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不公？马恩牌打得飞起？歇歇吧！

大头鹰、独夫、赛雷这期节目片段其实挺有意思的，特别是独夫跟赛雷提到的一个观点，对于科学客观解释国内分配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性。

独夫和赛雷认为，我国通过构建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供应链，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的消费成本，这本身也是一种变向保障民生，做分配的方法。

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那么就是看待分配优化，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思维维度。

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分配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到手的工资增加了，然后围绕工资变化，抓住国内几个贪官，几个败家富二代，大谈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上的缺陷。

起手先说结论，不喜欢看长文的人可以快速了解我的核心思路，杠精们在断章取义地抬杠的时候，也先看看再说，我认为：

1.我国收入分配，或者说收入不如预期高的主要矛盾，在于外部对我们的剥削，国内的分配存在问题，但属于次要矛盾。

2.我国对于收入分配的优化，其主要部分并没有体现在某些人所预期的，增加薪酬的地方，而体现在了国家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成本降低上。这从直观上来看确实不如去美国挣汇率差赚得多，但美国根本提供不了中国这样的公共产品---其实这也是大头鹰系列视频最核心最核心的观点！

说完结论，进入论述阶段，在我看来，要完整地谈论收入分配，起码应该有下面四个维度：

1）工资变化维度（到手的钱变多还是变少）

2）消费能力的变化（相比之前，我能消费得起的东西是否变多了）

3）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同样一件东西，我之前消费和现在消费，哪个更容易）

4）上述变化成因的结构性分析

第一个维度：这是我们网上那群打马恩牌的最爱谈论的维度。反正就是拿特斯拉工人的工资来踩国内工厂的工资，你收入比不上特斯拉，那你就是黑心老板，剥削工人。

且不说上海那个地方的物价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别，特斯拉工人一个月上万的工资，其实在四川眉山一些高精尖的化工企业里也是能够做到的。甚至连我们这个种规模不大的厂，忙季也有工人工资上万的情况。

当然，从数量上来讲，眉山本地到手的工资肯定还是比特斯拉差一些，但请问上海什么消费水平？什么房价？眉山又是什么消费水平？什么房价？

所以，即便是谈工资，这些网上闹得厉害的马恩牌打手也是极为片面，极为断章取义的。

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对比样本所处客观环境的差异性，是典型的单一参数对比而非系统性对比，甚至在单一对不上，对于数据的来源也是极为敷衍。

主打一个情绪输出流，但就是不跟你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

第二个维度：网上有许多怀念改开之前的文章，扭曲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而强行用前三十年去踩后三十年，仅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吃大锅饭。

要对付这种谬论，就必须谈及第二个维度，就是大众的消费能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我在农村生活，家里烧的是蜂窝煤，房间里用的是煤油灯，没有电，没有网，小朋友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田间抓虫子，放火炮。

2010年左右，我从国外回来，再去老家，却看见我侄儿在房间里玩跑跑卡丁车。当时我没有太留意这件事情，但后来听了温铁军老师讲五通，瞬间就明白了，这是国家把基础设施修到了村里，通路、通电、通网、痛水、通气，五通下去，我侄儿才有机会在村里玩网游。

同样，以前农村里家家户户摆的是鸡公车，开货车的都算是能挣钱的。而现在每次回村，看到家家户户都停着小轿车，大家对于买车开车这事儿已经习以为常。这其实就是消费能力上去了。

我们很多网络段子手总是拿着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极端贫困村子个例来说中国农村落后，说我们收入分配有多么不公。但这些人真的去过农村，跟农民交流过，看过当今农民的生活吗？

别的不说，去成都网红景点空港花田看看，看看旁边的云华新村的基础设施，这是在剥削农民吗？

网上某些媒体，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个流量，为了登子的经费，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制造矛盾，从来都没有正视客观发生在我国的大量的转移支付，大量的扶贫工作，一边装得跟个白左一样，天天关心穷人生活，一边又指着乡村振兴、中西部投资破口大骂，说这样做没有经济效率，是浪费钱。

