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和博物馆真的只是移交文物这么简单的关系吗？

昨天，在微博看到了一条评论，内心挺感慨。虽然事情的起缘将近1个月了，但这个问题仍值得讨论。

文章稍微有点长，我就按照时间线来梳理了：

起因是3月6日，@国家博物馆官微转发了一则新华社报道，标题是“馆长上两会 | 王春法委员：盘活文物资源 展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

这篇报道中写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3月5日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全国各地有上百万件珍贵出土文物长期积压在各级各类考古发掘单位，文物资源闲置情况严重。应采取得力措施让文物“活”起来，讲述“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王春法称，“作为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家最高历史文化殿堂的国家博物馆，已有20多年没有接受过任何考古发掘单位主动移交的最新出土文物”，重要文物长时间入藏断流，国家博物馆系统构建中华文化物化表达体系的功能被严重削弱。

他还说，经过调研发现，文物保护领域有法不依问题突出，违法难究已成顽疾。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完成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交结项报告，3年内提交考古发掘报告，此后6个月内移交出土文物。实际情况是，一些考古发掘单位长期拒不移交考古出土文物，数量惊人。因为缺乏空间展出，这些珍贵文物长期积压在库房，不能为人民群众广泛知晓欣赏。

因此，王春法建议，将考古发掘文物分配权从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分配为主调整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进行分配，不再把提交考古发掘报告作为移交出土文物的前置条件。

还应科学规划博物馆体系建设，健全文物调配交流机制。国家博物馆要发挥行业头雁作用，探索实施总分馆运营模式，联合一批有特色特点的地方性博物馆共同组成系统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博物馆体系。

王春法认为，“应建立健全借展交流机制，把能够集中呈现5000多年中华文明、反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和中央权威的重点文物定期借调至国家博物馆进行交流展示，盘活文物资源，突出展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延续性。”

这则微博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发表了不同意见。

一部分人以国博连内部库存文物都无法好好消化为理由来反驳，就随便挑几条有代表性意见的。

不过，对于展品展出这件事，我倒觉得也不能过多苛责，毕竟文物展出是有非常多的要求和限制的，以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博物馆的场馆条件、展出成本来讲，都无法对绝大部分文物进行展览。当然了，从展览角度来讲，博物馆确实也应该想办法创造各种条件，多做展览。

那还有一部分人的意见是，国博馆长的这段提议显然是与考古与博物的关系相违背。

接下来，这位@考古方向明微博ID和其他网友的讨论，让我愈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反思，考古和博物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真的可以笼统地称考古所“违法”吗？该如何来调节文博系统的“内部纠纷”？

有网友转发@考古方向明的评论表示，考古和博物馆本来就是一个行业的前后两个阶段，而非矛盾双方：

@考古方向明还简单说明了自己所在单位浙江考古所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点上，我也认同这个说法。文物挖掘、清理，撰写考古挖掘报告，再配合相关研究，这真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就像以前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段子一样，很多考古专家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写了一辈子的考古报告。

本来以为，讨论就到此为止了。但昨天（3月30日），@考古方向明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微文章，文章转载了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上世纪90年代在浙江博物馆的一篇演讲，关于21世纪博物馆的遐想。@考古马向明在马承源先生的文章前写了一段按语，即是阅读心得，也结合此前的讨论，发表了他自己对考古、博物等学科间的认识。此外，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国文物移交的几种不同属性。

文章如下：

按：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新任馆长王春法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考古单位长期拒不移交考古出土文物”，他建议，“将考古发掘文物分配权从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分配为主调整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进行分配，不再把提交考古发掘报告作为移交出土文物的前置条件”（“国家博物馆”官微3-6转载“新华网”《王春法：盘活文物资源，展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截止今天的阅读量是11万﹢）。没几天，微信公共号“文博圈”发布《国博馆长剑指考古发掘单位：速速移交出土文物！》，不过，又没几天，该内容就被发布者删除。

