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工程，为什么名声这么差？

牛奶是牛的产物，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拉狄克（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

前言

三门峡工程是建国以来最失败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之一，整个项目的建设历程和来龙去脉几乎完全阐释了如果忽略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专业性，在政治挂帅的逻辑下，不顾后果强行上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会面临哪些严重后果。

三门峡工程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它在那个中国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年代却强行上马，并最终因为设计规划不合理而没有达成预期建设目的，反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和人力资源的严重虚耗，尤其是项目周期本身又刚好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这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让三门峡工程本身成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公共决策事故。

这座水坝本身像一座无声的纪念碑那样，警醒后世的每一个决策者必须慎重对待专业观点，在决策时必须防范和抵制唯意志论的倾向。

它也是此后中国诸多在政治挂帅逻辑下强行上马并最终惨烈失败的工程项目的一个缩影。

一波三折

黄河水在河套地区九曲冲抵后，过华山，下潼关，行陕县，去路遭太行山脉所阻，于是以绵绵河力撞开三路以为水流，分别为“人门”“神门”“鬼门”，号称斧劈三门，此所谓三门峡，中国水利史上的第一座高坝大库，三门峡水电站即坐落于此。

三门峡大坝建成前的三门峡，河心原有神门、鬼门、人门、梳妆台、张公石、砥柱石等小岛

三门峡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设在黄河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经历过三次上马和下马的重复波折。

三门峡工程的主持建设部门——黄河水利委员会，其成立时间非常之早，甚至早于新中国的建立，早在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山东三个解放区就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冀鲁豫边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为黄委会主任，地点设在开封，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统一的黄河治理机构。

1950年3月，黄委会经过查勘调研首次确定了三门峡坝址，并提出了初步建库方案，但由于项目论证过程中得出的淹没面积过大，耕地面积损失和搬迁户数太多令决策层难以承受，因而该项目被否决，这是三门峡工程第一次上马和第一次下马。

1951年，根据王化云本人提出的“蓄沙拦水”方针，黄委会第二次建议在三门峡修筑大水库，这一建议当时得到了水电总局的积极支持，水电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利资源，扩大电力供应的角度出发，也主张修建大型水电站项目，但因为项目寿命和前面提到的淹没面积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方案才被搁置，这是三门峡工程第二次上马和下马。

直到1952年8月，事情才出现转机，当时中苏两国就技术援助项目进行谈判时，就商定将黄河综合规划列为苏联对华技术援助项目之一，苏联同意派遣水力和水利专家来华指导技术工作，同年冬季，黄委会第三次提出三门峡方案，但由于和水利部在预算和淹没面积这个老大难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三门峡工程第三次上马和下马。

至此，三门峡工程的相关决策三起三落，始终未能得到批准，从该项目连续三次被否决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决策层对于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是极为犹豫的，主要是一旦三门峡工程建成并开始蓄水，势必对上游造成大面积淹没，三门峡上游是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那里是数代中华帝国的发源地，淹没那里的耕地对中国宝贵的耕地资源会造成严重损失，这对于人地矛盾突出，吃饭问题紧张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代价，另外对淹没区的居民进行搬迁安置也是一项难度颇大的社会工程，淹没问题难以解决是当时决策层对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实施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八百里秦川，辽阔雄浑的关中平原，这片天府之地养育出了光辉壮丽的古代中华帝国，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人都应该记住，我们曾光耀八方，我们曾席卷天下

按照黄委会在中苏就黄河综合利用项目进行技术援助的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后，于1952年冬季提出的第三版三门峡方案，三门峡工程的水库水面高程包含350米到360米等多个方案，淹没面积从205万亩到326万亩不等，涉及搬迁人口从61万人到86万人不等，预算从9亿元到11亿元不等。而这与当时水利部给项目划定的红线相差甚远——水利部划定的红线是预算不能超过5亿元，涉及搬迁人口不能超过5万人，这种方案和红线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三门峡工程被多次否决的关键原因。

