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能给自然科学带来什么？

内容来源：公众号“赛先生” 作者：陈力阳

通过各种间接传导机制，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自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降，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四位巨人的带领下，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脱颖而出。从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道扬镳，“大路通天，各走一边”。

尽管如此，今天人们普遍承认，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中借鉴了诸多思想资源和工具资源，通过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科学化”而实现了现代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最明显的是经济学领域。

比如，今天主流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均衡”来源于物理学；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倡导的边际主义革命，其源头也是理论力学和能量物理学。在工具资源方面，高度精致化的数学及统计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在这些思想及工具资源的武装下，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传统上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域，如政府、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及文化、社会常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也纳入经济分析范畴，其涉及领域之广堪称“经济学帝国主义”。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历史学等领域。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国学研究院时，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提出，国学研究院“基本理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也就是说，要用自然科学方法重造中国国学和历史学。他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时，对报考的学生也有很高的数学要求。这代表了当时中国学界试图利用自然科学方法重造社会科学的努力。

但是，反过来，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上，今天的社会科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工具上，都没有为自然科学提供直接、可利用的资源。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适者生存”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斯密《国富论》中自私理念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生存竞争观念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几乎很难再找到社会科学直接影响自然科学的实例。

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看来，社会科学是否配得上“科学”这个称呼，都还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曾经自嘲说，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济学，在自然科学家看来也只能算是半个科学。

今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在学理上少有相通之处。自然科学给予社会科学的，要远比它从社会科学那里获取的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社会科学，主要不是通过学理，而是通过许多间接的传导机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支撑科学发展

经济投入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历史上，伽利略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美第奇家族，并将其族徽印在封面上以获取赞助；剑桥大学的薪金和资源支持牛顿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做出最重要的工作之前，爱因斯坦也需要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提供的微薄薪金以维持生计。

在今天，从自然科学家自身生存需求的满足，到科学研究所必须的经费支持，都需要多元资助体系提供保障。没有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提供支持，就不会有国家和社会长期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没有投入也就没有成果产出。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以经济投入为媒介，间接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教育制度培养科学研究者

自然科学家需要在各级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自然科学家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又会影响自然科学家日后形成原创性思想的几率。比如，教育是侧重于灌输已有知识，还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满足于让学生回答既有问题，还是鼓励学生提出新的问题，都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学术潜力。

教育的方式方法与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发达程度有关，又同时受制于教育制度、社会制度及社会环境，而这些又是多个社会科学学科实际应用的结果。

社会环境保障学术自由

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是否实现自治，是否存在着追求真理、自由讨论的氛围，在成果评价及研究资源分配上是否存在潜规则。简而言之，大学是否有精神？是否有一种自由而自律、独立而自尊、理性而自信、客观而无畏的近代精神？大学有没有精神，一方面是大学自身努力和历史沉淀的结果，另一面又确实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只有在发达的社会科学支撑下，建立起健康和开放的外部社会环境，才能实现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

团队管理造福科学研究

现代的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团队协同。团队的组建、分工、日常运营管理、进度跟踪、内部沟通、配合协作，以及对成员贡献的评价等等，都离不开社会科学提供的智慧。一个管理混乱、热衷争功夺利、内斗频频的团队很难保持长期合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本庶佑（京都大学）之所以在癌症免疫疗法方面取得突破并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离不开其研究团队和合作者的长期协作。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本庶佑也在第一时间对他们的工作表达了谢意。

同样地，201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山中伸弥（京都大学）每一次谈到自己的研究工作时，都要一一列举自己研究团队早期成员（他的三名研究生）所作的贡献，指出自己获诺奖的研究成果与他们的工作密不可分。今天，山中伸弥掌管着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科研团队。日本国民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团队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团队管理及运营的成本。而如何管理及运营如此庞大的团队，必然需要社会科学（组织经济学、经营学和心理学等）提供智慧。

评价与分配体系不可或缺

在现今科研体制中，评价体系与分配体系广受诟病。社会科学家通常没有能力对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在如何设计和构建合理、公平、开放、可纠错的评价体系方面，社会科学有用武之地。近二三十年中，经济学机制设计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洞察人性的正反面，设计合理的机制，从而激励、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抑制、克服其不良的另一面。自然科学可以借鉴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完善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及资源分配体系，以便营造有利于切磋琢磨、竞争与协作并存的良好研究环境，充分激发科学家的内在潜能。

产业机制推动成果转化

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顺畅转化，对于形成科学研究良性循环意义重大。前面提到的2018年诺奖得主本庶佑就非常重视这一点。对于每一项重要成果，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申请专利，并以此与制药公司合作，转化成功后再将经济收益回馈到基础研究中去，实现了科研与转化的良性循环。本庶佑与日本制药公司之间的顺畅合作得益于日本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社会的诚信度、社会分工的深广度以及合作机制的成熟度。无疑地，这些又与社会科学及其应用水平有关。

舆论监督与伦理制约

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资源来源于社会大众（纳税人）创造的财富，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应用于社会，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后果。所以，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接受来自媒体和大众的舆论监督和伦理制约。这就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媒体，以及社会大众之间的广泛对话和讨论。在此过程中，对话和讨论的质量取决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公民整体素质、讨论方式，以及媒体的传播方式，而这些，又都受到社会科学及其应用水平的制约。

目前，中国自然科学界与大众交流，并接受监管的程度弱于西方。贺建奎事件即是最近的明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与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相反，通过多种传导机制，自然科学的发展广泛而深刻地受到社会科学的制约，越是具有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越是如此。上述每一个环节中的负面因素，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杀伤力，轻则影响研究周期，重则使原创性成果胎死腹中。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科学落后的国家能够长期拥有繁荣、发达、充满原创力的自然科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没有发达的社会科学，就没有持久发达的自然科学。这既是历史经验与现实观察之所得，也是理论思索的必然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