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国家能力和全球化——200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中国的城市改革从实行对外开放开始。自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开始，中国的开放从珠江三角洲延伸到福建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渤海湾、东北地区，再沿着长江扩展到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这开放的路径似乎和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的被打开很相像，不过差别是决定性的：一百多年前的开放是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100多年后中国的开放是自主的。

中国主动打开国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要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之中。在开放之前中国见证了美国资本和技术向日本的转移，接着又是资本和技术从日本转向东亚和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先后出现四小龙和四小虎。这些经济体一时风生水起，蒸蒸日上。

面对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决心参与其中，邓小平发出军令要杀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警告说否则要被开除球籍。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功地融入了世界产业链，中美贸易从1978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700亿美元，整整170倍。

2007年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中美经济联系的紧密性提出了 “中美国” 一词（Chimerica），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中美两国 “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 。

但中美双方都不满这种“中美国”关系。2007年在巴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时任中国商务部长非常形象和雄辩地表达了中国的不满；他说： “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

广东顺德一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出席国际论坛时说，他在10年间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手术。他的外国同行惊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出这样“丰富”的病例。

中国的巨大出口是大量工人的断指、巨大的环境破坏，微薄的利润支撑起来的。中国人不甘心只当苦力赚点加工费；中国希望发展出先进产业挣体面的钱。

中国发展先进产业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2005年大张旗鼓地提出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提出是对外开放战略从“两头在外”到“市场换技术”后的又一次修正和升级。可以说2005年前后是中国改革开放若干重要节点之一。

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市场换技术”这个模式并不有效。根据北大的一篇报告，在“市场换技术”框架下，跨国公司将特定的生产制造环节安排在中国，通过整合中国的制造和工程能力来完成其全球布局。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会刻意隔绝、甚至压制中国本土的技术活动，阻断中国本土形成有效的创新链。简言之，在“市场换技术”条件下，中国的工业技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跨国公司的调控。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中国高度参与了全球产业链，但却在技术创新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在整体上换来关键技术。

200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令国资委集中指导 196 家最大国有企业。确立16个 “特大工程”为国家攻关方向，这16个大工程包括高端芯片及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宽带无线电信、先进数控机械、大型飞机、核反应堆、生物医药、转基因生物等。

中国的重提自主创新引起了西方的警惕。西方有说法认为自主创新的决策是与市场化改革的分道扬镳；2005年自主创新的提出是中美关系由合作转向对抗的起点。

西方的第一种说法不是误解就是故意挑拨。扶持战略产业实行战略赶超是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立场。实际上，1990年代的分税制奠定了中央政府的强大能力； 1995年提出的抓大放小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要扶持大型国企实行战略赶超；2005年提出自主创新，2016年中国又提出了更加宏大详尽的制造业2025计划。

西方第二种说法，既2005年自主创新的提出是中美关系由合作转向对抗的起点，体现了中美对发展观和国际格局演变的根本分歧。

中国提出自主创新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版。中国历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试图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和市场换技术的方法结合起来发展自主技术。中国仍然强调开放市场，继续对外资给予大力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中方谈的更多的是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既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谈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然而西方高度明白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当中的分量。在真实的世界，战略层面上的技术创新都是在国家、企业、科研和大学机构紧密协作的条件下完成的。国家组织这种紧密协作的能力具有社会公共品的属性，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这种能力是长期投资积累形成的，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拥有。复杂的战略性的工业技术活动既是市场行为，也受国家政策引导，既存在市场竞争，也存在国家协调。

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空客、日本发展半导体和汽车工业、韩国发展重化工工业，发达国家依靠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的例子不胜枚举。

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自己搞而对中国政府协调下的战略产业创新那么警惕？这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西方利益的根本性的冲突。中国希望通过开放获得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为此中国准备向西方提供劳动力和市场；但绝不会同意以自主创新的主权进行交换。但西方绝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先进技术体系。西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将和西方分庭抗礼。

小布什时代，美国曾准备把矛头对准中国。但当时的美国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难以脱身。接着长期的脱实向虚又导致美国在2008年发生金融风暴，并波及到全世界。

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急赴北京寻求帮助。后来保尔森在BBC一档采访节目中披露，当时的莫斯科曾建议北京卖掉美国的债券，双方联手干华盛顿一票。对此保尔森忧心忡忡。

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债，还出手4万亿拉动世界经济。

但美国人不记中国人的好，2012年11月，再次当选的奥巴马民主党政府在就职后的第10天就提出返回亚洲战略（Pivot to Asia），并着手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TPP圈子。

非传统共和党人特朗普，班农等异军突起。特朗普在全力攻击中国的同时，对美国建制派也火力全开。特朗普指控美国建制派、华尔街金融势力和高科技平台联手把美国制造业拱手交给了中国。

不要以为特朗普和班农等对美国建制派的攻击是非主流派的一种离经叛道，拜登上台后，民主党也对统治西方40年的新自由主义发起攻击。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直言要用拜登经济学取代里根经济学，因为里根经济学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不但使得美国两极分化，国家意志萎靡，更是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坐视甚至帮助了中国的强大。

看起来，西方衰落的主因是内部的，是自己忽悠了自己。

第一个忽悠是西方一度坚信，放手让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真的能产生涓滴效应；大资本吃饱喝足后能够惠及下层人民，稳定社会。

第二个忽悠是，西方人真的认为，非民主国家只要引入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定引起政治的多元化，而一旦实行政治多元化，就必然能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具体到中国而言，美国人原来的设想是，经济自由化将使北京逐步走上政治多元化和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一旦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就必然按照苏联垮台的轨迹走。至少中国政府的能力将下降到难以有效组织国家行为的程度。

然而，实际情况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只能创造出有限的红利。中国不可能长期当打工仔，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也必然造成巨大的国内问题。根据哈佛教授罗德里克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模型，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的损害到国家主权和大众的民主利益。

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为应对危机，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将利率下降到1%附近。2005年，格林斯潘意识到过度宽松带来的债务及资产泡沫风险，快速将利率恢复到5%附近，随即引发美国次贷危机。

中国方面在2005年提出自主创新。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的自信和快速发展与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成为鲜明对比。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开始流传。

2008年普京挥军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

2014-2015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死灰复燃。

这些演变标志全球化来到了下半场。此时国家之间，民族和种族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当国家利益和文明冲突日趋尖锐的时候，世界又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世界各国进入获得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卡位战。

在这种卡位战中，国家能力极为重要。特朗普上台后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拜登政府将贸易战扩大到科技战，金融战。美国的印太战略，AUKUS和北约向亚洲的扩展都瞄准的是压迫中国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国家能力。

里根和撒切尔当初选择用新自由主义拯救资本主义，但这种拯救只是暂时的。里根和撒切尔把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金融资本的肆意妄为则反噬了发达国家的国家能力。

本质上，金融资本主义加新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破坏国家的凝聚力和经济动能。当国家之间的实力发生倾斜时，全球化即告结束。围绕国家能力的新冷战开始。

中国也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西方出现的问题中国都有，有的甚至更严重。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教训是要研究为什么金融资本主义加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西方的衰落，并建立和完善有别于西方的，更公平、更民主和更有效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