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埃及犹太裔共产主义者经历的埃及共产主义运动

1. 犹太家庭

  阿尔伯特·艾瑞，1930年6月出生于一个埃及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来自土耳其的犹太人。由于在土耳其生活不下去，于是果断选择在20世纪初移居到了埃及。母亲则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祖上先是从俄罗斯逃难到了土耳其，随后又逃到了埃及。艾瑞的父亲在移居到埃及后开始做服装和体育用品批发的生意，由于一战的爆发，埃及的经济在当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艾瑞家里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

  虽然父母都是犹太人，但艾瑞从小受到的却是世俗教育，家里表现得最像犹太人的可能是艾瑞的父亲，而他保留的唯一犹太人习惯就是周六雷打不动的关店休息。一次，艾瑞的母亲要带他去一个犹太教堂做礼拜，而教堂里的男女要分开礼拜，因此教堂里的人要求艾瑞的母亲把艾瑞留在这里做礼拜，而她则到另一层做礼拜。但是艾瑞的母亲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如果一个宗教要把我和孩子分开，那么我也不需要这么个宗教了。”随即便带艾瑞离开了教堂，并从此再也没进入过任何教堂。

  到了上学的年纪后，由于父母在家中都是说法语，母亲也用法语教艾瑞读写，因此父母决定将他送到一所法语学校。而法语学校中的老师和同学也成了他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契机。比如他的法语老师雷内·格拉尼尔（Rene Graneer）就是一位共产主义者。

  二战爆发后，埃及虽然也被战争所波及，但总体而言战争对埃及的影响有限，战争期间艾瑞一家人也经常去亚历山大乃至国外度假。但艾瑞的姥爷作为俄罗斯人，十分关系自己祖国的状况，特别是当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姥爷对苏联的关心影响到了艾瑞一家人。而在1942年，随着苏联卫国战争形势的转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此时经历了复苏。艾瑞的姐姐也在此时加入了左翼运动，艾瑞也借此机会认识了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比如亨利·库里尔，法国共产党成员，也是埃及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被埃及政府驱逐到欧洲后仍长期为埃及共产党提供筹集资金或是外联等工作。甚至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亨利偷到过三方详细的入侵计划，但可惜该情报未能被纳赛尔重视。

1945年，苏军攻入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的反人类行为——特别是集中营的毒气室给当时的艾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的共产主义思想也通过小说流传开。一次，姐姐回家时给艾瑞带了一本高尔基的《母亲》（这本小说主要讲述了沙皇俄国时期的工人解放斗争）。从此，艾瑞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2.  共产主义活动

自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艾瑞便一直尝试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上学期间，他曾加入校内的共产主义性质社团。1946年，艾瑞加入了火星组织（名字来源于列宁创办的火星报），负责发展组织成员。而此时，埃及存在着众多左翼组织。升入大学后，在1947年，他又随着组织合并入了“解放国家民主运动”组织（下称“解放运动”），隶属于组织的宣传部门。由于“解放运动”组织本身吸纳了众多其它组织，导致组织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让组织内部当时发生了很多争吵。

由于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加上众所周知的厌食症国外法鲁克的统治不得人心，爱国主义运动在埃及越发高涨，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这引起了当局的重视，加上1948年开始的中东战争，埃及宣布实行军事戒严令，大量的共产主义者遭到逮捕。这样的逮捕一直持续到了萨达特时期。

由于当局的打压，“解放运动”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由于此时在组织中还不出名，艾瑞便开始负责宣传物的印刷和组织内的相互联系。此时的埃及当局已经进入了神经紧绷的状态，为了找到分发宣传物的人，他们甚至会监察市场上纸张和墨水的售卖情况，一旦发现有人买了很多纸张或是墨水，便会断定此人必是共产党。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组织只能搬着印刷机器和印刷材料打游击战，幸亏组织成员里有人有一辆车，不然在城里把东西搬来搬去的迟早会被发现。

除了当局的打压，组织还要面临来自穆兄会的敌对，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学生和穆兄会的冲突：穆兄会成员冲进大学殴打学生，随后学生予以还击。

好在随着1950年战争和军事戒严令的结束，“解放运动”的活动又回到了正轨，被逮捕的共产党人得到了释放。此时“解放运动也开始把工作重心从针对观点分歧进行讨论转移到了群众运动中。”

然而，随着1952年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7月革命，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起初，纳赛尔组织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也有也有共产主义者优素福·赛迪格，但一次工人罢工活动导致了委员会的分裂，部分工人被判刑，优素福也退出了委员会。这导致了其它共产主义者和委员会间的对立。

