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身份？

编者按

本期向大家推荐的是Tina Wu2016年发表在Citizenship Studies的More than a paycheck: nannies, work, and identity一文。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比较了两种身份的保姆及其工作：一组是有色人种移民女性，一组是美国出生的白人女性。这篇文章发现，除工作不稳定存在差异外，有色人种的移民女性会通过捍卫工作和个人的尊严来应对不尊重和歧视，而美国白人女性会通过疏远工作来回应家政工作的低价值和带来的耻辱感。

这是社论前沿第S1274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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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5年7月，美国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家政工权利法案”，确保在私人家庭工作的保姆、管家和其他家政工在法律上得到保护，进而免受骚扰和歧视。权利法案的成功通过为劳工组织者带来新的挑战：纽约市，家政工联合会一直设想在全市内进行家政工的罢工，但“建立和行使这种集体力量”需要动员更多的工人，需要在更广泛的潜在成员群体中得到集体认同，需要了解家政工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

全国家政工联盟（NDWA）是一个由当地分支机构组成的组织，目前正在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基地建设。自成立以来，该公司的使命与移民政策改革等社会运动保持一致。它也一直是几个州的家庭工人权利法案的支持者，希望提高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之下，现已解散的全国保姆协会（NANC）则在寻求一种不同的策略——通过呼吁制定国家保姆最低培训标准，以使行业专业化。2005年以来，NANC创始人组织了Nannypalooza，这是一个为期两天的专业会议，为保姆和相关企业提供儿童保育研讨机会。在企业赞助商和出席费的支持下，Nannypalooza已在全国各城市举办。

NDWA和Nannypalooza都在努力获得保姆的尊重和认可，但它们的不同策略和组织历史反映了种族、阶级和移民状态如何影响家政工的经历。NDWA等组织需要在更广泛的潜在成员群体中获得集体认同，需要满足像Nannypalooza这样的团体需求，以使保姆专业化，吸引许多美国出生的白人家政工，并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的工人（通常是移民和有色人种）。这些都需要了解工人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

这项研究对美国东北部城市32名保姆进行访谈，包括有色人种的移民女性和美国出生的白人女性，前者没有大学学位。通过文献回顾，作者发现，虽然所有保姆在劳动力市场层面上都表现不稳定（例如，低工资、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但比美国出生的白人相比，移民和有色人种更有可能经历不稳定的工作条件。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不包括住家保姆或互惠生：住家保姆通常工作时间更长，需要做更多的家务，与雇主关系更密切；互惠生通常是来自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在交换学习期间通过安置计划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保姆工作。这种就业结构使他们与其他保姆不同。

2012年6月-2013年1月，作者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大城市进行调查，在公园、游乐场、街角招募受访者。一般情况下，在市中心的居民区，一般都可以找到照顾小孩的成年人。在个别情况下，作者通过朋友或其他受访者介绍。最终，作者对32位保姆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所有受访者都是女性，其中28人为白人家庭工作，大部分保姆需要照顾未满六岁的孩子。

本研究的受访者分为两组，一组是美国白人女性，她们20-30岁，在美国出生，英语流利，并大多持有学士学位，其中一人拥有硕士学位，其中一些刚开始工作，一些已从事保姆工作几年时间（最长的13年）；另一组是移民女性，她们是30-50多岁的有色人种，英语不是她们的母语，没有人拥有学士学位，从事保姆工作3-20年不等，其中一名女性没有合法的移民证。

访谈内容涉及她们如何找到保姆这份工作，对当前/之前工作的看法、感受和对家政工作的总体感受、与雇主和孩子的关系、对育儿的看法、家政工和孩子的成长经历、对工会的看法以及工资、福利和合同。每次访谈持续60-90分钟，其中一些可能更长。采访时进行录音并转换成文字。为了保护受访者，作者使用假名。为提高可读性，作者纠正错误，并将语言连续起来，在某些情况下无关紧要的细节会有所变动。

