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位总干事

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5年曾经在四位总干事领导下工作。不过我与最后一位，也就是现任总干事法国的阿祖莱女士只共事了三个月，接触有限。至于前三位，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点，非常不同。这里根据我与他们的接触和对他们的观察，谈谈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

我在1993年加入教科文组织时，总干事是西班牙人费德里科·马约尔。马约尔1934年出生于巴塞罗那，有药剂学博士学位，担任过西班牙的教育与科学部长。1978-1981年任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1987年竞选成功，开始担任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

我第一次见到马约尔是在1993年春节期间，当时马约尔来中国访问，国家教育委员会滕藤副主任安排我见了马约尔一面。马约尔满面笑容，热情地与我握手，说他十分高兴以后能够与我共事。与马约尔的初次见面，他的风度与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之后，作为中层官员有机会在不同场合见到总干事，不过真正有机会与他一对一面谈却是五年以后的事了。1998年2月，总干事办公室通知我去见马约尔，此时我已经是职业技术教育处的处长了。在此之前的1997年秋天，我为化解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出了些力，帮助马约尔摆脱僵局。所以我一到马约尔的办公室，他起身与我握手之后就连连对我在那次危机处理中起到的作用表示感谢。马约尔和松浦两位总干事在接见下属时的习惯都是人来时在办公桌后面起身握手表示欢迎，会见结束时握手，但不起身，也不送出。后来我当了助理总干事，因为与总干事博科娃关系很近，见面时就随意多了，此是后话。

马约尔说，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李鹏总理是他的老朋友。他接着提起1993年他发起“九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全民教育计划”，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九个国家的第一次首脑峰会当年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会议。这一计划的《宣言》要由九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所以会上李岚清没有签字。次年马约尔访华，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马约尔说：“我是带着《宣言》原件去北京的，要请李鹏总理在文件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我原来还想先解释一番中国签署《宣言》的重要意义，没想到一见面，没等我提出要求，李鹏总理已经在《宣言》上签好字了。”说到此事，马约尔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马约尔问起我进入教科文组织工作以前的经历，我告诉他，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曾经作为外交官在加拿大工作。他马上说：“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能提出这样双方都能接受的好建议，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得以恢复。”马约尔又说：“教科文组织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既要懂业务，也要懂得外交策略。”

这次见面我给马约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实这也是他对我的一次面试。在马约尔时代，教科文组织所有官员的提升都要由他亲自审批。官员从P5级晋升到D1级是一个大台阶，还需要由总干事向执行局通报。曾经有中国政府派来任职的高级官员在教科文组织中未能站住脚，给马约尔留下了中国人不大能干的负面印象，所以自1992年到1998年的6年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教科文组织内担任D级以上的高级职务，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虽然中国方面曾多次向教科文组织推荐高级职位的人选，但是马约尔从未给过面子。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一时期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特别热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方推荐的人选无论是业务水平还是语言能力，都还不适应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要求。另外在争取职位上，中方也不如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竭尽全力。这些都是中国长期在教科文组织内没有高级官员的原因。我当时很希望能够扭转这种局面。

1999年，在第二届国际职教大会主席台上，作者（右一）与助理总干事鲍尔（左三）、韩国教育部长李海瓒（左四）、总报告人威舍尔（右二）。

后来教育助理总干事鲍尔告诉我，马约尔在召见之后对我很满意，决定晋升我至D1级。鲍尔对我说，总干事这一决定既是对我的表彰，也是他对中国示好的一个姿态。5月，执行局举行闭门会议，审议总干事提交的晋升官员名单。在讨论到我的晋升时，沙特阿拉伯、韩国和中国的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在此之前，我曾经应沙特政府邀请去利亚德访问，对他们的职教体系做了详细考察，回来后撰写了一份报告，对该体系做出评估并提出一些建议，沙特政府非常满意。韩国则是因为我近两年来一直在筹备将在汉城举行的第二次国际职教大会，与韩国官方合作甚好，所以给我说了不少好话。

1998年7月，马约尔签署文件，我被晋升为D1级官员。时隔6年，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内终于有了一位D级的高级官员。

