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远 的 鲜 卑！

● 谭吉坷德

一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使人们牢牢地记住了那场战争中的人性救赎。在人们津津乐道这一拯救的同时，却忘记了曾经有一个将汉民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拯救出来，并推动其走入农本时代辉煌顶端的伟大民族。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这个民族最经典的写照。在短短时间内的迅速崛起，在强盛的顶峰又谜一样的消失。这使今日的我们，只能在自己灵魂和血液的深处才能够找到他的痕迹。

 这就是鲜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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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时期，是一个被汉人称为“炼狱”的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原前后建立了16个国家。其实当时不仅仅只有这五个胡族，建立的国家也不止16个。

只有当文化衰败到极致时,文明才能够被野蛮打败。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视天下为私财，权贵一体、政治浑浊、文化凋敝、民心离散。“武力兵事不能自卫，文化礼教不能化夷”，是“五胡十六国”社会大动乱最根本的原因。

这一最黑暗的第一肇事者中原政权、世家大族及其依附他们的中原士子在这一动乱面前手足无措，仓惶的逃往蛮荒之地的长江流域。他们利用话语权打造出来一个“衣冠南渡”的新词，用来掩饰自己的窘境，却把中原大地的所有民众都变成了这场浩劫的牺牲。赤地千里、浮尸遍地、血流漂杵，汉人被杀戮，被裹挟甚至被吃掉。“汉儿皆作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秦汉以来的汉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华文明和汉民族正在走向死亡的门槛。尼采讲过，“一棵树要长得更高，接受更多的光明，那么它的根就必须更深入黑暗”，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定数和宿命。

结束这场动乱的拯救者正是创建中国历史上北魏王朝的鲜卑。这个来自西伯利亚和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族群在汉武帝后期迁徙到中国北方，在曹魏和西晋时期突然崛起。他们一系列的英雄形象使历史不再乏味。这一氏族联盟中的檀石槐、轲比能、拓跋力微、拓跋什翼键、拓跋圭、拓跋嗣、拓跋焘、拓跋宏成为200年间最为耀眼的明星。鲜卑中的黄金家族拓跋氏建国盛乐、迁都平城、占据中原，终结了五胡十六国的人间惨剧，开启了中国的南北朝时代。

几乎同一时代的欧洲大陆，也同样面临着“蛮族入侵”。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打击下轰然坍塌，罗马文明出现巨大的历史断裂直至最后消失。这一年北魏的孝文帝只有九岁，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古老、最伟大文明的拯救者和守护者。这位伟大的皇帝去世的时候只有33岁，但是他的功绩注定会使他在永垂不朽的历史人物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是什么使一个明显落后的游牧文明，一个一直到曹魏、西晋时期仍然处于氏族联盟状态下的少数民族在短短的时间里令人惊骇的迅速崛起，使一个伟大的文明免遭灭顶之灾，或许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鲜卑的北魏王朝终结了“五胡十六国”的黑暗残酷和血腥，开创了长期的和平年代，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方式开展民族融合。这对当时的民众来讲是极大的福音。从这个意义的角度，说鲜卑北魏拯救了中华文明和汉民族应该并不唐突。

公元520年北魏的人口就已经成倍超过西晋全盛时期的人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华北、西北、东北，而且“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 同偏安江南的南朝相比，无论政治、军事、人口、地域，北魏王朝都堪称华夏大地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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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尽管他们刚刚走入民族阶段，但他们具有着天然的创新精神，对更高水平的文明无限向往，用他们的每一次成功对已经衰败的中原固有文化进行荡涤和净化，用行动释放着对汉文明和汉人的善意。

在华夏传统心理上，占领并定鼎中原既为正统，就是中华正朔。“得中原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鲜卑的北魏王朝占领中原，迁都洛阳，就是要重回华夏圣王的轨道，用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打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他们不但在心理上有着“据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掌华夏正朔”的心理优势；在治国理政上也以华夏之主的姿态和胸怀制定基本国策。

面对汉族和鲜卑两大主体民族，是汉族鲜卑化，还是鲜卑汉族化。对这一国体政体和民生的最大课题。北魏王朝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全面汉化”的历史抉择。这就是著名的“孝文帝改革”。