在自己的思维狭间，其逻辑都是紊乱的，就这么些菜鸡货色，还能在中国互联网环境里吃到流量的红利，能挣到钱，这恰恰说明我国这收入分配工作做得还算是做到了位吧。

第三个维度：第三个维度跟第二个维度其实是一体的，正是因为相应商品的价格下去了，我们的消费能力才能上去。

对于这点，很多人一定会疑惑，相较于以前，这物价不是大涨了一波吗？怎么价格就下去了？

我这里说的价格下降，指的是工业品的价格下降。而网友所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那些依托于“土地财政”引起的房价上涨以及房价上涨所波及到的，需要与“房配套”的产业所生产出的产品与提供的服务的涨价。

实际上，中国的工业用地价格并没有像商品房用地的价格那样剧烈的波动。我们恰恰是通过大量对于工业的补贴和扶持，构建起了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这产业链起来了，相关工业品的生产成本、渠道成本就会下降，随之，这些工业品的消费价格也会下降，也就反过来补贴了民生。

就拿汽车来说吧，我记得20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家里想买一台大众的POLO，价格多少呢？19万；并且即便是同年的国产夏利，也要15万左右。

这可是2000年左右的十来万，放现在起码也是三四十万的购买力。但当时国内的汽车产业链不完整，合资车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你要买车，就是贵。

我们再看看现在大众POLO在国内的价格，封顶12万，最低9万。这背后的购买力变化，我想是个脑子正常、屁股端正的人都能看懂吧。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能在手机、空调、冰箱、电视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上看到。大家可以想想80年代的三大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大哥大”的东西，那个时候这可是身份的象征了，现在呢？连路边卖菜的大妈都标配着智能手机。

可以说，我们凭借补贴工业所打造出的本土化的工业体系，打掉了国外品牌的溢价，而最终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其本质就是一种做减法的再分配，我们很多人一谈分配就只知道“加钱”，却不知道加钱之后我可以加价，加完价等于没有加钱。

对于真实发生在我国的，授人以渔的再分配，他们反正是视而不见的。

大家还可以一个思维实验，比如在一个国家，汽车就只能被特别有钱的阶级给消费，广大老百姓买不起。这种现象本身，那么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懂不懂这两句诗的含金量？

钱最终是要拿来买东西的。王思聪花钱能买到汽车，你花钱也能买到汽车，那就说明在购买汽车上，这个社会对你来说是公平的。

当然，你非要犟人家王思聪买的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豪车，你买的是十来万的小电动，这个我也没啥好说的。因为在稀缺商品/资源上谈公平，本身就是一件很扯淡的事情。

通过自力更生，让全国人民都开豪车的国家，至少在地球上目前还找不到，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

1450、二极管乃至国内这些脑袋没开光的小可爱所理解的优化收入分配，就是单纯地给他多发钱。我觉得这些人特别适合穿越到民国时期，就是蒋经国搞金圆券搞崩那几年，或者去小胡子那个年代的德国，享受享受德意志人民的马克贬值大餐。

一个国家能够坚持抑制金融投机资本，坚持以发展实体，以平衡区域发展差异为基本经济方针，建立全球最大的工业体系，使国人免于被外国的工业商品盘剥，这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国家当下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已经是在尽力做好分配工作了！

第四个维度：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第四个维度一向都是最考验人思维水平的。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当下中国国内所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其底层逻辑和客观的状况是怎样的？

这是谈论收入分配之前一定要想明白的事情。

而谈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理一个结构。

什么结构呢？就是这些网络段子手口中的中国底层所遭遇的收入分配不公，到底是怎么缘起的。

要讲明白这个东西，我就需要列出，在全球贸易体系下，下面几个影响国民收入的关键因素，我尽量用大白话来表示，不扯什么高深的词汇概念：

1）这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上能卖多少钱

2）这个国家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能卖多少钱

3）这些卖出去的产品所换来的钱，是以什么方式分配到了劳动者的手上

第一点，又包含了三层意思：

1）这个国家能在国际上卖什么东西

2）这些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3）汇率换算下来，别人花了多少本国货币就买到了我的东西