我带领我的团队从1997年开始就在筹备将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马约尔对这次大会很重视，决定亲自赴韩国出席大会的开幕式。

1999年初，马约尔再次单独召见我，了解大会的筹备工作进展。在我做了汇报之后，马约尔说，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传授人们识字和计算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职业教育传授给人们可以致富的一技之长更有价值。马约尔作为科学家出身的总干事居然能够对职业技术教育有如此认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马约尔最后对我说：“我对你的工作一直非常满意，我是非常认真地这样讲的。”会见时马约尔自始至终精力充沛，对我的态度较上次见面更为可亲。大概是工作中对我更了解，更信任的缘故吧。

费德里科·马约尔

马约尔自1987年开始担任总干事，到1998年已经两任近12年。他已经60多岁，但精力过人。他的秘书告诉我，总干事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8点多，周末也来办公室工作。他还经常出差到世界各国访问，永远是精力充沛的样子。马约尔总是穿一身剪裁考究的深色西装，身板笔挺，头发向后梳去，一丝不乱。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我见他时已经是晚上7点半，此前从5点开始他已经会见过三拨访客，还到楼下大厅出席了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式。但他在与我谈话的半小时中未露出丝毫倦意。他有极好的记忆力，说过的话没有不兑现的。10年后我曾有机会在巴黎与他一起出席一个关于“和平教育”的会议，他仍然记得我，也记得我们之间的一些谈话！

马约尔有着极强的个人魅力，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讲话极其富有感染力。当他与人握手时总是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让人感到他在全心全意地关注你。尽管人们对他的内部管理风格褒贬不一，但他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家的风度还是很迷人的。马约尔确有许多过人之处，这大概也是他成为教科文组织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干事的原因吧！

松浦晃一郎

松浦晃一郎是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外交界而不是来自知识界的总干事。松浦出生于1937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20世纪80年代曾任驻香港总领事，此后曾先后担任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和北美事务局局长，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松浦1992年起任日本副外相，1994年开始任驻法国大使，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主席。

当初人们对由非知识界出身的总干事执掌这样一个以推动智力领导力为根本的国际组织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颇有担心，但是我国长期研究教科文组织的学者谢喆平却指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知识分子担任总干事期间，教科文组织建立在理想主义或功能主义理论之上的目标或是未能实现，或是很浅层地实现，反而是在高层领导政治化之后，实现了业务领域对政治化的超越和功能主义目标的回归”。她举出的证据是“在职业外交官松浦晃一郎担任总干事期间，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文化遗产保护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在他任内，该组织起草和通过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和《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这四份重要的国际公约”。她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化的领导层和执行层的专家学术化反而更有益于该组织工作的效率”。如果松浦先生知道这个评价，我想他一定会觉得找到了知音。因为我知道，这四份公约正是他引以为傲的成就。

在教育领域，尽管松浦不是专家，但是他紧紧抓住了“全民教育”这个关键。在上任之初就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友邻机构的“围剿”中为教科文组织保住了作为全民教育的全球协调与监测机构的功能。在他任内的十年，他对教育的关注一直没有减少。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松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眼界，我认为是来自他对国际政治与全球事务的熟悉。在松浦上任之初，人们常常拿他的前任马约尔与他对比。松浦不具有马约尔那样的个人魅力，但是人们逐渐发现松浦确实有他的许多长项。多年的日本外交官生涯，让他在东西方世界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对国际地缘政治有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直觉。他曾经很骄傲地告诉我，在他任内，除了索马里，他访问了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会员国。我曾经几次有机会陪同他到会员国访问，看到在与东道主接触时，无论是国家元首、部长或者基层官员，他都会努力倾听他们对教科文组织的诉求。所以尽管有些官员抱怨他出差太多、在总部办公时间少，但是他通过这些访问了解了会员国的诉求。

在政治层面，松浦颇感骄傲的一个成就是他说服了美国总统小布什，让美国在外游离19年后于2002年重返教科文组织，使这个组织的普遍代表性得到了恢复。为此他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国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