大干快上

1954年1月，苏联专家组到达北京，经过两个月的情况了解和资料审阅，苏联专家组自认为已经具备了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并建议报告由苏联专家指导，中国专家编写。

1954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由水利部，黄委会等相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组成该委员会，负责《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三门峡项目正式启程。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编制工作进行的非常迅速，不到半年，1954年10月，该报告编制完成，选定三门峡工程为黄河综合利用项目的第一期重点工程，确定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是“蓄水拦沙”。主要任务是将黄河千年一遇洪水的流量由37000立方米每秒减至下泄8000立方米每秒，并与下游支流水库配合运用，彻底解决下游的防洪问题，同时还要拦蓄上游全部来沙，调节黄河水量用于农业灌溉，改善下游航运条件，同时本身还是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电装机容量89.6万千瓦。

这个规划方案在当时看来堪称惊艳绝伦，若能成功实施，将彻底消灭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黄河水害问题，其带来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不可估量。

直到今天，黄河的不定时泛滥依然是中原地区的难愈顽疾

也正是基于这一方案，当时社会上的浮躁风气日盛，诸如“黄河清，圣人出”一类的封建迷信思想开始大肆泛滥。

1955年5月，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份报告，将其提交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1955年7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报告，7月底，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报告，要求国务院成立三门峡项目实施的工程机构。

1959年，中国方面委托的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设计分院完成了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工作，但该项目早已于1957年4月13日便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工程开始蓄水运用。

这便是三门峡工程的大致建设过程。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好奇，三门峡工程作为一项涉及国计民生，影响范围极广，利益关联极其重大的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什么会在设计工作完成前，提早两年就开工建设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要看看这个项目的建设时间是哪几年，答案便不言而喻了。

事关重大的项目却仓促动工，草率上马，这在那个疯狂而混乱的年代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当时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都存在这种情况，在项目的规划设计工作尚未完成时便提早上马，开工建设，许多项目实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建设方法，这样的项目常称为三边工程。

三边工程是豆腐渣工程的高发地带，因为先上车后买票的结果往往是货不对版

由于三边工程违背了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在施工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性、随意性较大，工程质量和安全隐患比较突出，工期往往不能按计划保证等问题，是豆腐渣工程和私拉乱接行为的高发地，因此三边工程目前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部关于统一实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通知》《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所明文禁止，一切工程项目必须先把建设方案和施工图拿出来并审查合格后才能实行，某些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试图给三边工程洗地的人，可以考虑把这三部法律买来看一看，加强一下法制观念。

祸起卫星

关于苏联技术人员在三门峡项目的决策，立项和实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专家意见的分量被过分夸大了，因为苏联专家并非三门峡工程的最初倡议者，也不是三门峡工程的最早规划者，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最终决策者，他们是应中方邀请来为中方试图实施的项目提供技术指导的，起到的主要是辅助性作用，而非项目的主导者。

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苏联专家虽然是应中方邀请前来提供技术指导，但其在项目的设计方案和具体施工决策过程中占据事实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从项目的实际历程来看，苏联专家在项目实施本身及其后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

一方面，早在中苏两国就黄河综合治理项目达成技术援助协议之前，黄委会就已经多次提出建设三门峡项目的有关动议了，为此黄委会连续提交了三次技术方案，而三门峡工程的最初倡议者，最早规划者，最终决策者都是中国方面，三门峡工程的核心理念“蓄水拦沙”也是由中国方面最先提出的，该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也是中国方面，因此把三门峡工程所有的锅都给苏联方面背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尤其是在事关重大，并最终导致三门峡工程失效的泥沙问题上，说责任完全在中方都不为过，三门峡项目的核心理念是“蓄水拦沙”，该理念认为三门峡工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配合黄河上游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再加上黄河上游支流随后将要修建的一系列其它水库，形成三门峡、植树造林减沙、上游支流水库辅助拦沙三者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局面，将黄河上游的泥沙拦截下来，按照预期，如果相关规划能正常发挥作用，黄河将变为清水河。