曾经，我们承接西方的低端产业转移，用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上就只能卖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而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式来完成，于是乎为了卖这些东西，就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几亿农民工远离家乡，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在血汗工厂里打拼，就为了挣那么点辛苦钱。

同样，承接低端产业的企业，你的产品为了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就必须压低价格，做到物美价廉。同样，国家为了保障你的产品有价格上的优势，就必须压低汇率。

这么一搞，结果显而易见。为了供养西方国家高福利的生活，我们压榨自己的工人，压低自己的货币，由此创造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转过来就被西方国家拿来炒作人权议题，被国内一些脑仁不大、屁股贼歪的专家大V拿来哭丧装圣母。

期间涌现出大量所谓打着关心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标签的，讲述中国农村十室九空、讲述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艰苦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真情实意地表达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就跟西方那群白左一样，没有一个去认真反思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只能卖衬衫去补贴西方高福利生活的原因，我们被西方中心国家剥削的原因。

更好笑的是，对于这种衬衫换大飞机的现象，境外媒体在当年竟然还能说出“我们是输在商业思维“的神论，更气人的是，国内的媒体还不敢正面反驳。

公知从某种意义也是以白左为出发点的。但其本质仍然是对于事情成因的片面认知。

当年右倾的公知，与今天左倾的马恩牌打手，本质上是一类人，就是那种模糊主要矛盾，抛开事情的全貌、本质不谈，空谈对于弱势群体关怀的那么一群low Madgon值选手。

其次，made in China在国际上一度是价格歧视的低端。都别说国内出口的商品了，就拿在德国的中餐馆来看吧，他们长期也只能做那种十来欧 all you can eat的自助餐来获得德国人的消费。

那是因为中国的餐饮在那边没有形成品牌优势，一方面是文化鄙视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这些中餐馆老板本身就缺乏文化自信，因为缺乏文化自信，所以在做商业定位时，就自然地把自己弄得低人一等。

当你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卖不出个好价钱的时候，那么你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你这种不自信的运营下卖出好价钱。

对此，我要给潮妈点个赞。我虽然批评了她在“左右认识”上的偏执，但我高度肯定她对于中国高端服装产品出海的包装运营工作，这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给老外来点中国文化震撼。

说句题外话，关于德国中餐馆的溢价，反而是在大量华人，特别是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进驻到那边之后，才由中国人将其带起。

就比如杜塞尔多夫吧，那里是北威州出了名的中餐盛地，有卖海底捞的，有卖广式点心的，也有卖四川火锅的。也恰恰是因为华为进驻了杜塞，再加上那边的大学城里中国学生多了起来，才最终形成了这种商业气候。中国人在外面吃中餐，喜欢吃中餐，同时也把自己在国内消费高端中餐的习惯带到了当地，才逐渐扭转了当地中餐馆只能做十几欧自助餐的现状。

我在亚琛是亲眼看过几家中餐馆从传统的自助餐向高端中餐转型的案例。就比如在Ponttor那边的中餐馆雅，当时它跟另外一家中餐馆为了抢一个四川过来的师傅，那可是搞出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亚琛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那几年很多中餐馆都开始从国内找厨师师傅，过来就各种推出精品菜。

后来北威州的中餐馆业务壮大，又带动了当地中餐外卖的发展，几个在FH Aachen学工科的，刚毕业的中国小伙合伙开办了一家叫乐本的外卖公司，最后把杜塞-科隆-亚琛之间的中餐外卖业务全部串联了起来。

现在看来，这都是非常有趣的商业现象，对于我理解商业演化的逻辑甚有帮助。

德国中餐行业从“讨好当地人的十几欧自助模式”转向“一份菜十几欧甚至几十欧的高端餐饮模式”，与我上面所提到的，中国的产品逐渐在国际上卖出价格来说，其底层逻辑是同质的。

