达9个月的课程学习、实训和在岗训练，共同陪伴、辅导来自全国各地的55名乡村CEO学员。

｜何家岩乡村CEO团队

何邦飞带着何家岩乡村CEO团队迅速加入。2022年夏天，在听完系列课程后，他们又赶去云南、浙江等省的乡村基地实训。在浙江杭州的永安村，同样种大米，他们已实现从种植到包装、推广的全程精细化运营，以及延伸出来的民宿、数字化管理系统等，这些都让何家岩乡村CEO团队看到了差距，但也找到了基于自然禀赋的自信。

回到何家岩后，在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的数字化工具支持下，他们学会了运营“云稻米”小程序。何家岩的优质贡米，不再需要经过中间商，也不再按斤售卖。远在大城市的城市居民，只需点击小程序，即可按9.9元/㎡的价格认养，待成熟后，就能收到这块土地上新鲜产出的大米。

认养人收获的不只是大米。通过云认养小程序，城市居民能直接认识耕种的农民，还能实时看到何家岩的风景、稻米的种植、生长和收割过程，能直观地感受到自然、土地、农民……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相连、共同呼吸，城与乡，便前所未有地衔接在了一起。

现在的何家岩贡米，按城市时兴的平方米卖，一亩地可以卖到6600元，而且收入全部进入村集体和村民的口袋。去年，种地的农民除了土地租金、劳动收入，都分到了可观的分红。

有了云稻米的成功，何家岩共富合作社一鼓作气，与农民合股、混改，陆续推出了临崖咖啡馆、无人售货便利店、高端民宿、乡村会客厅、为村明德书院等现代文旅业态。

2021年，何家岩村集体收入100万元，经过精细经营，2022年达479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83万元，提升了26%，实现了集体经济引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初步构想。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正在回归。1999年出生的何然、何权艳，两个返乡大学生，经过两年历练，已经成为何家岩乡村CEO团队的骨干。今年春天，我跟随一个广东省委办公厅、腾讯高管，共有20多人的调研团前往参观，整套接待、服务，全部由她们两个还不满24岁的小姑娘负责。

过程中，面对各级领导、嘉宾，她们始终从容、有序，那份自信、成熟，足以秒杀大多数城市同龄人。

何然还说，她身边已经有10%～20%的同龄人选择了回乡发展。而这个一度空心化的村庄，其常住人口也从600多人恢复到900多人。

从何家岩到马海

何家岩之后，2022年9月，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共富乡村项目团队来到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出人意料地，他们并没有选择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荐的村庄，而选择了一个叫马海的小村作试点示范。要知道，龙胜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龙脊梯田，景区内有许多自然景观和基础设施都不错的村庄，景区外也有广泛的选择。但他们为何选择了一个连地方干部都不太知道的偏僻小山村？

｜高山上的马海村

锦上添花的事，向来不缺人做。但对腾讯SSV来说，要面向的始终是中国最广大、最普遍的乡村，并为这些大多数探索出路径——从集体主导确保农民成为自己资源和劳动受益主体的联结机制，到“乡村CEO”经营人才培养，再到辅助乡村CEO搭建简单易学的数字化工具，通过这个“机制-人才-数字化”的共富乡村套装，腾讯SSV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乡情、普适性的乡村经营创新路径。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对腾讯SSV来说，最看重的，也正是马海村的人：这里的妇女，自发组成一个“小嫂子”艺术团，自己排练节目，演给村里人看；村里的两位“诗人”老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写诗，还组织爱好者们一起围炉夜话、玩“飞花令”；村里的老工匠，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荒废根雕、木雕、石雕、造纸的老手艺，整个村庄就是一座完整保留的“活态博物馆”……

陈晶晶和她的共富乡村项目团队，这次更加轻车熟路，在与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共创努力下，快速为村里建立起集体主导的龙马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及其乡村CEO团队，随之，打造出马海辣椒育苗和产业基地、富硒红米种植基地的同时，鼓励村民参与，升级改造了“梯田山居”，建设了“半山书吧”等。

2023年9月14日，为庆祝马海村建设升级一周年，村里决定举办一场音乐节。5月份，村里人刚刚举办了一场原汁原味的篝火音乐节，这次，他们打算更加开放、吸引更多人来马海。在腾讯SSV、粤桂协作工作队等多方支持下，这场音乐节升级为“山海梯田音乐节”。

马海村的这个夜晚，可能是村庄几百年来最热闹的夜晚。绚烂的灯光，专业的舞美，还邀请到广西籍歌手胡夏助阵。如此阵容，主角却是马海村、山下金江村，以及各地闻讯前来助演的其他村村民。他们可能白天还在地里干活，晚上就成为全网260万直播观众眼中的“明星”。

｜马海村的“小嫂子”艺术团

音乐节上，他们跳起《扁担舞》《锦绣龙脊》，唱起《欢迎你到侗寨来》《垦荒谣》，以及马海村民共同创作的村歌《马海之歌》；他们还肩扛日常使用的农具、家具走起T台秀，最后在全场大合唱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中，恋恋不舍地谢幕……

一年间，除了新改建的“半山书吧”，外表上，马海村的变化并不大。但在马海村民的心里，却早已种下自信、自强、共同富裕的大大的种子——只有心理也富起来，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其时，远在马海村以北500公里的酉阳县，正将何家岩的共富乡村模式提炼为“农民主体、制度先行、运营前置、因村制宜”的方针，在全县15个村阶段性试点后，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全县推广计划。他们还发动前期41名乡村CEO“老带新”，带动新一批乡村CEO。腾讯SSV期待的点到线、由线及面，以及更广阔的省域扩展的效果，正在发生。

在广西，腾讯SSV与粤桂协作工作队联合发起“为村共富乡村-粤桂数字农文旅”计划，正在19个试点县21个示范村展开。

在云南等地，腾讯SSV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开展的“乡村CEO”专项培养计划已进行了两年，2022年一期31名结业的CEO，其所在集体经营主体收入从550万元增至3700万元；2023年的二期，则扩大至全国12个省市、22个地市州、63个区县合作共建培养，云南省的昭通学院、曲靖师范学院，还成立了专门的乡村CEO培养学院。

在浙江，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腾讯SSV与浙江省农学会、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联合承办的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也已于9月份正式启动，首批100名学员来自浙江42个县区。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不啻为一个世界级难题，因为它看似与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语境相迥异。但放到更广阔的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本-社会收益”这一更深层的经济规律角度，又无疑是必须攻克、且未来收益深远的大课题。

这些年，无数案例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有得选，一个有追求的人、一家有追求的企业、一个有追求的民族，应该尽量去选择“难而正确的事情”。无视问题、逃避、走捷径，最终都要补上绕不过去的成本。

“让中国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就是这样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愿有能力的企业、组织、个人，共同努力。

作者：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书。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