随后，一些为自由军官组织印刷宣传物的印刷机构成员被逮捕，而这一印刷机构立属于“解放运动”组织。是的，你没看错，为自由军官组织印刷宣传物的机构成员被逮捕了，当时作为作案工具的印刷机，后来还被放进了“革命指导博物馆”中，绝口不提这台印刷机是当时共产主义者们为自由军官组织印刷材料而使用的。这进一步加剧了两方面的对立。

自由军官组织对共产主义者的敌视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宗教原因而讨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做大。

（艾瑞和他的车 1952年拍摄）

随着双方对立的愈演愈烈，“解放运动”的活动再次转入地下，而艾瑞因为拥有一辆车，而再次荣幸的成为了负责藏匿印刷器材，联系组织内部成员的负责人。组织高层往往会选择在天黑后在他的车上碰面。很不幸的是，1953年，艾瑞被捕。此时组织刚刚决定在印刷完纪念十月革命的宣传物后暂时收手。可想而知，当艾瑞在家中被逮捕时，几乎是“人赃俱获”，警察从他的车上搜到了大量的宣传物。

3.  被捕入狱

艾瑞被捕后，未经审判便被关押到了军事监狱中，一同被关押的除了组织内的同志外，还有穆兄会成员。在关押了几个月后，军官组织为争取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起草并签署一份宣布支持军官组织的文件，便会将他们释放。但很可惜的是，在签署文件后，只有部分成员被放出，其他人仍旧被关押。

(上图：参与匈牙利使馆活动的艾瑞及其朋友 下图：1953年时审判现场)

又过了一段时间，艾瑞和他的同志们被转移到了埃及监狱中，随后他被判8年劳改，当然，艾瑞世纪服刑时间比这个长的多，达到了11年。审判和逮捕的过程也相当混乱，有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因为在街上偷偷卖大麻，被警察当成了秘密交流文件的共产主义者给抓了进来，后来被释放，继续在军官学校学习并顺利毕业。

即便被关在监狱中，艾瑞和他的同志也没有放弃，反而在监狱中发挥各自的特长，在监狱里办起了讲座和学校，互相教授知识。艾瑞就在监狱中教授自己的同志们法语。

1955年6月末，由于当局担心让共产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呆在城市中的监狱，会使得他们可以对社会输出影响，因此便决定将他们转移到沙漠中的瓦哈特监狱。在艾瑞的回忆中，当时的装着他们去往瓦哈特的火车走走停停，每当路过居民区，他便会和车上的同志一起对居民区大喊：“打倒独裁军事统治！”

瓦哈特监狱的面貌也实在是“原宿风”：监狱其实就是铁丝网围着的一大片沙漠，所谓建筑不过是一堆帐篷和几个铁皮木板搭成的房子。睡就只能睡在帐篷里的木板上。沙漠中几乎没什么生物，除了跳鼠，蝎子，就是偶尔会出现的阔耳狐。沙暴一来，连帐篷都出不去。

沙漠对人的最大考验不单单是环境，更重要的是无聊。穷极无聊的穆兄会成员甚至会抓蝎子来斗蝎子取乐。而对于像艾瑞一样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法获取到外界的消息。此前的监狱里，偶尔还有探监的机会，自己也能从军官身上得到些消息。但当局对转移这件事做得很匆忙，他们也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家人们。

但好在，过了两个月后，一些未被逮捕的，或是在国外的“解放运动”成员得到了消息，开始组织他们的家人对他们进行探亲。想要前往沙漠中的监狱并不容易。一次，这些家人们乘坐的火车在路上抛锚了，为了能探亲，他们一起下了火车，推着火车往前走。

除了组织探亲，这些未被逮捕的成员们也会在海外组织筹款，帮助那些被逮捕成员的家庭。此时的埃及不允许对海外直接汇款，因此这些成员利用帮别人汇钱的方式来获取一些资金。同时，他们也会去探视被捕成员的家庭。艾瑞被捕后，父亲在几年后去世，母亲也疾病缠身。未被捕的成员们会轮流探视艾瑞一家人，有的假装成了客人，用买他们家店里商品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而艾瑞的家人们也选择帮助“解放运动”组织，利用探亲的机会帮助组织传递文件。

搬进新监狱后，艾瑞他们在监狱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学校。此时学校的成员已经不单单是组织成员，他们还吸纳了很多还是文盲的监狱看守。在他们的教育下，一些过去对他们十分冷酷的看守反而成了他们的乖学生。为了能办成学校，不少组织成员献出了自己睡觉用的木板，来搭成桌子椅子。他们办的学校后来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有的监狱看守在得知自己将被调往瓦哈特监狱时，会提前买好笔本，来上他们的课。