最后，汇率决定什么呢？汇率决定别人用多少本国货币就买你多少东西，其本质是决定货币的国际购买力。

而货币成本背后其实也是产业成本，因为美国人是要上班拿工资的，公司运营、工厂开工，这些都是要在其本国通过消耗美元来完成的。

我花1美元的成本，然后通过货币差放大，买到你7人民币的货，那么我这个货币成本就是很低的；反之，我花1美元的成本，仅买到你1人民币的货，那是不是说明我如果想要像之前一样买到7人民币的货，就必须额外投入6美元的成本？

汇率差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级的剥削方式。而我们因为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因为只能给对面卖廉价商品的市场地位，所以不得不压低汇率，让别人觉得我买你7人民币的货所付出的成本是合算的。

我们为什么要谋求产业升级，要自己造大飞机，要搞自己的5G芯片？说白了，就是要掌握市场地位，掌握定价权，而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不用再为了给对面卖廉价商品，而不得不压低人民币汇率，活脱脱让别人用汇率差剥削你了！

关于前两点，我就说这么多。

现在说说第三点，也就是网上讨论得最热火朝天的：这些卖出去的产品所换来的钱，是以什么方式分配到了劳动者的手上。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有规范市场的环境下，其实并没有出现那种直观的剥削。大城市的收入内卷，很大程度上就是内卷造成的。

这说穿了，是我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遗留下的后遗症。

就像我之前所说，改开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承接西方低端产业转移，在沿海城市做外贸出口起步的。这样一个客观情况，就导致了当时国内的人口流动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自农村向城市。

我们都要进城打工，都要去沿海打工，这是当年那种气候所形成的认知。

后来我们产业有些小升级了，高端人才也更愿意去沿海，那是因为内陆的产业相对低端，无法给高端人才提供岗位。

就拿成都来说吧，我当初从德国回来，就像找一个汽车设计院去干活，但找来找去，成都就只有生产基地，所以最后才降维去了领克基地当项目管理。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也在发生改变，内陆一些通过积累形成综合竞争力的企业，也具备了承接高端人才的能力了。

而人这种生物，他大多数时候是存在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的，是不可能无缝地对接上形势的变化的。

所以，该卷的还是卷，那么卷来卷去，收入自然就被限制住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供需关系。

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已经大力地投资中西部，搞乡村振兴，搞产业结构调整，为我们提供了避卷空间的前提下，我们再将收入内卷的锅甩给政府，我觉得真是不实事求是的。

说句题外话，其实当代真正聪明的国人，早就走在去中心化的路上了。比如有位在广东的朋友，人家不去大城市卷，在山水这个地方买大房子，买物美价廉的电动车解决通勤问题，那日子过得简直不要有多美。

很多时候，人被自己的愚钝所困，却看不见此种愚钝，而是将所以情绪扔给了环境。

不会用脑子去做选择，不具备规划人生的战略眼光，就在一个内卷的环境里拼命地卷，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然后拿自己这种因为内卷而付出的努力作为成天在网上发泄负面情绪的理由，看上去很值得同情，但实际上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跑题了，回归正题，在《消费拉动？连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都没搞懂，你拉个寂寞！》一文中，我提到过，对于民生的保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础建设阶段，也就是修路、通电、通气、通网、建园区，修小区，让资本和人都能去那里。

第二个阶段是扩大公共服务的阶段，比如修地铁，廉住房、建公立学校，公立医院，让老百姓能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

客观上来说，我国现在面临的民生问题，主要在教育、住房和医疗上。而且住房这东西我觉得都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大多数家庭其实是有房的，甚至还从房地产里获得了投机收益。但教育与医疗对于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却是无差别的。

我们的教育和医疗，一方面也有内卷的问题。就比如一个城市涌进来那么几千万人口，大家都要读书，学校就那么几个。大家都要考清华北大，但招生名额也就那么几个，不卷起来才怪了。