当时国内盛行所谓“黄河清圣人出”这种献祥瑞式的说法，再加上当时国内在经济建设工作中日益冒进，放卫星和浮夸风开始初露端倪，各地盲目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尤其是当时负责黄河上游居民搬迁，负责植树造林水土保持以及上游配套水库建设的有关部门，在项目前期论证过程中放卫星，乱许愿，瞎承诺，提出了大量不切实际的浮夸指标，这些指标涵盖了从植树造林到水库建设再到人口搬迁等多方面，尤以植树造林为甚，甚至提出了5年内完成植树造林水土保护的不切实际的卫星承诺。

实际上三门峡工程虽然也放卫星，但卫星程度相比较后来的各种亩产万斤，十万斤相比，其实还算是保守了，估计是因为处于放卫星早期，所以那时候还有所顾虑，不敢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

根据1963年的事后统计，有关方面根本没有完成他们放出来的卫星指标，整个项目周期内仅完成初步治理面积6万平方公里，其中有效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仅占原定规划面积的16%和22%，拦沙效果根本出不来。

最骚的还是在项目规划之初，作为三门峡工程上游配套项目的负责辅助拦沙的上游支流水库，由于淹没大、效益小等原因，居然一座都没有修建，拿国计民生当儿戏，荒天下之大谬。

哪怕工程效果完全按照设计方案里最乐观的估计进展，植树造林、支流水库也是三门峡工程发挥作用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结果这两大要素都未实现，哪怕完全按照技术方案来看三门峡工程都是严重不合格的。

拿重大项目当儿戏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著名反面教材五小工业，图为小化肥厂

也正是由于有关方面的放卫星和瞎承诺，导致黄委会进行立项论证时采信了相关承诺，对三门峡项目建成后的效果做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导致在项目的技术方案选择过程中基于这种卫星承诺而选择了一条激进，错误，有害的技术路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三门峡工程的最终失败负重大技术责任。

可以说三门峡工程的惨痛失败，至少一半原因是放卫星放出来的。

以俄为师

当时苏联方面的估计是，项目建成到1967年时，泥沙量可减少20%，50年后可减少50%，这还是在最乐观估计水土保持效果和森林生长速度的情况下做出的最激进估计。

而同一时期黄委会方面提出的估计是项目建成到1967年时，泥沙量可减少50%，50年后变为清水。

这种不切实际的的卫星指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完全无人敢予质疑，那是放卫星和浮夸风方兴未艾的时期，敢于对卫星指标进行质疑是需要冒着重大政治风险的，特别是当时相关人员私下里流传的黄河水变清寓意的“圣人出”这种祥瑞现象意指何人不言自明，因此无人敢挑战此等政治权威，于是中方的技术人员对于这一浮夸指标不是大加赞赏就是保持沉默，而苏联方面则抱着求仁得仁的态度，毕竟中方才是当事人，中方自己都信了这套指标，那苏联方面没必要出来当恶人，也未对此予以制止，于是，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浮夸指标，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过程中的立项依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专家的意见确实对三门峡工程的拍板上马起到了可以说是一锤定音式的决定性作用。

前面我们说过，三门峡工程曾经三起三落，对淹没面积，搬迁人口和担忧是决策层反复否决三门峡工程的主要原因，而促使决策层打消这一疑虑的，恰恰是苏联方面的意见。

那时候全国上下对苏联的迷信无以复加，实际上回头去看，苏联在号称全盛期的70年代出口结果依然以初级产品为主，产业升级还要靠西方包建的生产线，它自己算不算工业化国家恐怕都两说

1954年1月，由一位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设计分院的副总工程师领队，由水工、水文和水力计算、水工施工、工程地质、灌溉、航运等六个方面的专家各一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到达北京，这个7人专家组经过两个月的情况了解和资料审阅，就自认为已经具备了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