3月20日，《中国文物报》专版长沙“博物馆建设与创新”馆长论坛，内蒙古博物馆院长陈永志认为当前博物馆展示利用考古文物断流，提出“将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纳入博物馆管理体系，将地方文物考古管理机构并入地方博物馆”。

考古所和（历史）博物馆，渊缘已久。“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也是目前大多数高校硕士学位的名称。在国家文物局的内设机构中，文物保护与考古司（世界文化遗产司）、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是两大重要部门。

迈入新时代，考古学科和博物馆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博物馆最大的变化是博物馆定义的不断发展，在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上表现出极大的动态性，博物馆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性质使得在运作和营销上不断创新（崔波、杨亚鹏：《新时代博物馆定义再思考》，《中国文物报》2017-10-25）。相对而言，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学科的定义和内涵一直紧紧围绕着科学获取资料的过程中不断进步技术方法和不断发展自己的阐释理论。2017年8月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在“第一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总结发言时谈了考古学学科现阶段的四个特点（中国考古网，2017-8-25），从中可以读出考古学作为学科进步所应具有的学科发展特点。

增进学科与社会的了解，增进学科和博物馆行业之间的了解，现阶段的考古学学科和考古学行业有六方面值得强调：

1、考古学是一级学科，应该被纳入学科的管理体制中。（王巍：《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前前后后》，《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15日）

2、考古学为发现和重建古代史，尤其是远古史和上古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应该得到全社会肯定的正能量。寥寥可数的一线田野考古人，整年奔赴在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工地上，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付出超出一般常人的辛劳。

3、考古学研究是动态的研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完善，信息量的获取会阶段性地不断加大、加深，沙发考古学不可取，狭隘的橱窗考古学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4、考古资料背后反映的是鲜活的人、有组织的社会和生动的自然环境，是历史纬度下人和社会、自然关系的综合体，随着技术方法的进步，考古学科无时不迸发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大的，大遗址考古、城市考古已经日渐成熟，小的，微观领域考古，也取得了远远超出大家想象的成果。

5、考古学之所以被称为田野考古学，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用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做出来的。除了地质学，极少有另外的学科需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体力和脑力来承担这一高强度劳动的系统作业。考古作业和考古行业，需要极大的投入。考古既是人民的事业，也需要人民能保障基本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和发展要求。

6、考古人、考古记录、考古遗迹和文物、考古档案和出版物，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现代考古学的过程和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展示所能达到的广泛和深入的效果，这也是最近几年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展示园等让遗产活起来成为另一重要途径的缘由之一。考古人是考古过程运作的谋划师和始终的实践者，很少有像考古这样的学科，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考古人视野和研究范围的广阔，不仅是展示部分成果的历史博物馆领域的基础支撑和后盾，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上也是前沿和引领。考古是以研究人类历史与环境为目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只是考古的一小部分。

博物馆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在现阶段考古学学科发展突飞猛进的形势中，历史类博物馆的发展就不应该停留在仅仅是“见证物”的层面上了。

1999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来浙江省博物馆参加“走进新世纪——博物馆馆长论坛”，发表《对21世纪博物馆的遐想》，马馆长对新世纪博物馆进行了美妙的构象，这些愿景也是对已过去世纪的博物馆现状的反思（1973年上海博物馆就允许观众随意照相，《马承源先生年表》）。同时，马馆长对涉及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的文物体制进行了殷切的期望，他对考古人使用了“辛辛苦苦牺牲了健康，偿付了一生青春年华和精力”，上海博物馆内设考古部，马馆长一定深有感受，他说“将会在21世纪的20~30年以前产生解决的办法”。

现在，距离马承源先生期盼的最远的时间，还有十年。

以上，仅代表个人阅读心得。

——方向明，2018年3月29日

《对 21 世纪博物馆的遐想》，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浙江省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界的老大哥之一，欣逢建馆70周年之际，谨致以衷心的祝贺。我是浙江人，浙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虽然我后来工作不在浙江，但是我对浙江博物馆还是有故乡人的眷恋之情。此时此刻，我祝愿下一世纪的浙江博物馆在西子湖畔更加明媚宜人，不断改革进步，享誉海内外。

