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是47年的，59年时12岁，村里一老人藏红薯，被队长发现，批斗打死了

在《老照片》第104辑上的《1960年：省医疗队在潍坊》中，作者——潍坊市电缆厂原副厂长刘剑侠说当年自己有5个亲戚饿死了。

原文中说：
  

当年，潍坊发生了震惊昌潍地区（现潍坊市）的“高里事件”，当地老百姓由于缺粮少米,发生了严重饿死人和大量浮肿病人死亡现象。据史料记载：高里公社当时有16个大队，7466户，27827人。1959年因“一孔桥‘马扎子’会议”（谁不虚报就用马扎子殴打，故称“马扎子”会议）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使该公社社员吃饭问题出现严重危机。自1960年始，出现社员大量饿死和水肿病(即营养不良性水肿症)现象。自1960年1月至4月15日，该社非正常死亡社员977人，患浮肿病的社员2798人。最严重的后沟大队患浮肿病者达129人，因浮肿病死去60余人。
   

发生“高里事件”的主因，是因当时高里公社党委的领导干部虚报浮夸，将社员当年平均口粮每人实际分配192斤，向市委汇报至412斤。并在“一孔桥”村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以“右倾”帽子，逼迫下面承认这个浮夸数字。要生产队长自报“瞒产、私分”、社员偷坡（到田间干活时偷拿庄稼）以及家中“自留地”产粮等浮夸数字。并以辩论会的形式，斗争了22人（有的被打）。生产队长害怕辩论、斗争，夸大、虚报数字，而公社党委将这些虚报数字一律加在社员口粮分配的部分内，将口粮“年每人平均”实际198斤提升为413斤（其中：“瞒产私分”每人加120斤，偷坡每人加28斤，自留地产粮每人加67斤）。这次会后，各生产队如法炮制，勒令群众凑粮，并组织人到各户家中翻(找)粮(食)，有的采用打人、绑人、罚跪、“不管饭”等手段，逼迫群众交粮。
   ……
  

据我母亲回忆：由于当时只强调“大跃进”，粮食扔在坡里不去收，村里的食堂很快就停火了。社员们无粮可吃，当年我们戈翟村就饿死了一百多人，最多时一天饿死七人。社员无粮可吃，便到处寻吃求生。母亲只好领起我和三岁的弟弟到亲戚家讨饭，先是到了高里公社“一孔桥”村我的四姨家，四姨父病饿而死，全家去了东北。……于是母亲只好又领起我和弟弟到了几十里外南村公社西官亭村大姨家。因大姨父家解放前是富农，在工地上干活挨批斗上了吊，大姨家也要到东北谋生。这时，无助的母亲只好一手领着我，一手抱着弟弟回原藉。在路上，母亲接到了村里人送信，说我的爷爷饿死了。……回到老家，母亲见到了我的大姑姑（高里公社杨家营子村人），大姑姑对母亲说，我的大姑父杨玉林和大表弟杨中国、小表弟杨新军都饿死了，其状难以形容。“高里事件”被昌潍地委发现后，除立即进行干预制止外，并调拨少量粮油赈灾，同时请求上级医疗部门对浮肿病人予以帮助治疗。1960年10月，山东医学院立即派出大批干部、老师和学生组成医疗队进驻潍坊，对浮肿病人进行抢救性救治。首先对浮肿病人最严重的高里公社派驻医疗总队,对相邻的双杨店公社等派驻医疗分队。当时，我父亲刘维布是潍坊市双杨店公社医院的院长，有幸迎接到山东医学院干部刘萍为队长和徐彩珍老师为领队的十四人的医疗分队。

戈翟村的老人们回忆起“高里事件”的灾难，仍心绪难平。摄于2013年(现在的戈翟村属于潍坊寒亭区高里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