作为日本政府提名的总干事，日本政府在他当选之后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日本政府提供资金建立了一个特别账户，完全由松浦支配。松浦用这些资金资助会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回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向他提出的要求，这对于他取得会员国的支持是很有效的。同时作为日本人，他确实很照顾日本的利益。在他当选之初，日本在教科文组织中任职人数大大偏低（由于日本所缴会费比例甚高，理想数字幅度相当高）。在他任上，他不遗余力地为日本职员进入教科文组织而努力。到他卸任时，日本人的任职人数已经达到理想水平。

在内部管理上，松浦对细节的注意和了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在教育部门担任行政办公厅主任时，为了完善人事安排，松浦曾经多次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我和他手里各有一份教育部门在总部、总部外的办事处和研究所几百人的名单，我们讨论人事调整，最后他做决定。我惊讶于他对教育部门的职位和人员的了解竟然与我这个办公厅主任接近，他说他从不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各国代表团各种名义的招待会，而是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

像马约尔一样，松浦记事，他说过的话没有不兑现的。他做决定前的思考时间很长，一旦做出决定就绝不再改。他知道人们对他的“微观管理”模式多有抱怨，但是他用“魔鬼藏在细节里”这句话来强调“细节决定成败”。教科文组织有些高管很不适应松浦的这一行事风格，对此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了解各个单位的具体事项甚至细节，要糊弄他很不容易。他对整个教科文组织的掌控确实是很有效的。

松浦的管理很有日本特色，即使不同意下属的意见他也很少直接反驳。我作为一个对东方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知道日本人这个特点。但许多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同事却是好久之后才慢慢明白，如果松浦对你说的话不表态，或者把上报给他的文件“留中不发”，那就是他不同意，你再催也没有用。

日本的官僚体系是一种很特殊的“精英”体制，尤其是松浦那一代人，他本人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却能够做到文官的最高层——副外相，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在松浦以前，教科文组织的管理模式一直是非常法国式的，高管团队开月会基本上用法语。自他开始，高管团队开会有一半时间甚至更多是讲英语，这也标志着教科文组织内的管理文化也开始向英美式的盎格鲁-撒克逊风格转变。许多人都说，这是松浦带来的积极变化。到了博科娃时代，高管团队开会基本上都讲英语了。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松浦竞选总干事时对他提供了一点帮助，由此与他建立了一种互信的关系，这也使我10年中多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日本人那种专注、锲而不舍、重视团队精神的特质。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欣赏我的能力，也信任我的人品。我常常敢于对他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实话，他也能够听进我的意见，专业意见如此，小事上的意见也是如此。

我陪他出差去会员国，看到他手里总提着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文件，见会员国的高官时他也提着。我觉得总干事提个布袋不大像样，就提出帮他提，他坚持自己提。我对他说，总干事拿个布口袋不好看。他却说没关系，还解释说布袋好，自重轻，方便。后来他改了这个习惯。他的办公厅的几位年轻助理跑来感谢我，说他们都觉得总干事拿个布袋子不雅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说。

据我观察，松浦作为老一代的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很深。我曾经送给他一部中英文对照的《论语》，他非常喜欢。我们谈话时，他经常会引用中国成语，并且在纸上写下汉字给我看。他对我讲，他小的时候在中国天津住过一年半，他的父亲在天津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他在当地的日本小学上学，学过汉语。日本战败前父亲将他和母亲送回日本。

他还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日本外务省经济合作发展局局长访华时，在日本大使陪同下到天津，居然找到了当年的旧居，并受到热情招待。松浦的夫人出生在中国济南，2008年他们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曾经到济南去探访夫人的出生地。这些都是他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一种纽带。作为一名有丰富经验的日本外交官，松浦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在松浦任上的10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平稳，没有出现影响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政治事件。

2009年，博科娃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教科文组织第十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1952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父亲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曾经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事业报》的总编辑，博科娃算是一个“红二代”。她早年到苏联留学，毕业于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后来还到美国的大学进修。博科娃一辈子做外交官，当过大使、外交部长。她语言天赋甚高，可以讲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中的四种——英、法、西、俄，而且都讲得相当好。