鲜卑族的前期汉化是一个温和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英明神武的拓跋焘和“文明太后”冯太后时期，汉鲜两族的经济文化包括人口的融合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鲜卑王室开始有意识地抛弃落后习俗，向汉文明靠拢。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广全面汉化政策，完全超越了民族的视野和窠臼，拥抱更高级的文明并推动这种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造。同“商鞅变法”、“明治维新” 等被并列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改革事件。

孝文帝迁都洛阳，将自己的王朝置身于汉文明的心腹之地之后，迅速的推出了以改汉姓、说汉语、着汉服、通汉婚、改籍贯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汉化的改革举措。面对来自鲜卑旧贵族守旧势力的羁绊。孝文帝下旨，“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官。”这一改革几乎到了“不说汉语就下岗、不着汉服就换人”的严苛地步。他自己带头改名元宏。今世很多元姓汉族人，其实就是当年这位元宏的后代。迁徙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就要埋葬在河南，不再归葬祖坟所在地的平城，在籍贯上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原人。

历史上异族被汉族同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全民族的主动汉化却只有北魏鲜卑这一孤例。对比一下后世的蒙古太君和满洲太君，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孝文帝和伟大的鲜卑民族怀有着深深的敬意。

“孝文帝改革”带来了鲜卑和汉族的高度融合，鲜卑族最终消失在了全面汉化的浪潮之中，成了今日的汉族人。1500年过去了，对于绝大多数汉族人来说，如果说他的血液中没有鲜卑的成分，那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

孝文帝改革的意义不只是平息民族矛盾，民族大融合那么简单。鲜卑作为一个民族早已经不存在了。有人据此认为孝文帝是鲜卑族的千古罪人。孝文帝客观上的确助长了鲜卑族的消亡，但正是他把鲜卑族送入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使其在更为伟大的文明灿烂中涅磐重生。

特别重要的是，鲜卑的汉化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许多草原文明中具有活性因素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与中原固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制度。比如北魏均田制、三长制、租庸调制、北周府兵制等等都为隋唐两朝承袭，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正是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杂交优势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农本时代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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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胡笳塞外来。北魏王朝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一个开放融合的时代。超越了狭隘的部族国家观念，奠定了属于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世界性帝国的基础，开创了隋唐盛世。

隋唐两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的朝代。他们自信开放、兼容并包的精神一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仿效。隋唐以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的鲜卑已经不再存在，但是鲜卑的影响却无处不在，甚至奠定了后面上千年的中华轨迹。

首先必须重视的是隋唐时期“新汉人”群体的出现。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时，鲜卑彻底完成了汉化。通婚造就了一大批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度熏陶，又有草原民族强悍力量，集坚韧刚烈、雄才大略、文明理性与一身的“新汉人”群体。文明融合后的中国“新汉族”使中华民族再一次充满了勃勃生机。陈寅恪先生讲的“取塞外民族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举。”用在这里最为恰当。

隋唐时期的“新汉族”全面继承了鲜卑族自信开放、雍容华贵、创新包容、勇武善战的特征和精神。这两个王朝的朝廷有些时候看起来更像是“汉化”的鲜卑朝廷。很多鲜卑族的后裔在这个两个朝代占据着重要地位，位至宰相的就有20多人，其余省部级、地厅级的鲜卑人不可胜数。作为国家领导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其成员绝大部分都是鲜卑人。

隋唐两朝的创始人杨坚和李渊到底是汉人还是鲜卑人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论。因为杨坚以前的名字叫做普六茹坚，而李淵的名字叫做大野淵，这是两个毫无疑义的鲜卑名字。史书上记载这是当年鲜卑给予他们的赐姓，也有人指出他们就是鲜卑人，杨李二姓不过是他们后来杜撰的家谱。

