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有效遏制分裂图谋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勤劳智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融合，彼此扶持，共同发展，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中国人。不管是那个民族，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所以，中国人对于分裂行径历来深恶痛绝，莫不斥之以鄙。但是，冷战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兴起，使得国内个别民族地方出现了分离主义的苗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长期主导世界事务的西方强国感到了不安，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强大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可以破坏中国发展强大的机会。挑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制造分裂事端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正是西方国家对付中国常用的伎俩。从台湾问题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东土问题”、“藏独问题”便是西方反华势力不遗余力的“杰作”！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予以高度的重视，并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给予了严历的打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眼见中国发展势头如此迅猛，西方反华势力在尝试其它遏制招数屡屡失败后，便紧紧抓住民族分离主义这根稻草，想利用“藏独”、“疆独”大做文章。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这两股分裂势力频频向中国发难，其背后就是西方反华势力在捣鬼。因为这两股分离主义分子的大本营全部在西方国家，分离主义分子的资金供给、人员培训、行动方案、活动目标及宣传鼓惑，同样全部由西方人在操盘。因此，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国家虽然采取了强有力的打击手段，重创分离主义分子，但总是难以斩草除根。分离主义分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操控下，像割了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它又长起来一茬。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国家在采取多种打击手段的同时，也应该辅之以其它方法：比如适当调整边疆民族自治地区的行政区划，加强民族地区的国家行政执法力度，压缩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空间，用行政的手段来扼杀分离主义分子的幼苗于萌芽之中。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要采取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来遏制分离主义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达赖鼓吹的所谓大藏区谈起。达赖为了实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表面上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让步的姿态：他说，他并不主张西藏独立；只是要求包括西藏在内的大藏区高度的自治。且不要小看这个大藏区，它是指西藏全境、青海大部、甘肃的甘南地区、四川的阿坝甘孜及康定等许多有藏民居住的地区、云南的西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如果按面积算，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几乎占了中国三分之一的版图！假如达赖的图谋得逞，他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高度自治”起来，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挟其辽阔的幅员和众多的民众，干起分裂的勾当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来说，将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因此，对达赖这样的条件中央政府自然绝不会答应。达赖的想法倒是提醒我们，何不在行政区划上做些调整，压缩分离主义分子生存的空间，铲除其滋生的土壤。

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几个民族自治区除宁夏广西外面积都很大。像新疆有１６０万平方公里；西藏有１２０多万平方公里；内蒙古有１１５万平方公里。面积在我国各省区中占据了前三把交椅。仅一个新疆的面积就比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个欧洲大国的面积总和还大。面积太大，有效行政管理的难度就加大。同时也使得一些不安定因素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特别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情况尤甚。因此，从有效管理的角度来讲，行政区划太大也不利于治理，对过大的行政区域作适当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具体来讲，西藏可划分为前藏、后藏、昌都（林芝）、噶尔四个地区。前藏以拉萨为首府，是达赖传统的控制区。管辖地区包括广大的藏北无人区、林芝以西的地区；后藏以日喀则为首府，日喀则是班禅活佛的教区。管辖地包括中尼（尼泊尔）、中不（不丹）边境一侧的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地区；昌都以昌都为首府，管辖地包括现在的昌都、林芝地区。噶尔地区以噶尔为首府，管辖地区为冈底斯山脉、昆仑山脉夹角的藏西地区。

新疆可划分为北疆、南疆、东疆和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四个地区。北疆以乌鲁木齐为首府，管辖天山以北、吐鲁番以西的地区；南疆以喀什为首府，管辖地为天山以南，库车以西的地区；东疆以哈密为首府，管辖地为吐鲁番（不含）以东地区；巴音郭愣以库尔勒为首府，以现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辖境为管辖地。

至于内蒙古可将现辖地调正回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行政区划即可。即将原属于甘肃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右旗划归甘肃、宁夏两省区；再将东部的海拉尔、满洲里、通辽、赤峰，分别归置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对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边疆少数地区行政区划作出调整，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可以加强这些些藏独、疆独分离主义活动多发地区的国家控制力量，可以对分离主义分子实施有效的监控，并随时给予严历的打击，铲除分裂势力。如，西藏、新疆、内蒙行政区划调整后，行政区域变小，而国家控制力量则会大大加强。西藏、新疆分别由一个省级单位变成四个；同样地，国家执法力量则相应地增加了三倍。比如执法力量方面各增加了三个公安厅、三个武警总队、三个检察院……等等国家机关和执法力量，可以想见，国家对于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将得到极大的加强。只要国家的执法力量得到了加强，境外分离主义分子再怎样闹腾，西方反华势力再怎样支持，只要我们把内部的事情办好了，凭它们喊破喉咙也发挥不了丝毫作用。之所以在西藏、新疆一再发生藏独、疆独分子屡屡兴风作浪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地区面积广大，国家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才使得分离主义分子有机可乘，制造事端。因此，对这些地区作行政区划调整国家边疆安全的现实需要。比如，新疆喀什地区如果成为南疆地区的首府，那么以喀什靠近境外疆独分子集中的阿富汗地区的地理优势，使有关地区的决策者可以尽快掌境内外分离主义分子的动向，及时做出决策，把分离主义分子的行动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其次是上述地区疆域过大，加上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给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执法和行政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南疆边城喀什距离首府乌鲁木齐１５００多公里、和田距乌鲁木齐则更在２０００公里以上；西藏阿里的噶尔距离拉萨也有１２００多公里；而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相距远达３０００公里左右。一个省区的地区与地区之间距离是如此的遥远，极不利于行政管理和政令的畅通。同样，如内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通辽、赤峰距首府呼和浩特距离从７００公里到１５００公里不等；反过来，这些城市距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的距离最远的不过７００公里，近的只有２００多公里。显而易见，如果调整行政区划，东三省则更容易对这些地区进行行政管理，因为距离很近。行政区划调整后，各辖区内的任何地区，到首府的距离将比原来的首府大大缩短，对于加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打击分离主义势力，对边疆地区现有的行政区划做出一定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是维护国家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一个必要措施。对行政区划做调整，是中国的内政，不会在国际上有什么不良的反应；而这个措施对遏制和打击分离主义分子则具有长远和永久的效果。我们相信这个措施对维护国家边疆地区的稳定统一是必不可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