随后该报告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开始编写。

针对决策层最为担忧的淹没面积和搬迁人口问题，苏联专家组明确提出了“以淹没换库容”的理念，即：要解决下游的洪水问题，必须确保三门峡水库有足够库容，而要获得足够的库容，上游的淹没问题就不可避免，这是不可能既要又要的，虽然上游耕地出现了淹没，但如果能彻底解决下游的黄河千年水患问题，则下游的可开发耕地面积也会增加，总体而言依然是大赚的。

另外针对搬迁人口问题，苏联专家组提出了分期蓄水，分期抬高水库水位，分期淹没上游，分期移民搬迁的方案。

另外苏联专家还提出，三门峡工程的技术方案基本上复刻了第聂伯河水电站，第聂伯和水电站是非常成功的水利工程项目，有成功的先例在前，接下来无非是把已经成功过的事情再做一遍而已，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崇苏本质上也是一种崇洋媚外，而其危害之处在于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

这种逻辑清晰，条例明确的说服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老大哥”身上自带的专业团队光环和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成功先例，三者结合彻底打消了决策层的疑虑，于是，连续三度被否决的三门峡工程在第四次提议后，由于苏联专家在争议问题上的明确态度而被同意实施，阻止这场决策事故的最后一道保险就此打开。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用了半年即编制完成，三门峡工程是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因为该项目的纸面能力可以综合解决黄河流域的防洪，灌溉，发电等问题，后续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项目都需要建立在三门峡项目得以实施的基础上，为了后续规划能够推动实施，于是苏联专家力主该项目赶紧上马。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虽然具备一定的河流治理经验，也具备一定的修建大型水利枢纽设施的经验，但由于苏联的河流多为清水河，含沙量与黄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苏联方面拿来说服人并且作为技术蓝本的第聂伯河水电站，第聂伯河的地质水文条件和黄河天差地别，简单照搬两者根本就行不通。

第聂伯河水电站是三门峡工程的技术蓝本，1927年开工，1939年建成，由美国工程师援建，是苏联一五计划时期的重要成就，位于第聂伯河下游，靠近扎波罗热市，现在严格来说属于乌克兰

另外，苏联方面极其缺少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堤坝水库的经验，对泥沙处理等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基本上一片空白，以至于苏联的七人专家组中连泥沙专家都没有，再加上苏联的国情和中国大有不同，导致苏联专家的很多建议和结论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而“蓄水拦沙”理念虽然最初由中方提出，却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极力支持，苏联方面力主采用该方针消除黄河和清水河的差异，这与当时国内盛行的“黄河清圣人出”思想不谋而合，苏联方面又主导了项目设计的具体技术工作，于是有了三门峡工程的惨烈失败。

另外1956年4月，苏联专家针对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的编写工作，建议水库正常水位360米，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设定的350米高出10米，水位高出的10米，就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了350米水位规划中的淹没面积和60万移民的数量。

纸上一画，大笔一挥，就有30万人要背井离乡，万亩农田被大水淹没，只能说苏联人真是好气魄。

一边是脑子发热乱放卫星，另一边是不切实际刻舟求剑，一个真敢教，一个真敢学。

泥沙俱下

三门峡工程的施工非常迅速，1958年11月25日完成截流，注意，此时苏联方面甚至还没有完成项目设计工作，图纸都还没有就敢施工，只能说头是真的铁。

这在当时那个浮夸风，放卫星，多快好省，大干快上日益成风的时代，也算是不足为奇了。

1960年6月，筑坝高度到了340米，实现拦洪功能，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的353米。

1962年2月，大坝的第一台15万千瓦发电机组披红挂彩的开始发电。

看上去很顺利是吧？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在三门峡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该项目的严重决策事故所造成的惨烈后果就已经开始逐步显现。

三门峡工程建设现场，为了搞这个劳什子工程，在河南省动员了巨量民工，耗费了巨额资金

早在1961年2月9日，大坝尚未筑到计划高程的时候，泥沙淤积问题就已经严重恶化，到了1961年下半年时，超过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床大幅抬高，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抬高了4.4米，并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泄洪能力基本瓦解，两岸地下水位抬高，下游农田受大范围淹没和浸泡，土地盐碱化面积大幅增加，库岸坍塌严重。

