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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战”这事,我们有10条“锦囊妙计”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商务部迅速回应并表示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全球股市随之大跌,中美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引起了全球关注。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这一压舱石现在也开始出现“动摇”。作为长期致力于中美经贸关系研究的全球化智库(CCG),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够保持克制态度,避免因贸易战而导致的双输结局。

此前,CCG邀请来华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两位美国前贸易代表Michael Froman和Susan Schwab来CCG总部与中方专家对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积极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局势、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大局稳定的10条建议。

第一、加强对美包括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的宣传,阐明中美贸易赤字在全球化分工下的本质。

2017年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按照中方的统计是2750亿美元,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而特朗普以此要求把中美之间的贸易差缩减1000亿,削减1000亿美元赤字的目标,相当于把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减少27%,这既不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是不合实际的。如果按照这个目标实现,中美双方都可能会受损。

中美间的贸易差主要是中美两国在世界市场的分工和所处的价值链位置决定的。

据统计,从1989到2015年间,美国从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进口比从36.9%降低到了1.8%,但是同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则从11.7%上升到38.6%,美国贸易赤字没有减少,只不过贸易赤字国改变了。同时,美国进口的增长可以有效平抑通货膨胀从而让美国人民获得实在的利益。数据显示,美国1989至2015年之间的26年,年均通胀为2.5%,而同样是26年,从1963到1989年间年均通胀为5.4%。两国贸易战首先受损的肯定是美国普通的消费者。

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中美贸易关系,可能得出的结论又会大不相同。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10-2013年,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传统方式核算的要低48-56%。进一步分析,服务贸易增加值由于中美不同分工地位,顺差向美国集中,逆差向中国集中。2016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426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一。而且从获益程度分析中美贸易,不难发现利益“大头”也在美国。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邢予青教授研究指出,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其无形智慧产权的附加值。他以在中国设厂生产的苹果公司为例,指出根据传统海关统计,苹果公司2015年海外市场取得的1400亿美元的收益都不计入美国的出口。如果将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区获得的附加值收益计入美国的出口,那么美对大中华地区的出口就增加13.1%,双边的贸易赤字就会缩减6.7%。而这也仅苹果一家公司。在特朗普宣布税改政策之后,苹果宣布将汇回海外3500亿美元收入,中国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这3500亿美元里面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在中国贸易赤字减免上。

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以旅游、留学和投资移民为代表的服务贸易一直被忽略。而这部分贸易美方一直保持顺差。2016年,美国在教育、旅游、知识产权、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贸易上,对华的顺差为557亿美元,是2006年的40倍。根据商务部2017年5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中美服务贸易中,根据中方统计,2016 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而这部分的贸易额是不被计算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中的。这也是造成中美之间贸易差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的扩大,在服务领域占优势的美国的对华顺差会越来越大。

同时,研究发现中美贸易逆差更大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反而更强,失业率更低。美国贸易逆差小反而引起美国的失业率增加,这是与美国的逻辑相反的。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美国的厂商使用源自中国的投入品进行生产,可降低生产成本,为提升产品销量、扩大企业规模创造条件,进而扩大雇佣人数,这样能降低成本、就业增加,这一效应在美国的非制造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美国要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的共赢。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术和公司产品的出口上采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落地。此举让美国公司损失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放松对华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国的产品扩大在华销售,而且可以有利缩减中美贸易差额。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因此中方在扩大对美部分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美方放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指出这种限制给美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带来了一定程度上双输的结局。

第三、扩大对美国商品进口,降低汽车、手机、奢侈品等非关乎国计民生产品的关税,增加对美的能源产品、农产品等进口。让利国内消费者,同时可以消减中美贸易差额。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目前的很多关税还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谈判时确定的。以汽车产业为例,在中国开办汽车合资企业,外方占比不得超过50%;进口轿车保留25%关税的条款。而25%的轿车进口关税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制定这些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变化以及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汽车产业的关税政策越来越需要调整以刺激国内车企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反观美国市场的汽车关税只有2%,这就给美国造成中美不公平竞争的印象。而且美国在华投资建厂也多有限制。对此,两位美国前贸易代表Michael Froman和Susan Schwab也指出,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商会对华颇有微词。而其他一些开放度较高的行业比如手机业反而因为充分的竞争走出了象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甚至在国际市场与苹果、三星等手机巨头形成有力竞争。汽车关税的降低将有力激活中国车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中国汽车业的快速成长。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4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中国,在扩大对美进口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间。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Willem Thorbecke的研究,中国人均消费品进口大约为36美元,不仅远远低于美国996美元的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不如中国的东盟国家198美元的水平。