在1948年春，地下党发动大专学校学生来杭州追悼浙江大学被反动派残害至死的于子三同学，我当时是系会组织的负责人，故和几十位同学来浙江凭吊，事后参观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博物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铜喷水鱼洗、两具干尸和一批动物标本。此后，我来杭州次数并不多，但每一次来都会参观有着不同新貌的浙江博物馆。此次能参加庆贺70周年的盛典，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走进新世纪----博物馆馆长论坛”顾名思义是馆长们的论坛，我在今年3月已经卸下了馆长的担子，在今天我应该是一个恭聆高论的参加者，承蒙曹锦炎先生的盛情邀请，并且要我就以往的工作体会谈一点对未来的想法，对此，我就下一世纪中国博物馆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感想。首先我想说明的是，50年来中国博物馆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文物报》上已经有了许多报道，我这里不是谈已经取得的成就。虽然我非常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但这不容易，想像未来更不容易，以下的想法未必是正确的。

一、虚拟博物馆的产生

21 世纪电脑将在中国普及 ,普及后日新月异的电脑将是以怎样的速度发展、更新 ,目前尚难于预料 ,但是可以肯定 21 世纪开头的十年或二十年 ,中国主要的博物馆已经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相应设施 ,条件优越的馆将有三维电脑。从博物馆的陈列设施来看 ,包括世界范围内 ,十年内原有的比较先进的陈列(总体布置、设施、灯光) 形式 ,还不至于有大的突破;基本陈列难于经常更新 ,内容在一段时期内也比较固定。比之其它的文化设施、媒体、影视等给予观众的信息速度要慢得多。

而且 ,博物馆只是历史文物艺术品可看的场合 ,除了少数博物馆之外 ,很少有观众可以操作的设施。十年之内除了电脑已有的文物检索功能之外 ,将来还应该具有对特殊要求的观众提供编辑的功能 ,根据自己的兴趣要求 ,编辑综合性的题材 ,成为一个或几个屏幕的图像 ,以提高对文物爱好和钻研的兴趣。有必要对举办的各种有贮存价值的展览作数码贮存。一方面是展览本身可能具有不能再现的价值 ,如高质量的交流展览 ,它的内容可以场景再现。目前国外的展览已可以用三维电脑作数码记录 ,再现后的视屏图像 ,如身临其景。

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类展览的光盘 ,而且，国外已经到中国来招揽生意。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 , 中国的博物馆将会添置这一设施。如果通过卫星天线网络 ,对国内和国际主要博物馆可以联网 ,根据各博物馆要求而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编辑成各种题材经常在放映室中显示 ,这样就能根据各个馆的特点 ,定期向观众公布内容 ,以便在参观陈列室的同时 ,可以观看到国内和世界各地范围大得多的虚拟博物馆。与实体博物馆同时存在的虚拟博物馆 ,是 21 世纪中国博物馆的选择。

二、竞争机制的建立

当前的经济和某些文化领域 ,已经建立起竞争机制 ,随着我国实现现代化 ,科学的竞争机制将要更深入和更广泛、更科学的建立起来 ,如果没有竞争机制 ,就不会有现代化。唯独在博物馆很少或甚至没有科学地坚定地引进竞争机制。博物馆的发展 ,一是靠文物 ,二是靠人才 ,具备了这两条 ,博物馆的财源也可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上海博物馆的经验就是如此。

有了一定的文物收藏基础之后 ,各种人才的选择和任用就是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再好的博物馆也不能长久地容光焕发 ,而人才的选择和任用 ,只有通过公平的竞争才是合理的 ,方能形成人才优势。我们博物馆的知识分子对此还不大适应 ,因为至今为止 ,博物馆多数的中高级人才并不是在激烈竞争环境中产生的。老一辈的专家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他们重要的是“夕阳红”,中年人暂时也不会适应 ,缺乏优势或优势不足的人甚至可能会对此不抱热情。有工作经验和专业优势兼外文水平较高的人才 ,在 21 世纪之初将会以杰出的驾驭业务管理和研究工作的良好成果 ,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补充他们的后备优秀人才 ,将是一部分 20 多岁到 30 多岁目前在岗位上的青年。这一批青年本身将经受无情的激烈的竞争 ,同时 ,有影响的博物馆将会引进已有一定成就年龄层次不同的人才。