而这些年，国家其实是明显在打压教育资本的，你看看俞敏洪那患得患失的模样就明白了。

对我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最近去给我儿看幼儿园，发现成都的私立幼儿园好多都招不满生源，与他们交流，才了解到国家这几年大力改善了公立幼儿园的环境，使得公立幼儿园的硬件水平不再输给私立。而公立又比私立便宜，家长们自然就愿意选择公立了。

说白了，国家真的是在扩大与完善公立教育资源。而且形势也的确是在发生变化。只是我们很多人只能看到当下，只能看到现在的孩子还在大城市里卷得飞起，所以网上这种所谓的焦虑，更多就是一种短视的表现。

对于教育，我还是那句话，人口过于集中才是最大的问题。像我小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补过课，什么英语我是一点都没有学明白，也就是到了初中才开始发力。

但现在为什么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卷了呢？因为僧多粥少啊！成都市的五朵金花也就能招那么多学生，而这十几年涌入成都的人口却是千万级别的。这就导致了优质资源的稀缺性被放大，导致大家享受同等资源所要付出的成本增加。

这才是内卷的真谛，就是人都扎堆去挨aoe了！

特别是现在国家已经给你制造了不去卷的机会了，给你分散规避aoe伤害的机会你不使，不闪现，不开冰箱，不开减伤，依托着思维惯性硬吃内卷的aoe伤害，请问，这能怪谁？

实际上，逐步解决三座大山对于老百姓生活的负担，那么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就会进一步提升。当被动消费（住房、教育、医疗）的比例下去了，那么主动消费的比例自然就会上去。

从实际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变向地提高收入的过程。

此外，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很好，很多人对比中美收入，只考虑纯粹的薪酬收入部分，却不去对比两国政府对于老百姓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部分，这其实就是完全落入到了美西方对于收入的话术陷阱中去了。

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看看这篇文章： 虚空抨薪可休矣！ 评论 3 财经，本文截选其中核心观点：

一、 辩证地看待薪酬这个概念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薪酬来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的？又为什么仅用薪酬来衡量？答案是中国采取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后，学者与公知们告诉我们如此衡量的。那么这个衡量是否正确？是否准确？我的答案是基本正确，但不准确。解析如下：

       1.人是社会性的，在社会生活的人生活成本包括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自费供给。中美在大基建（高速公路、城市主路等）的公共供给上基本一样是由国家负担，但在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领域就有本质区别了。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在欧美是市场化（私营化、快乐教育除外），而在中国是由公有制的单位或企业承担绝大部分成本。

       2.偷渡是违法的，但为何懂王要整治非法移民而睡王却要默许非法移民？因为非法移民承担了低语最低工资标准的最底层脏累差公共服务和衣食住行服务的廉价供给。非法移民拿不到绿卡则需全额承担非公民的公共服务供给成本，于是有了甜甜圈王伟恒的天价修车费和天价医疗费。

二、理解中美两国制度的不同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依托于社会这个载体而运转。

       （2）社会主义社会的权重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权重是“资本”。

       （3）社会主义由其公有制部分解决很多基础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资本主义社会则大多由私营企业商业化供给。比如医保，在不计汇率（只看数字）的前提下中国公民每人每年300+人民币、美国公民每人每月200+美元起，两国报销比例大体相当，但美国因过度商业化导致非报销金额是天价，与此类似的还有好几个行业（详情可参考甜甜圈王伟恒的美国梦幻之旅）。

       （4）按照哪里赚钱哪里花原则，不考虑汇率因素下的同等月薪数字，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容易生存。

       （5）治安、消防、救灾等，对于中国公民而言是免费的，在美国是商业化有价差的。这些领域在美国付钱多的必然享受比中国更好服务和保障，付钱少或不付钱的则不如中国。

       （6）若自我有能力，现在去美国留学（真学）是合适的，但没有经济基础而强求留美则极不划算了。

       （7）综上，只用薪酬多寡来评价财富分配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正确+准确；只用薪酬多寡来评价财富分配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完全错误；只用薪酬多寡来评价财富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部分正确+不准确。