即使马马虎虎将这两个人算作汉人，隋唐两朝仍然和鲜卑有着割舍不掉的血脉联系。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的妈妈、奶奶、外婆都是正牌的鲜卑贵族，他的血脉中到底还有多少汉族的成分。他的老婆长孙皇后是鲜卑族，唐高宗李治身上的汉族血脉是不是又少了一点。如果放在男女平等的今天，这爷俩身份证上写上鲜卑族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顶礼膜拜的唐朝从血缘上看到底是姓胡还是姓汉，哪个又能讲得清楚。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自我定义。所谓汉族是多个民族的混合体。血缘关系上的中华民族和汉族都不存在。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正是这种深度的民族融合打造了隋唐盛世雍容华贵、包容万象、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只有这样的王朝才能够包容整个世界。唐代仅仅广州一埠，就有来自大食、波斯和世界各地的商人20万之多。这些商人的足迹遍布中华大地，是封建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发达时期。唐代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农本时代的巅峰和圭臬，和他们兼容一切的天下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上清晰地镌刻着鲜卑族的印记也无可质疑。

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有唐以后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反而一步步的被文化自傲、深闭固拒、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狭隘所左右，直至走向封建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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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籍记载中，北魏是一个最受落的王朝。即使历史题材“霸屏”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找到鲜卑北魏的身影。在气势恢宏的“辫子戏”面前，北魏这个拯救中国人于水火之中，并助推中华民族攀登历史巅峰的王朝和民族，似乎完全蒸发掉了。除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他们好像已经再无别的印记。连鲜卑传奇女儿花木兰，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女英雄。这个民族完全的消失了，完全的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只有那种包容天下的自信和胸怀，仍然还在激荡着中华儿女的骄傲和激情。

除了主体融入汉民族之外，当今的内蒙古土默特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都族源自鲜卑，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化成了不同的民族，成为今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时越千余载，鲜卑万里迁。莫道长城阔，云岗连嘎仙”。2017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来到大兴安岭北部中段的嘎仙洞。这是鲜卑人南迁之前的祖庭，鲜卑部落在这里度过了青春时代。鲜卑人正是从这里走出，历经“九难八阻”，开启了八千里迁徙，两百年渴望的融入中华之路。从规模宏大，幽暗深邃，显得有些神秘的石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鲜卑族还处于氏族部落的群居阶段。洞中那块1500多年前拓跋焘时期的祭祖文石刻，现在已经被一块黑灰色的大铁皮罩子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像我们常常看到的电表箱，这让石刻连一个字也看不到。现在这一带是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地界。参观中，当地人都说这是鄂伦春人祖先居住的地方。你问他知道鲜卑吗，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

鲜卑族改汉姓后，今日常见的姓氏有杨、李、段、车、穆、陆、贺、刘、楼、于、连、苟、梁、寇、罗、茹、葛、封、鹿、鲍、云、古、毕、何、庾、何、吕、盖、单、明、房、步、祝、艾、杜、兰等等等等，大约近百个。不知今日这些鲜卑祖先的正宗汉人，还能否有历史深处的那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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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是一种民族联合体，汉族是一种民族整合体，中华民族是一种民族共同体。我们引以为傲的秦骨、汉血、唐风都是这种民族共同体的最佳体现。历史上中国史学界最大的狭隘和无知就是把中华民族缩小和矮化成为仅仅是黄河下游的民族。把中华文化仅仅看作是汉族文化，而且仅仅是汉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他们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把黄河下游民族之外的所有人类都称为蛮夷。这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贬斥，是一种典型小国寡民的种族意识和腐儒思维。当这种思维占据上风的时候，政权和社会就没有了朝气，就会充斥着投降和恐惧心理，就会走向死亡。历史一次次的证明了这个道理，又一次次的走入了这个循环。

险些亡国的的抗日战争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思想殖民都告诉我们，即使在已经进入民族国家的今天，如果没有强悍的民族主体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精神,没有强烈的整体民族认同，文明仍然存在被异国他族取代甚至灭亡的危险。我们并不缺乏民族强悍精神的根脉和储蓄，我们需要记住鲜卑、纪念鲜卑，鼓荡激发这种血液中的活性因子，使我们在反刍历史中更加自信和强大，真正实现像农本时代一样辉煌的民族复兴。

历史是一个文明的记忆。历史学家汤因比1973年预言：“人类希望在东方，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住了一个超级文明，这个超级文明正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在守护这一超级文明的行列中，人们不应该忘记曾经有过的鲜卑民族，更不能丢掉那溶解在我们血液深处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