渭河水位随着泥沙的淤积和河床的抬高而大幅上升，导致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为了防洪而被迫修起了防洪堤坝，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顺利排出，水系发生严重紊乱，这下不仅渭河两岸，更上游地区的大片耕地都迅速出现大面积盐碱化甚至沼泽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

1961年这一年，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位抬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渭河古称渭水，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历史上发生洪灾并不多

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内的淤积日益失控，地上悬河的局面不仅出现在了河南，还出现在了关中平原，堪称史书级的政治笑话。

最要命的是，黄河中游的河床出现了“翘尾巴”的问题——泥沙淤积愈演愈烈，甚至向黄河上游延伸，不仅严重危害到了数代中华帝国的发源地，培育出了强秦大汉盛唐的关中平原，甚至威胁到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把“黄河清圣人出”这种狗屁观点彻底抛开，重新更改三门峡的工程目标，将方案由原定的“拦截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沙排沙”，同时大幅降低水位。

由于水位降低，水头变小，前面提到的披红挂彩开始发电的第一台15万千瓦发电机组被迫在发电不到一个月后废弃，改装为5万千瓦小型机组，同时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大坝底部打通多个排水洞，以倾泻泥沙，例如再大坝左岸增减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使淤沙排出。

相关改建工程从1965年开工，1968年完工，在经过漫长的折腾，投入了不下百亿元，工程运用方式作了180°大转弯后，淤积问题略微减缓，但因为底部排水洞的底槛太高，泄流量还是太小，前面提到的“翘尾巴”问题继续向上游发展，引发了渭河、洛河、黄河的连锁淤积反应

到1966年时，库内淤积泥沙已超过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三门峡水库成为死库。

这下死库水了。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期改建就在1969年接踵而至，此时一切争论都变的毫无意义，苏联专家曾经提出的技术意见也被彻底废弃，曾经提出的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的宏伟目标无人再提，“黄河清圣人出”一类的观点更是成了笑话，转而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基本项目目标转变为“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

当年施工时保留下来，以备将来排沙，却因为苏联专家的意见而在施工过程中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被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个耗资1000万，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度由300米降低到287米用于排沙。

图为三门峡工程，好看吗？上游淤积和大面积土地盐碱化换的。

此时的三门峡工程距离当初的规划目标已经相距甚远，由于水位一再降低，发电效益从设计之初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断崖式下降到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到10亿度，灌溉能力基本不再提及——少毁点耕地就阿弥陀佛了。

另外由于大坝上为了排淤而打满了孔洞，又新建了两条导管渠，拦截泥沙实现黄河清水河化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至于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成为一纸空文，坝身上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打满了孔洞，两边还有两条导管，就此勉强解决了排流排沙问题。

1973年11月又将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调整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在汛期时降低水位防洪排沙，在来沙少时以低水位蓄水，又增加建造了一系列排沙泄流设施，加大了泄流排沙能力，使库区泥沙冲淤大体保持平衡，勉强控制住了泥沙淤积问题。

三门峡水库就此变成了一个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是电站的奇怪的四不像工程。

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为了加强排淤排沙能力，三门峡大坝上又多打了一堆底孔，反正现在的三门峡大坝早已千疮百孔，属于虱子多了不咬，另外增加了两台发电机，增加了一点聊胜于无的发电量，基本上解决了西安因为三门峡问题而面临的危险。

结果到了2003年，自古从未有过多少水患的渭河由于长期的河床抬高而发生“03·8”特大洪水灾害，战士们披着草帘子在堤坝上日夜坚守，741个行政村受灾，108万亩庄稼被淹，19万间房屋倒塌，沿河29万群众被迫逃亡，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2.8亿元。

