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靠思政做不好思政，需要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改革和突破

近百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内容本质上是建立在西方的哲学为基础的学问体系，这个学问体系总体上体现的是西方的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中国的受教育者，尤其是受高等教育者，可以说在近百年中，是受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的成体系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方面看是好事，它输入了新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但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这种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及其学科的输入，是以中华文明的自身固有学脉的中断，学统的丧失为代价的。正如一个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儿童所能理解的。同样，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只有处于同等高度的，另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才能真正理解。在自身学脉中断，学统丢失的状况下，意味着人已经处于荒蛮状态下，是无法正确理解另一种文明的。同时，如果不以自身的学统为统率来引入新的学问体系，也会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就会出现精神文化的殖民，从而丢失自我。另外，西方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学问体系，归根结底是西方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并不完全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需要相吻合；这套学问体系一旦脱离了其土壤，悬空植入，在没有本文明学统的指导消化的前提下，就可能生吞活剥，理论与实践分离，这也是百年以来屡屡产生教条主义的根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在延安时代就号召改造学风，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出发。那么今天我们的认识就需更深入一步，重新自觉的审视以西方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为核心的整套学问体系，自觉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学问发展脉络。

      这个梳理过程，切不可以西方的哲学之眼来指导，那样会扭曲中华学问的面貌。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哲学之眼，实事求是的以中华自身的学问之眼来看待问题，那么中国自身的学问体系是环绕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来建立的。这个学问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以史学为基础的经史之学。（无论魏晋的玄学，还是宋明的理学实际上都属于经学的范畴。）经史之学有其内在的主旨、理路，以及由这个主旨、理路所形成的结构和处理对象的特定方式。经和史就是中华文明话语的集中独特的表达形式。今天重新确立学统，其实也就是确立以经史之学为统率。

     经史一家，经史互补这是中国学问体制的传统。如果说史学提供经过整理的，有关国计民生，治乱兴衰的重要事实（史学本质上是对围绕人类的一系列重要信息数据的选择整理加工。）经学则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超越事实的海洋，提炼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准则，指导方针，指出文明教化的大方向。它是以形而上的“一”，也即“一以贯之"之道为依据，探讨如何经纬天地，使之纲举目张，理顺万物的学问。所谓”大一统“就是遵从这个形而上的”一“。因此经学讲“大一统”，是以此为依据理顺万物，使各得其所而不乱，而非消灭“多”，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伦理艺术。

      回顾自秦以来的两千年的学脉，汉到唐代是经学时代，宋到清代是理学时代。自明亡之后，顾炎武痛定思痛，开启了从理学重新转向经史之学的进程。但有清一代，这个过渡并未完成，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新的经学体系。随后西学涌入，这个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脉络中，产生的从理学向经史之学过渡的过程也就终结了。但清代的经学仍然提供了资源，为开启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学术机构要抓住这个学脉的流向，高度重视清代经学的研究，继续接续从理学到经史之学的过渡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董仲舒、朱熹之后的新的经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