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祖先扣上“科学落后”帽子，丢不丢人？

袁岚峰的《中国科学曾经落后这不丢人，关键我们要有自信能在未来领先》（以下简称袁文）已经在风闻热了好多天。在本吞食者看来，该文核心论点之一接近于话术诱骗，“承认中国古代科学曾经落后这不丢人，你就承认了吧”。但问题在于，承认丢不丢人，取决于承认的是否是事实。如果中国古代科学确实落后，那老老实实承认自然不丢人；但如果中国古代科学不落后甚至领先，却稀里糊涂承认了，给祖先扣上一顶“科学落后”帽子，那丢不丢人呢？

（一）

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是否落后”，必须界定“中国”、“古代”、“科学”和“落后”的具体含义，避免陷入鸡同鸭讲的混乱局面。中国没有问题，“古代”问题也不大，大致是从秦朝开始，到明朝后期也就是伽利略时代以前，因为伽利略以后中国确实落后了，这个要承认。但是“科学”和“落后”问题就大了。

袁文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准确定义。“科学”在学术的定义，比较通行的有两个，一个是指伽利略以来的自然科学活动。照这个定义，伽利略以前无科学，古代中国没有，古代欧洲也没有，全人类古代都没科学。大家都没有，那说“中国古代科学落后”或者“中国古代科学不领先”就失去了意义，你没有我也没有怎么比较领先和落后嘛。

另一个定义是，把科学活动的特点抽出来，用这个来定义科学。伽利略以来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从观察、测量、试验这些科学实践来检验科学理论，如果理论和实践对不上，那就是理论不对。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更进一步，给出了一个科学的“可证伪性”标准。他说，一个理论要被称为科学理论，需要能给出明确的标准确认这个理论是错的。比如说，本吞食者宣布一个理论，“太阳一年以内会爆炸并吞没地球”，这就符合上面的标准，因为等到一年以后太阳并没有爆炸，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就可以宣布这个理论错误了。这个标准其实是确立科学实践的终极裁决权。卡尔·波普认为，如果不满足这个标准，那就不是科学。例如，布鲁诺因为观点违反了宗教信条而被烧死，这里拥有终极裁决权的是宗教信条，所以宗教不是科学。

按照这个定义，伽利略以前就有科学了，那大家都可以比了。而只要进行公平合理的比较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科学上，都没有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国之外。正是基于上述比较，李约瑟才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而袁文的“中国古代科学落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从秦汉到元朝，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都是世界领先的。

（二）

袁文的错误，首先在于把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混为一谈。该文通过引用爱因斯坦确认了演绎法的科学方法论价值，然后以中国古代演绎法没有达到古希腊的高度来论证中国古代科学不领先。

本吞食者承认演绎法的科学方法论价值。但是，本吞食者要指出，第一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是两码事，第二演绎法不仅可以作为科学方法论，也可以作为阻碍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中世纪经院哲学就是用演绎法来辩论“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这种无聊命题，导致科学发展缓慢。

袁文的错误还在于，比较缺乏公平性。你可以批评中国历史上数学曾经退步，但中国古代数学大退步的同时，欧洲发生了什么呢？要比就公平地比嘛。不要紧盯着中国古代的退步大讲特讲，却对同时期欧洲直接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选择性失明。

按照前述卡尔·波普的标准，数学是不属于科学的。这一点可能有些出乎意外，但数学确实不必以科学实践作为终极裁决。因此，袁文的论述最多支持“中国古代数学最高水平中国低于中国以外的最高水平”，不能支持其对中国古代科学水平，尤其是同时期横向相对水平的结论。

即以数学而论，袁文也只是他的个人观点，并非数学史学界的共识。中国古代数学确实没有建立公理体系，离古希腊几何有相当的距离，但演绎法和几何学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俗地说，是团体最高分历史第二。而在计算和计算方法方面，则以祖冲之的圆周率为代表，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而且，中国古代数学这个团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当时团体最高分第一的。当然这个第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数学处于失传状态，但是第一就是第一，哪怕是大家都退步你退步更慢得到的第一。对于这样一个称雄世界上千年的英雄团队，非要扣一顶“落后”的帽子，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三）

袁文的观点，“中国古代只是技术领先，科学并不领先”，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作为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存在了好几十年。但是这是一个拙劣的回答。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精彩的问题。它问，为什么创造了辉煌灿烂古代科学技术的中国，没有继续创造出近代科学，反而落后了呢？哪怕你不能给出一个回答，也会惊心动魄于它所揭示的科学发展史之波澜壮阔。哪怕你祖上辉煌了上千年，一旦不努力，就有可能在短短一两百年的时间里被一群天涯海角的蛮夷小国超过，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惨境地。而反过来，它又可以成为必胜信念的来源：既然小国一努力都能创造辉煌，那十几亿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一两百年，又有什么理由不能重回世界科技之巅并长期雄踞呢？强敌不可怕，祖产不可恃，唯一靠得住的是当下的艰苦努力，这就是“李约瑟问题”的精彩之处。

而“中国古代科学不领先”则完全消解了李约瑟问题的精彩。科学不再是奇峰突起难以预料的进程，而成了单线前进的平缓发展，古希腊先哲所创造的演绎法和公理体系则是发展的唯一源头。达不到这个源头就是不先进，哪怕你在观测和计算上达到了更高的高度。而要想汇入科学发展的进程，就必须先放弃中国先哲的思想和路线，改换门庭匍匐于古希腊的脚下。这种思想路线，再口口声声“自信”“有信心”，又有什么信心可言呢？

中国古代科学是辉煌的，躺在辉煌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是丢人的。但另一方面，否认古代科学的辉煌，给创造这些辉煌的华夏先哲扣上“落后”的帽子，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先进”，则更丢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