后经过统计，这次持续时间一个月之久的重大洪灾共造成1080万亩农田被淹没，受灾人数达到515万任，经济损失达到82.9亿，成为有史以来损失最严重的渭河流域洪灾。

这还是单次洪灾造成的严重危害，实际上，三门峡工程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超过50万亩农田严重盐碱化，沼泽化，水库的上游淹没了大量农田，摧毁了数代中华帝国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河道航运基本终端，超过29万农民被迫从渭河谷地迁移至严重缺水的宁夏地区，其中有15万人在上级的反复决策失误下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的人生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三门峡大坝上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八个大字现在来看真是天大的讽刺

三门峡本身则长期处于高坝当低坝用的困境中，发电机组装机能力不到最初预期的1/5，一不能防洪，二不能发电，三不能拦沙，四不能航运，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并反复改建，再加上常年运行费用和相关单位的人力成本，从最保守的角度去估计，仅仅是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了三门峡工程乃至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多期项目的总造价，最保守也不下百亿元。

一次典型的制度化销毁社会财富行为。

以俄为师，政治挂帅，是以有今日之祸。

声闻于天

三门峡工程在上马前的项目论证和技术设计过程中，并不是只有苏联方面一家在唱独角戏，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人为了反对三门峡工程愚蠢的设计和建设方案而反抗过，战斗过，他们的英勇无畏虽然未能改变历史，但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人遗忘，黄万里，温善章，叶永毅，吴康宁。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万里，他在反对三门峡水库建设的过程中态度最坚决，意志最坚定，受到的冲击也最严重。

黄万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中国第一代水利专家，水利工程科学泰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毕生矢志治水报国，曾在民国时期任职于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历任甘肃水利局局长，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水利教授，苏联那些所谓专家给他提鞋都不配

1956年，针对苏联方面提出的《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也就是那个水位加高10米，淹没333万亩，移民90万人的拍脑袋方案，当时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专业任教的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了《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明确反对所谓黄河变清等错误观念，并且指出三门峡的建设必然导致上游出现洪水水患“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泥沙应该促使其顺流而下而非强行拦截等正确观点，但这一意见在当时日益癫狂的政治氛围下显的格格不入，因此相关呼声被漠视了。

1956年5月，黄万里再次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主张三门峡水库应比360米的水位高度大幅降低，并且要求把水坝底部的施工导流底孔留下，不要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的作用。”

1957年，对三门峡工程可能造成的后果忧心忡忡的黄万里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将对三门峡工程的不满写了出来，该篇小说以影射的方法讥讽了三门峡工程的不合理之处，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将这篇小说交到了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手中，领导人怒而批语“这是什么话”。

黄万里的厄运由此开始。

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国内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组提出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已经在2个月前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

当时的政治氛围众所周知，因此参会的专家学者基本上都保持沉默，只有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和黄万里提出反对意见。

温善章，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水利专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时他参会时只是水利部水电总局的一个青年技术员

温善章早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就先后向国务院和水利部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明确提出关中平原历史悠久，乃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永经济数据去衡量，为了减少淹没面积和迁移，他明确提出用低坝和小库容，滞洪排沙的方案进行替代，将迁移人口降低到15万人以下。

因此在6月的讨论会上，他再次提出建低坝而不要建高坝的方案，这一建议得到了同样与会的黄万里，叶永毅，吴康宁三人的支持。

而黄万里更进一步，他直接正面硬刚，他拒绝迷信苏联权威，不惜引火烧身也要大胆谏言，他在会上一人成军，英勇战斗，坚决抵抗错误观念，与支持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明确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违背了水流必然按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基本科学原理，公开否定了所谓“黄河清”的虚幻政治思想，明确表示就算大坝拦阻泥沙，河水冲刷河床后也必然带来新的泥沙，黄河水清不了，也没必要清，而拦阻泥沙必然导致严重淤塞，造成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严重生态后果，明确表示这坝修不得。

他的原话是：

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是要闯祸的，历史将证明我的观点。

后来在会上遭遇围攻后，他再次提出，就算一定要修，也不要把大坝底部的的施工导流底孔堵死

以备他日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

保留底孔这一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全体同意，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工作的所谓水利专家，依然按照苏联方面的建议和原设计，将所有大坝底部的的施工导流底孔全部堵死。