博科娃作为第一个执掌教科文组织的女性总干事，她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她对国际地缘政治与博弈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感觉，处理会员国之间的矛盾手法非常纯熟。记得有一次，她对我们所有助理总干事提出她的忠告：一是不要与会员国争论；二是不要表达个人立场；三保持冷静，有时甚至要“冷血”。但是她本人并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女强人”，相反，她风度优雅，极具亲和力，非常有人情味。我曾有机会多次陪同她会见各色人物，从总统、总理、部长，到专家学者、学生和普通民众，她都给人很亲切的感觉。

博科娃本来可以带领教科文组织做更多的事情，可惜她当选总干事不过一年，美国就因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会员国而宣布停止向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由于美国的会费占教科文组织近1/4的正常预算，这让博科娃上任后不久就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影响了教科文组织能发挥的作用。后来几年，她做了大量努力以争取美国改变立场，但那些年美国的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即便奥巴马政府曾经有段时间有缴费的想法，最终还是因无法得到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的支持而作罢。不过博科娃总干事还是借此机会推动了教科文组织的不少改革。

博科娃当政时，她的高管团队由20人组成，包括她和下属的副总干事、负责业务部门的助理总干事和总部各综合协调部门的局长，外加总干事办公厅主任。博科娃竞选时就强调教科文组织内部的性别平等，承诺要提高女性高管的比例。这方面她做得很成功，我们高管团队开会时我数过，20人中的女性官员，包括博科娃自己，占了13席！难怪在高管团队开会时，我们这些男性官员有时会自嘲为“弱势群体”。

博科娃待人比较宽厚，我们这些高管团队的成员都能畅所欲言。高管团队每月开一次会，每年总会有一两次到外面去做一次所谓“retreat”（也就是现在国内企业或单位也很时兴的“团建活动”）。在巴黎郊外找一家酒店，在周末把团队拉到那里，闭门开上两天会。会议的形式类似于我们中国的“理论务虚会”，与会者对组织内部一些大事、大方向畅所欲言，进行讨论。在这些会上，尽管大家意见经常相左，一些人之间在工作上也有不少矛盾，但是博科娃总是能够掌控局面，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并且达成一定共识。到了晚上，要让大家放松下来，组织一场舞会，大跳迪斯科。这个时候博科娃总是一马当先，活跃气氛。所以在她治下的高管团队的工作风气很正，有一种团结的氛围。

2015年，作者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任总干事博科娃出访。

博科娃能够听进不同意见。我曾经在高管会上带领业务部门的几位助理总干事向综合协调部门就一些不合理政策发问，博科娃都能让我们把话讲完。有几次她已经做了支持综合协调部门的决定，一旦觉得我们的意见有道理，她也会改变决定，做到“从善如流”。

她这个人比较厚道。有时个别高管由于对政治嗅觉不够敏感，捅了娄子，她要为他们善后，事后也就是说说他们，要他们以后注意不要再犯错误。还有人背地讲她的坏话，她也能容忍。有人建议她采取纪律措施，她又会考虑到当事人家里有困难，不忍严肃处理。结果有时她会被这些人所累，引起一些会员国的不满。所以也有人评论说她“不够狠”。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我遇到博科娃这样的领导很幸运，她为人正派，非常好相处。她有识人之明，对我有知遇之恩。她一上任就让我代理助理总干事是因为她听到内部人员对我的赞誉。但是在代理三个月后，她感觉到我提出的战略思维与她极为合拍，我提出的重振教育部门，让教科文组织恢复全球教育的领导地位正是她的想法。我领导教育部门团队提出的战略重点、方向和据此为她起草的在全球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的讲话非常符合她的心意。她看到了我的能力与格局，加之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和国内的支持，后来又经过面试的激烈竞争，我成了她第一个正式任命的助理总干事，也结束了这个职位几十年为欧美人垄断的局面。