近几年,中国游客在海外“代购”给当地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因为中国游客消费能力提升,但更多的是国内外价格差导致的聚集消费,是中国对消费产品实施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造成的一个现象。海外代购几乎成为一个行业,而这部分消费既不计入我们的进口也无法给国内带来就业等实际利益。

我们也看到中国开始解除美国的牛肉的进口,这对中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出口商无疑是利好,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海外牛肉的进口依然要面对很高的关税。让中美两方承担了很大的成本。

美国拥有世界巨大的页岩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能源贸易是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新增长点。另外,双方还可以在美国能源出口基础设施建设上合作,成为双方投资和合作的新亮点。

2015年,美国天然气产量达到了7670亿立方米的峰值。美国能源信息局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拥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能力,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能源贸易是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新增长点,如果美国能够在能源出口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或与中方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展开合作,为中方资本投资包括西海岸天然气设施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便利条件,将大大有助于平衡“对华贸易赤字”。

中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国。据中国农业部统计,中美农产品贸易2006-2016年年均增长达15%,2016年中国进口了21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单一出口市场。自海湖会后启动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开展之后,中国恢复了美国的牛肉、大米的进口,美国智库估计,牛肉、大米将与玉米、大豆一起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的“拳头产品”。 中美农产品贸易近十年来尽管增长迅速,但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适当减少甚至取消一些非关乎国计民生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增加对美的一些能源、农产品等的进口。在满足中国消费需求的同时,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营造有利于外资发展的氛围,从而让这些外企积极促使其所在国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立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外商投资由审批制转向负面清单管理,限制性措施削减三分之二。”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落实相关的政策,并向世界做好这些政策落实的宣传。


另外,外企的待遇问题也很关键,从美国、欧盟在华商会、协会的报告里可以看出,中国近几年对外企的欢迎程度降低。这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市场竞争更强,外商拿不到过去那么高的利润;另一方面是营商环境,外资企业在华地位以及感受近年来确实有令人担忧的趋势,可能会使其考虑在投资方面做新的调整。中国当年在美争取最惠国待遇和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很大程度都是靠跨国公司在后面大力推动的。目前避免贸易战升级还需要联合国际跨国公司一起来努力。

此外,我们也看到过去4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过去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所以说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我们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一个主要支撑。

所以,中国改善营商环境和对外商的态度,让他们主动去游说美国政府放弃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回到合作共赢的沟通轨道上来。

第五、积极促成中美跨境电商协议的达成,利用电商来为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就业以及优惠产品的红利。

据海关统计,近三年来,中国海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年均增长50%以上。特别是2017年,中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货物902.4亿元,同比增长高达80.6%。

与传统国际贸易相比,跨境电子商务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国际间商品、服务与要素自由地流动,缩短了传统贸易冗长的链条,有效减少了商品流通的成本,将全世界的需求和供给快速连接起来中美两国是当前电商的主要国家。利用电子商务的优势,打通中美两个市场,在增加两国贸易额度的同时,为两国的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好处,也可以在物流运输、平台操作等方面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电商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其发展才刚刚开始,潜力巨大。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电商市场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从物流到销售全面改变市场。现在整个电子商务行业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创新,这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中国有4亿中产消费者,2017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网上销售额达到2539亿(405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巨大。通过打通中美间的网上购物渠道,使中国消费者更容易地从网上直接购买美国产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两国政府间对电商标准、准入以及规则上尽快达成合作协议,创造有利条件为两国电商通关提供快速便捷安排,这样不仅可以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开拓出双赢的结局,也可以减小两国政府在民众就业的压力,减少政治摩擦。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切实包括外资在内的广大企业的知识产权权益。

切实加强我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投入,积极保护包括外资在内企业的知识产权权益,同时通过严格执法增加企业盗用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中国目前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尊重的民众意识已经具备,民众逐渐养成了为知识付费的消费习惯,便捷的付费方式也已经形成。增加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利于我国新兴产业尤其是新兴互联网经济在国内和国际的利益。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一些提升空间,我们借此机会通过外在压力促进内部改革。既有利于保护外资在华的知识产权,也同时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增加其创新动力。