结果

（一）不尊重、歧视和抵制

本研究中的所有保姆都经历过工作的不稳定，报酬为每小时13-16美元或每周500至600美元。除少数例外情况，大多数人没有合同，没有加班费，无法从病假或休假日获得医疗福利。她们都报告说工作时间不可预测（随时可能被雇主缩减）、工作内容不确定甚至不安全。虽然大多数人每周工作30-40小时，但工作时间不确定性很强，还会被缩减工时或克扣薪水。除担任保姆外，一些受访者还从事兼职工作。

虽然所有的保姆工作都不稳定，但有色人种移民女性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也更加容易受到剥削。其中一位保姆米拉贝尔，现在28岁，20岁时从危地马拉来到美国（没有通过代理机构），只有短期旅游签证，也没有和雇主签订合同，在美国不认识任何人。她在隔离、恐惧和沮丧的情况下在雇主家工作多年。虽然这种情况在访谈中只有一例，但是无证移民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本研究中，许多有色人种移民女性都曾有特别低工资或额外工作的经历，因为她们没有或不了解其他选择。

很多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受到来自雇主、雇主朋友、邻居或其他人的不尊重或歧视。但是，这些受访者并没有谈到受害（或不尊重、被歧视）情况，而是谈到了自己的抵抗行为。她们有时会积极应对对她们不尊重的人。或者，她们重新构建互动，拒绝没有受过教育的观念，进而保持自己作为勤奋、熟练和值得尊重的人的尊严。虽然移民女性意识到儿童保育工作是低价值的、可能会被社会瞧不起，但她们非常拒绝将其作为身份的一部分。她们中很多人认为，保姆是一份工作，可以支付自己的消费账单，它的价值不低于其他任何有偿工作。她们不仅要保持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还要就工作内容、薪资等进行谈判。有受访者会通过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来应对内外部的压力。

（二）耻辱和内部冲突

在美国出生保姆（大多是白人，并持有学士学位）也报告说，保姆工作不稳定；雇主经常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缩短工作时间，以致报酬降低。美国出生的白人保姆没有报告移民保姆经历的歧视，也没有分享太多反抗的故事。不过她们的家庭内部冲突比较多——许多美国出生的白人保姆因为自己、家人、朋友觉得应该从事其他工作，因为做保姆感到羞耻。但她们坚持认为，儿童保育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各种特殊技能，需要很强的适应性。然而，美国白人保姆不主动接受保姆工作的正式性质、价值或尊严，而是普遍强调保姆工作只是临时的，尤其是在成年早期，之后她们会从事更合适更好的工作，拒绝将保姆作为其长期身份的一部分。在她们看来，虽然保姆工作可以在某种情况下被接受，但也会觉得保姆工作可能是一种耻辱（尤其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所以她们是矛盾的。她们会选择性披露工作信息，进而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一些受访者倾向于相信“坐在电脑前是一份工作”，而“保姆”不是，保姆工作的低价值被她们内化。

讨论

所有受访者都深知，儿童保育是被社会贬低的工作；她们都经历了工作的不稳定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低工资、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然而，有色人种移民保姆，更容易遭遇歧视和不尊重——她们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选择；她们更容易受到剥削，特别是作为无证工人。但是，她们积极地保护自己和工作的价值：将工作概念化为“支付账单”的可敬工作；相信自己是一个人，应该与雇主谈判，并要求获得尊重。美国出生的白人保姆，她们对保姆的身份更加矛盾，会与自己的工作保持距离，强调保姆工作的阶段性或自己身份的其他方面。她们会将儿童保育等护理工作进行内化贬值，并认为保姆工作是社会不可接受的。在向家人、朋友披露信息时，她们会（因为自己做保姆）感到耻辱。

虽然有色人种移民妇女的经历与DWU和NDWA等组织的社会运动相一致，但美国出生的白人妇女的经历与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不太一致。当集体参与确实发生时，它可能会遵循现有的排斥模式。例如，Nannypalooza组织者（旨在使保姆行业专业化的目标）可能会吸引美国出生的白人女性，但对移民保姆尤其是无证移民，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努力使儿童保育工作专业化，会使那些的非专业、非熟练的移民工人或者少数族裔工人边缘化。像NDWA这样的团体可以选择不招募那些削弱他们承诺的人，但当在家政行业——一半的家庭工人是白人或在美国出生——扩大会员基础和影响时，工人维持个人尊严不同的方式需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