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笔部队”:培养文化汉奸
侵华时期的日本很清楚,他们要是想在中国立足,需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初尝甜头,日本决策层更加坚信,战争的核心是武力,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宣传战;殖民控制的重点是精神控制,没有精神控制就不会有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
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满铁”“满映”最初作为文化传播机构,对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这些文化机构进行完全控制,“笔部队”开始从文化接触源上管控殖民地人民思想。“满铁”全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也是殖民侵略的排头兵。“满映”是“满铁”下属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设想通过电影这种新兴文化产业来传达日本观念,进而实现文化殖民侵略目的。李香兰(日本女演员,本名山口淑子)作为“满映”最出名的女演员,主演了《东游记》等电影。(《东游记》讲的是两个前去访友的中国农民愚昧无知,在旅途中出尽了洋相;他们的中国朋友老王虚荣自私、吹牛撒谎。而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举止文明、彬彬有礼;日本与中国不同,这个国家是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有着光明的未来。)影片所谓建设“新满洲”目的,正显露出日本“大东亚”的图谋。
这些“笔部队”的文化作品集中宣传的是日本如何先进,优秀,“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而最后的主旨,都是认为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
另一方面,则在各个方面宣传中国人素质如何低下。在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里,到处都在打压消除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以前的随军记者已不能满足日本军方的需要,于是军部开始直接有组织地实施征调报道班员制,除记者外,一大批作家、画家乃至诗人、音乐家等都被征调到前线,1938年8月“笔部队”正式成立,专门从事有关战争的宣传报道。几个月中,“笔部队”就写出了一批符合殖民意图的作品,内容大致分为三方面:歌颂日本士兵的英勇顽强;丑化中国国民;掩饰战争的暴虐。
日本花重金收买中国文化汉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周作人。此人不但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地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在民族危亡关头,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谈“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的卖国主义的“和战论”更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此文写于1936年7月,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蹂助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的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的合法性吗?
1938年周作人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的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的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奔走卖命,彻底沦为日本“笔部队”中的一员。
日本“笔部队”不仅会粉饰自己的罪行,在造谣、炮制谎言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以汪伪政权的宣传为例,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诸如“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本人天生比中国人优等,所以中国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之类,在抗战时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日方还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文艺作品。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
在战争结束后,国内还涌现出了“汉奸有理”论为大汉奸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翻案的文章和声音。其实这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些现象和日本国内一些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有密切关系,是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有理”论的呼应和折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便开始了。将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请入“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以篡改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无人道的罪行……反而去制造法西斯分子的“英雄形象”等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