很多人经常渲染什么中国比西方还资本主义，这本质上是拿西方的高福利生活来踩国内。但西方高福利生活的根源并不在于他们把国内的蛋糕分配得有好，而在于他们利用自身软硬实力的优势从外部攫取了大量的蛋糕可以拿来分配。

同样，谈收入，只谈薪酬，不谈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入，然后就拉着美国来踩中国（特别是还要算上汇率差），那显然就不切实际了。

关于公共产品，我还跟人讲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拿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来说吧，你在美国想修一个这种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的新村，不是不可以，但得你自己掏钱。美国的有钱人当人可以自己掏钱修大别墅，修游泳池，雇私人的消防队，保安团，但美国的穷人就只有去挤贫民窟。

中国的农民在村里还有点自留地，可以自己种菜吃，多的菜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但美国那些在农场打工的老墨呢？那些贫民窟的失业人口呢？就只有去领救济粮了。

收入分配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从结果上来看，中国老百姓吃着火锅唱着歌，挂着抖音天天听大头鹰手撕润人，点个外卖半个小时就能到，出门就有美丽的公园，便捷的商超，出行有舒适的高铁，有物美价廉的国产电动车，这就已经说白了中国社会的民生福祉是做到了一定成果的，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做到了一定实处。

而反观美国，全球化没能惠及大多数美国人民，反而逼出懂王这样一个大叛逆。美国把从全世界割来的那么多韭菜扔到了军工复合体，扔到了华尔街，扔到了天价的医疗，繁冗的法律上去，却不愿意将国内的基础设施翻新一下，给美国的农村通通网，通通电。

就这么飞龙骑脸，优势在我的大好局面下，却也能把国家搞成这么个屌样，讲真的，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比啊？

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文章开头的结论：

1.我国收入分配，或者说收入不如预期高的主要矛盾，在于外部对我们的剥削，国内的分配存在问题，但属于次要矛盾。

2.我国对于收入分配的优化，其主要部分并没有体现在某些人所预期的，增加薪酬的地方，而体现在了国家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成本降低上，这从直观上来看确实不如去美国挣汇率差赚得多，但美国根本提供不了中国这样的公共产品---其实这也是大头鹰系列视频最核心最核心的观点！

很多东西，如果展开了去讲，那么网上那些无趣的争端就会少很多，但现实就是，人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愿意将问题展开了讲。一方面是当事人缺乏此种认知与悟性，另一方面则是流量为王的时代，无对立就无收益。

就此，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太在意短期收益，那么舆论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这恰恰印证了中庸之道的科学性，即任何事情，必须全面、深入、且辩证地看。

诚然，当下的中国肯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从来不应该回避问题，但不等于说我们就要放大问题，扭曲问题，甚至制造焦虑；不回避问题也不等于说我们不带着脑子跟思维格局去分析问题。

实事求是，唯物辩证，理念入局表达，这些剩余无聊的“左与右”的标签。

此外，人活着，不要遇到困难就把锅甩给别人，甩给国家。要客观地分析自己有几斤几两，然后再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存，做人应该有阳刚之气，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

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但现实却是，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培养了人斤斤计较的习惯。西方用还原论、用资本主义改造世界，获得了极大的效率，但也同样被它们所带来的个体极致理性、生命情感的流失而反噬，最终就是，社会原子化，对立化，无法再统一起来，形成合力。

我们这个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大一统的政治基因，有着儒释道文化对于小农思维的引导与修正。这种配置放在当今世界来说，已算是一种巨大的比较优势了。而如果我们利用不好此种优势，却被还原论思维下的个体理性主义所束缚，失去了看问题的格局，失去了向心力，那么就是愧对祖宗，愧对苍天。

故而，无论评论区再怎么热闹，对于马恩牌的批判我一定会继续，对于戏雕的坚持我也会继续。毕竟我又不靠自媒体吃饭，无欲则刚，我能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能把自己坚持的信念表达出来，对我来说，即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消遣。

最后，收入分配不公？马恩牌打得飞起？歇歇吧！

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