由于艾瑞的父亲从事进出口生意，经常能接触到一些新玩意。一次，他拿到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用电池的收音机，于是便给儿子送进去。终于，艾瑞和他的同志们得到了收听新闻的机会。

1956年，艾瑞和他的同志们听到越来越多关于英法以即将入侵埃及的消息，爱国心驱使他们开始尝试自行进行军事训练，抗击英法以入侵。他的同志中有曾经担任过军官的，成了训练营的“首长”。艾瑞在后来回忆说：爱国热情盖过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我们过去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祖国。共产主义思想也教会了我们爱国——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其他地方。

在一开始，他们的训练只能用自制的木头步枪，这导致了来自穆兄会的一片嘲笑。但是，看守他们的军人们开始同情他们，把自己的李·恩菲尔德步枪退掉子弹后交给他们练习用。就这样，艾瑞和他的同志们学习了怎样拆装并清洁步枪，随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式练习了如何使用左轮手枪和冲锋枪。

1956年10月29日，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在得知有一部分未被逮捕的同志们已经组织队伍进入赛义德港与入侵者们作战后，艾瑞和他的同志们也纷纷要求让他们也去前线参战。此时的监狱领导们不敢怠慢，把副省长（同时也是个军人）请了过来，副省长安抚大家等一等，他会向总统方面请示。此时埃及已经与苏联建交，纳赛尔也在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后对共产主义者有了合作的态度。因此，纳赛尔派了个代表过来，此时英法以已经停火，他代表纳赛尔来感谢他们的爱国心。

由于埃及和苏联关系的加深，共产主义思想也开始在大学生中传播，但好景不长，1958年伊拉克革命爆发后，埃及当局再次开始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并抨击共产主义者为“苏联的傀儡”。1959年一月开始，埃及再次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力度空前的大搜捕。在这次逮捕中，有人被折磨致死，有的人被折磨到半死后释放，但回到家后一两天就会死去。报纸上也满是对中国和苏联的抨击。此时，艾瑞因为一些原因搬到了其它的监狱，而他后来才知道瓦哈特监狱内，在他搬离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被关押的共产主义者被要求穿着囚服，没有任何防护的去采集沙漠中的荆棘。但即便被如此折磨，这些共产主义者们仍未失去他们高尚的精神。一次，监狱长的孩子因为服用了错误的药物而昏迷，此时的监狱中没有相应的医生，被关押的同志们中的医生便站了出来，治好了孩子。

后来，随着埃苏关系的逐渐改善，以及折磨政治犯致死的事情成了世界性的丑闻，大搜捕又渐渐停息。

时间到了1961年，此时，根据判决，艾瑞应该得到释放。但此时当局要求被关押的共产主义者们只有声明反对共产主义才能得到释放。由于此时埃及国内反对犹太人的声浪，艾瑞甚至被额外要求出狱后离开埃及。但他的爱国心让他拒绝离开埃及。作为一个犹太人，艾瑞发对犹太复国主义，还在上学时他便跟同学偷偷去了巴勒斯坦，为了调查犹太定居点状况而偷偷混了进去。犹太定居点的所见所闻让他觉得，犹太人的天性便是掠夺土地。以上种种使得艾瑞被继续关押。

1964年，随着环境的改善，加之苏联此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访问埃及的条件之一便是释放被捕共产主义者们，艾瑞被最终释放。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11年。

4.  新生活

出狱后的艾瑞面临着种种问题：生活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无力维护父亲的产业，身体也日渐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后来埃及对犹太人愈发的不友好，于是决定移居巴黎投奔艾瑞的姐姐。政治上，纳赛尔决定统合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先锋队组织”，艾瑞之前的组织被解散。这样生硬的融合使得“先锋队组织”自建立起时便充满了分歧。而到了萨达特时期，萨达特选择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并寻求穆兄会的力量。

为了生存，艾瑞选择继承父亲的事业，去做一些进出口贸易，再也无力去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为了结婚，也为了能够留在埃及，他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而此时，由于埃及对犹太人的一系列政策，不少他曾经的同志只能选择离开埃及，有的人只能选择去以色列——因为他们没得选。

2012年，埃及发生革命，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在艾瑞看来，这根本算不上革命——因为政权的更迭并未带来任何改变。他也痛心于此时的左翼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不足，让革命的果实最终被穆兄会取走了。当然，作为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之后，在见到自己的战友们一个个的逝去，而他们的故事也将被遗忘时，艾瑞选择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好保留住这段回忆。2021年，艾瑞去世，享年91岁。

（艾瑞的回忆录）

经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埃及，移居到其它国家。艾瑞回答：

“为什么我要离开它，然后作为二等公民在另一个国家开始生活？我生活在这里，我的祖辈决定在此扎根的地方。我永远不会离开它，我要最终被埋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