第七、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

在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的大战略下,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在过去1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累积投资达到11万亿美元,这几乎是特朗普总统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11倍,中美在这方面有合作的空间,对中国而言,中美基建合作将有利于中国的企业积累海外经验,从而更好地“走出去”。同时,中美基建的投资也将带动中美两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以及高科技等企业的发展,并将为双方的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公私合营(PPP)模式开拓更多的市场和机遇。

中美双方需要通过加强接触来推进基础设施合作。双方在企业交流、金融资本合作、政策沟通和政府互动、第三方合作、智库合作建言献策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借鉴欧洲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建设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优化美国国内的PPP项目操作环境,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破口,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第八、谋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上与美国企业合作尤其是海外的第三国市场。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通过运用金融搜索引擎作出的分析显示,包括霍尼韦尔、汇丰银行、西门子、力拓、施奈德电气等多家跨国公司高管都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为其提供了难得商机,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带来了大量新机遇,显著提升了他们在有关地区的存在,表示要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


​目前 “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贸易往来持续扩大。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2.1%,进口增长26.8%。双向合作不断深化。长期以来,美国政界与商界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美国企业界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极大兴趣,与美国驻华使馆联合成立“一带一路”小组,希望借此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但美国政府的表态却相对比较消极。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平稳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建设提供了内部保障。

为此,建议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抓手,吸引具有一定积极性的美国业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其在技术、管理以及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共识,促使其从“一带一路”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受益者,有效化解“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阻力,加深中美两国的合作,促进双方经贸发展。

第九、从长远角度,把握机会寻求加入TPP,推动WTORECP等多边贸易体系的进展,寻求更多的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

我们看到中日关系正在回暖,日本也公开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李克强总理即将对日本开启访问。很多TPP谈判缔约国多次表示欢迎中国加入TPP,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商谈中国在TPP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此来平衡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联合尽可能多的国家来应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今年已经是中国加入WTO的第17个年头了。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还都是17年前奠定的,经过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处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也需要新的开放姿态和条件来适应中国市场的发展水平。

由于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TPP, 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冷落WTO的贸易谈判等致使多边贸易体系出现裹足不前甚至出现退步的现象。现在,特朗普政府甚至不惜利用关税制裁等强硬手段来推行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而国际社会目前对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也充满期待,很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引导在贸易谈判中等主导作用,同时在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贸易协定上也能够有所作为。这就需要中国在解放思想基础上,大力维护支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比如中国等6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TPP以及WTO的新一轮谈判等,这些都需要发挥中国的主动性,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来实现中国参与制定规则,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此外,侧重保护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的TPP协议与我国不断提升的服务业以及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相符合以电子商业领域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8.8%。而作为在对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方面都提供强有力保护的协议,TPP可以有效保证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和权益。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诸如华为、联想、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和中兴等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电子商务以及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优势公司。加入TPP将为我们这些优势产业争取到更大的国外市场从而为这些企业的走出去创造出一个公平、自由而广阔的世界市场。

第十、利用WTO贸易规则,对美的违反WTO规则的做法进行上诉。

中国应该尽可能联合其他主要国家,对美的反贸易自由化调查采取反制措施,联合起来以群体诉讼的名义,在WTO框架协议内对美发起反制。

联合争取包括欧盟、日本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积极在WTO框架内对美的制裁措施进行申诉,争取在WTO框架里赢得对美国的反制。

虽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但以减少贸易逆差为导向的行业制裁势必会直接或者间接伤及到其他国家,包括像巴西、澳大利亚、东盟等中国的原料供应国,也包括像欧盟、日本、韩国等把中国作为其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美国盟友。因此按照之前的先例,他们势必会诉诸WTO进行裁定,中国可以借势积极参与其中,为中国的行业企业赢取最大利益。

当然我们也要积极发挥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对话机制,使之成为两国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

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中美两国政府间的交流要么缺乏回旋的谈判空间,要么谈判途中直接被放弃。这个时候作为民间组织的智库、NGO等协会、组织就要积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中美智库可以通过开展“二轨外交”,积极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

美国智库中有大批原政府、原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济治理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能够发挥较强的政策影响力。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话,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这也需要我们中国智库更具全球视野,重视吸收国外智库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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