竞争中优胜劣汰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只不过是时间长短先后和开发机制的问题。不这样 ,中国博物馆恐怕难以改变长久以来在各项工作上所呈现的局限性和封闭性。竞争机制在各种考核上将要制度化、量值化、透明化。尽管有意无意模糊考核上的这些问题 ,是一种不敢面对改革、面对竞争的表现 ,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要大局“稳定”,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也许是有部分的群众基础 ,但是在 21 世纪现代化的条件下 ,这种人将所剩无几 ,整个的大气候有利于改革 ,在根本上不愿意竞争的人也将无所遁其形。我认为 ,这是中国博物馆在整体上实行现代化的一个脱胎换骨必需经历的关口。舍此 ,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博物馆。

三、逐步更新适应博物馆现代化的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的选择不是一般人可触及的问题 ,干部的任命完全决定于党的领导 ,21 世纪也必将是如此 ,不会有其它的可能 ,在设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挑选干部的面可以扩大 ,逐步完善。在现有博物馆领导干部实际构成的条件下 ,年轻化容易达到指标 ,知识化则没有那么容易做到 ,因为博物馆干部除了必须具备的各种科学知识 ,还需要有工作经验。各种科学知识可以在课堂上书本上学到 ,工作的经验 ,在博物馆中往往是重要的 ,因为目前任课的一部分教师 ,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而得心应手的经验 ,在课堂上也听不到。工作经验则是个人工作总结体会深度的表现 ,这很大部分参预了一个人的素质合成。很多博物馆具体工作的经验在博物馆学的书本上是不容易看到的。决定素质的因素根本上是对事业的态度 ,实践中体会到的经验也是个人素质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过十年 ,年轻人成熟了 ,将会有一些新的具有知识和经验足以实现下世纪博物馆现代化的中年博物馆工作者 ,可供更新领导班子的选择或竞争。下一世纪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的党委书记将有更多的人出身于文物考古博物馆专业 ,而业务馆长将会扩大选择面 ,省级的博物馆可能打破地区界限来挑选人才。美国一些重要博物馆在全国范围内寻馆长 ,有的甚至跨国去寻找馆长 ,以便能够找到最为理想的人选。

任用有学问的人 ,不是用现行官方的级别可以解决的 ,现在一切以官本位来套 ,如科级、处级、局级等等 ,有的甚至说寺庙也有科级、处级的分别 ,这大概指的是相应级别。但是官本位这个东西不一定能表现博物馆的水准 ,处级的博物馆比局级博物馆搞得好并不是不可能 ,在 21 世纪将绝对是可能的。如南京博物院新的陶瓷馆的陈列品和设施 ,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地方的博物馆竟有这样好的效果 ,在以前是不能想像的 ,成功还在于人 ,在于有所作为。

下一世纪博物馆以官本位就位的情形将会有所改变 ,选人以德、才为主 ,不一定用级别来选择 ,这个问题在目前似乎是难以想像的。而且 ,下一世纪将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企业文化事业 ,其中企业自办的博物馆 ,将会陆续出现 ,私人办的博物馆也会出现 ,这样就会产生不以官本位相套的博物馆 ,他们事业的操作 ,将会与公有制的博物馆有不同的特点 ,领导人员的物色也会不同。

我以为 21 世纪重要博物馆馆长的职责和任命 ,将由博物馆法来规定。一个理想的办法是重要博物馆的馆长 ,由于他担负的文物保管、文物研究和社会教育 ,要体现国家的水准 ,责任重大 ,对他们的选择将像国有企业的厂长一样 ,他的任命必将通过国家考试 ,如果可能 ,党委书记也要一视同仁。