这些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最后在1969年的第二期改建工程中，为了解决排沙排淤问题又再次被重新打开，一共8个孔，每个耗资1000万，这8000万完全是没必要花的冤枉钱。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先花钱把路挖开，然后再花钱把路铺上，再花钱把路改道，再花钱把路两侧种上花草，再花钱设立人行道和车道，最后花钱把一切变回原状，这种事情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身边到处都是

所以说不要一提那个年代的种种问题就说那个年代条件差，有困难，有这苦衷那麻烦，先问问有没有把手头有限的资源用好，有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或者不如再问问有多少钱是像这8个施工导流底孔一样打了水漂。

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好的脑子。

反对苏联方面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被定性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再加上之前发表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黄万里一下子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领导人亲自点名批评《花丛小语》时的“什么话”三个大字作为黑字标题，转载了《花丛小语》全文，一场技术分歧瞬间演变为路线问题和政治问题。

“什么话”标题后来也被《人民日报》沿用下来，成为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就此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性人物。

面对这种如黄河泛滥般排山倒海而来的政治压力，黄万里如河中磐石般坚定不移，拒绝投降，他继续不断上书痛陈三门峡工程的谬误之处，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反驳苏联专家组的错误意见，清华大学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堪称掷地有声：

伽利略虽然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全世界的黑暗也无法熄灭一支蜡烛的光芒，因为真理从不畏惧谎言，图为伽利略因捍卫日心说受审

看到他反抗的如此激烈，1957年9月《中国水利》杂志发表专刊，刊出六篇文章连篇累牍的批斗黄万里，指责他的主张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他“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学校剥夺了当时46岁的他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把他下放工地劳动，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式的批判，强逼他写检讨书，连子女升学都受到影响。

当时在搞批斗时“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成了某些人的惯用句式。

众所周知，人的脑后并不会长反骨

万里悲歌

正如黄万里在回答右派处分决定时说的那样，你教廷经念的再好，再虔诚，改变不了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基本事实，政治立场如何站位，也改变不了河床抬高危及了整个关中平原乃至西安的客观现状。

如前文所述，三门峡工程在尚未完工时就已经开始引发严重生态灾害，黄万里的预言在一步步被证实，当时已经被下放劳动的黄万里依然在忧心忡忡的关注着三门峡工程的相关消息，得知三门峡工程引发了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流域的严重泥沙淤积及其衍生灾害后，悲痛无比的黄万里在1962年8月写了一首诗，名曰《念黄河》，全诗将附于本文之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个人认为其中最精辟的莫过于那句：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1963年，随着潼关河床的日益高涨，上游泥砂淤积问题愈演愈烈，整个关中平原乃至西安市都面临严重危险，作为受害最严重，为了修这个劳什子大坝而付出最大牺牲，做出最大贡献的省份，陕西省方面再也坐不住了，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明确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相关方案，采取措施，提案的名目简明易懂，直指关切——拯救陕西。

土地盐碱化往往源于地下水位上升及其诱发的水系紊乱，它对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沙漠里尚且能长出沙生动植物，比如猫其实就是一种沙漠动物，但盐碱地里那是真正的寸草不生

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有关各方纷纷上书，提出自己的治理意见，苏联专家的原初方案彻底靠边站，拿到各方面提出的的改造方案后，感慨万千的黄万里再次赋诗一首《哀黄河》，其中最精妙的莫过于那句：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该诗同样附于本文之后。

1964年春，黄万里实在是坐不住了，他冒着巨大的风险，不顾个人安慰，上书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痛陈三门峡泥沙淤积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水利部召见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黄万里，要他拟定出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计划，大为振奋的黄万里不辞辛劳，昼夜兼程，四处考察，花了60天时间飞速完成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促进泥沙排泄，在该文末尾，他近乎于痛彻骨髓的呐喊：

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算是到头了。

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该文，但该建议并未在当时得到采纳，开洞排沙的正确建议直到1969年的二期改造工程才予以实施。