我上任助理总干事之初，曾经非常坦率地问博科娃她是否真的重视教育，是否真的要把教育作为教科文组织的第一重点。她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她要求我带领教育部门使教科文组织重新回到主导全球教育方向的中心地位。在以后的八年我一直把她的这个要求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当教育部门面对严重的财务危机时，我在博科娃的支持下，调整战略，开源节流，缩短战线，集中资源保重点。几年中，我们从捐助国、各类基金、企业得到的“预算外资金”持续增长。在博科娃卸任的时候，教育部门每年获得的预算外资金达到3倍于正常预算的水平，在教科文组织的各个业务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龙头地位。

在国际社会确立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我们抓住了时机，联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导了会员国磋商，最终在2015年仁川“世界教育论坛”提出了建议与行动框架，对教育2030目标的最后确立与以后的实施做出了关键的贡献。教科文组织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使它重新回到全球教育发展的中心地位，我也完成了博科娃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博科娃总干事曾经几次在教科文组织的高管会议上谈及我们取得的成就时，不无骄傲地提及当年我的提问和她的回答。

在博科娃手下工作，凡大事我都会事先把我的想法向总干事通报，事后做出报告。一旦得到博科娃首肯，我可以全权执行，不再事事请示，博科娃也不再过问。她这个人的风格是，一旦她信任你，就会放手让你自己去发挥，而且有事的话她会替你挡着。我的原则是对总干事只帮忙，不添乱。帮忙是做好自己的教育领域的工作，为教科文组织也为总干事“争气长脸”；不添乱是从不给总干事在政治上或业务上惹麻烦。工作中有时难免我与总干事有不同看法，每次尽管我知道她的想法，也一定会把我的意见讲出来与她讨论。有时她会被我说服，如果说服不了她，一旦她做出决定，我就一定坚决执行。

2015年底，挪威王储哈康·马格努斯王子访问教科文组织总部，总干事为他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招待会由我主持。我们与挪威的关系很好，所以招待会的气氛很轻松。我在讲台上介绍说：“下面请我的‘老板’、博科娃总干事讲话。”听到我称呼总干事为“老板”，大家都报以笑声。总干事一上台就说：“在我的这个组织中，虔是唯一称我为‘老板’的人。通常在我们讨论事情有不同意见时，我会坚持我的看法，他会坚持他的看法。争执半天到最后他会说，‘是，老板！’当他称呼我为老板时，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是尽管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一定会执行我的决定。”她的话引起全场大笑。哈康王储手持一杯香槟酒在我旁边对我说：“有这样的老板真是幸运。”

2015年和2017年，教科文组织两个关键部门战略规划局和人事局的局长出缺，博科娃非常罕见地任命我在担任教育助理总干事的同时，兼任战略规划局代理局长9个月，兼任人事局局长4个月，她对我的信任可见一斑。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题词“让苏州经验与世界同享”。（图源：苏州新闻网）

由于她的出身与经历背景，博科娃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她的8年任期内，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她每年都会不止一次到中国访问。这期间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开展了大量双方都受益的合作，使合作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堪称“黄金八年”。

博科娃不是那种所谓的“强势”领导人。在我认识的三位总干事中，马约尔算得上是这样的人。他在任12年，到任期的最后两年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任性”，不大在意会员国对他的批评，我行我素，还任命了许多“个人晋升”的官员，造成100多个D级职位却有200名D级官员的怪现象，这使松浦晃一郎上任后先要为马约尔“收拾残局”，让他抱怨了很长时间。会员国对马约尔长期执政的不满最后还导致在松浦当选后教科文组织的执行局通过决议，把总干事每一任的任期从6年减到了4年。

松浦总干事的作风是属于东方文化柔性治理，他从不与会员国发生正面冲突，他的有利条件是日本能够给予他政治与经济的有力支持。他手中有经济杠杆来影响会员国支持他的想法。

博科娃总干事在她主政的八年里，除了第一年外，整整七年没有从美国收到一分会费，她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难以给予她很大的支持，所以她要依靠她的外交手段和个人魅力来说服会员国。强势和柔性之间有个度，博科娃的风格应该是在马约尔和松浦之间，当然除了性格外，她那些年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也决定了她只能采取这样的领导策略，从而在外部环境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保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应该起到的作用与贡献。换了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做到比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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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