四、文博体制将更会顺畅

目前普遍存在的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协调问题 ,以及各个县和各省博的协调问题 ,将会在 21 世纪的 20 - 30 年以前产生解决的方案。现在文博界尽人皆知的情况是博物馆补充不到文物、考古文物所老觉得文物库房不够用。这不是两类单位的问题 ,而可能是体制设制考虑不够全面。在越来越民主化的条件之下 ,用一纸文件改变文物所有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重要的问题是博物馆 ,但是对博物馆来说文物的补充是灌输新鲜血液的问题 ,得不到补充就愈益衰老。对考古单位来说 ,则是库房拥塞 ,五十年代的材料还没有正式发表的情形也不是个别的 ,有的库房就像新的文化堆积。但这些文物是考古工作者辛辛苦苦牺牲了健康 ,付出了一生青春年华和精力得来的 ,非同小可。

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够 ,文化建设只有吃饱了吃足了饭才有可能发展 ,等到 21 世纪 20 - 30 年代或更早 ,中西部开发有了一定成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要出现新的高潮 ,当出现高要求的文化饥饿的时候 ,将会产生博物馆和考古所双方更好协作的“双赢”方案 ,文物是天下的共器 ,人人可以有享受、欣赏、研究的权利 ,是全民财产。

但是博物馆和文物单位负有保护的法定责任 ,在得到妥善的科学保护的条件下 ,当然应该尽可能地开放 ,文物是许多考古和博物馆工作者研究和宣传的对象 ,很多人为之奋斗终生 ,轻易出台一个考古发掘报告 ,随即移交的办法不太现实。

我认为可能将来有两个办法来解决 ,首先各地博物馆要充分展出考古发掘的文物 ,并且标牌上注明发掘的单位和领队人。要把博物馆相当一部分变成各地考古成果的展陈场所 ,当然陈列工作也有博物馆的贡献。

考古所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轮换几次工作 ,研究工作可以在博物馆结合具体情况来做 ,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可以到考古所去下田野 ,增长阅历和知识。学术研究、科学研究的题目相互交流。

双方的一部分领导人员在工作重点明确的情况下 ,可以兼职 ,如副所长可以兼副馆长之类 ,同样的情形博物馆也是如此。经济收益和出访机会合理共享。行政领导机构应该积极地促进双方的磨合 ,有了实际措施 ,相信能够得到“双赢”的结果。

五、经费

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机制的转换时期 ,但现在许多省在建立新的博物馆 ,我国经济情况对一个中等发展的省来说 ,支持博物馆事业有限的发展 ,并没有经济上的问题。对一些经济不富裕的省 ,支持博物馆事业也许困难一些 ,但也不会太大的问题。办博物馆也像办大学一样 ,是一个涵盖社会各层次的教育机构 ,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 ,各省办一个好的博物馆 ,应该没有问题 ,事实上 ,博物馆所需的费用根本不成比例。

问题是博物馆要现代化 , 在下世纪 , 博物馆没有现代化的气息 ,观众将日益减少。在这方面 ,须要化力气化经费。但是 , 任何政府 , 文化开支都比较少 ,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下世纪博物馆进一步走向社会 ,企业经济在文化上的投资将会增加 ,一部分博物馆的开支将得到大基金会的支持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时候领导中国接近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经济水准的人大和政府 ,也许有可能仿效发达国家支持博物馆事业的措施 ,人大将会制订出一个捐赠文化公益事业相应的免税法律 , 并加以实施。那个时候 ,将是整个中国博物馆美梦成真的年代。

【马承源（1928－2004），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54年起就职于上海博物馆，历任保管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青铜器、简牍研究和鉴定。曾任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中华世纪坛名誉馆长。】

其实，关于文物移交纷争的新闻还是经常会看见的，比如去年曾有过圆明园想让北大归还文物等，更不要说各地博物馆之间的借调、互换文物等想象，理论上讲文物的归属权是国家，但属地物权是一个客观存在，掌握“物权”的机构分属不同的行政隶属线，流动的难度同样是客观存在。

在这次的讨论中，还有网友@老邪新楦儿发表了一篇相关长文，有兴趣的可戳此阅读传送门~

@老邪新楦儿文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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