文革时期，黄万里因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和曾经赴美留学等相关历史原因而被指为特务，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参加学习班，挨批斗，下午打扫卫生，参加劳动，晚上自己继续研究黄河治水的相关问题。

1973年初，他被允许在监视陪同下前往当时属于三线区域的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流域进行考察，这趟黄渭之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惊恐的发现，三门峡工程的配套移民搬迁工程居然还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从下游移民而来的中游居民依然生活艰难，他对此感到痛苦无比，将当地移民艰难的生活归咎于自身，作为一个有机会影响到有关决策的人，他对此倍感自责，坚信只要自己当初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更坚决一些，更激烈一些，战斗的更勇敢一些，说不定就能阻止这一工程，让这些移民免于艰难的生活。

悲伤的他于是继续戴着右派帽子，在挨批斗和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在工棚中完成了学术巨著《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孜孜不倦的企图用讲道理的方式去说服那些从来没有讲过道理的人。

而他此前预言的诸多后果，依然在他被批斗的同时，继续一步步应验。

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之所以盛行搞批斗，主要原因是文化娱乐严重匮乏，大家凑一块斗=批斗人，很大程度上有找乐子，打发时间的集体活动的成分，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轰趴

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万里的右派帽子才终于被摘掉，1979年，他被允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做讲解，不再受到任何批判和问责，终于获得了彻底的学术自由，可以随意进行学术研究。

获得充分学术自由的他将压抑已久的学术能量爆发了出来，将自己在被批斗的多年间潜心研究出来的诸多学术成果一股脑发表了出来，先后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系列学术名篇，为中国的水系治理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在曾经批斗过他的清华大学度过90岁生日，7天后与世长辞，2年后的8月下旬，他预言过的“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终于爆发，也即是前文提到过的2003年“03·8”渭河特大洪灾，幸运的是，他看不到这一切，用不着为此继续自责了，不幸的是，他敲响的警钟没有被人重视，终于酿下大祸。

2003年渭河洪灾，战士们披着草帘子在雨中守望，在泥泞中拼搏，用血肉之躯去拦堵洪水，给前人闯下的大祸擦屁股，这就是所谓后人的智慧，后人面临前人留下的烂摊子时没有智慧，只有血泪

结语

三门峡工程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中国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非常严重的政治挂帅和唯意志论问题，特别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忽略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关联性。甚至很多时候决策方向本身直接就和基本的科学常识相违背，在许多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决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厢情愿、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等各种问题，那种只要政治理论对了，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想法长期横行于中国社会的决策形成过程中。

三门峡是一个典型例子，但它绝非孤例，类似的例子实在是多如牛马，不甚枚举，我们不妨猜猜看，眼下多如牛毛的地方债中，有几成是这么欠下来的。

能够容纳多种意见乃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长期缺位，决策的有效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长期让位于政治需要，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讲政治，讲原则，就是不讲科学，社会意识中长期缺乏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热衷于划线站队，先入为主，立场先行，出现问题后又为了掩盖之前的错误而讳疾忌医，避而不谈，等到事情彻底不可收拾了，又心急火燎不顾一切的用几十上百倍的超量成本投入去“消灭”问题，总是在两个极端中左右横踢，从来没有中间量。

单纯的技术和策略问题，动辄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然后变的难以妥协，不可变通，车不撞墙不知道拐，鼻涕不进嘴不知道甩。

要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已经消失了，那是假话。

开关只有两种状态，但人类不是，人类社会不是

黄万里已逝，而精神长存，三门峡仍立，却愈发可笑，规划时曾经认为三门峡工程的有效拦沙时间约为50-70年，而实际运用时长仅一年半，据说当年苏联方面甚至提出过一个坝高370米，使用寿命100年的方案，幸好没有实施，不然闹剧只会更大。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最后再引用一句1964年12月，国务院召开的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会议上，主张直接炸毁三门峡大坝，彻底解决这个劳什子问题的河南省科委副主任杜省吾的话来做结束：

“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附上黄万里诗两首：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为君身毁灭，其子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倾，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清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宾。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念黄河》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哀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