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人民公社运动，很多人一辈子甚至他后辈子孙，都没法知道别人种地的窍门

这是不准确的。布票不论大人小孩，每年每人一丈三尺八；粮食酒每人每月半斤（甘蔗酒属代用品，放开买）；猪肉每人每月一斤（国营食堂的炒肉不用票，一盘炒肉三毛钱）；口粮一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成人每人每月三十斤（木工铁匠四十二斤，既说煤矿工人五十斤，我生活的环境里没有煤矿工人，不敢说准不准确），小学生（含婴儿到儿童二十斤），上初中增至二十七斤，粮票每人二斤。粮票的用途主要出差或是到国营食堂吃饭或吃早点用）；食用油每人每月二两；肥皂票每人每月一块（洗衣粉放开买，当时人们不习惯使用洗衣粉，认为涮洗困难）。我们这里糖和烟都不用票，其他地方不知道。烟，常人吸的是“金沙江”，每包0.29元，“春城”0.38元，过节的时候，年轻一点的工作人员会奢侈一下，买点贵的烟抽，“云烟”带滤嘴的0.50元，中华烟分两种，带嘴的我们叫大中华0.60元，小中华不带嘴0.50元。糖果有水果糖、大白兔奶糖，也有我们当地糕点厂生产的高粱饴、奶油糖等等，都是放开买的。那时，没觉得吃不饱，够吃，当然不能放开撑，没有大油大腻这是事实。但票证制放在举国维艰、上下齐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它最大限度保证了稳定和公平。我读书的时候，我班上的同学有军分区司令的儿子和政委的儿子（团营长的儿子也有几个），还有地委、行署的领导子女。我们常上他们家里玩，生活同我们区别不是很大，最大不同就是他们的家里有糖果和饼干，他们的家长见我们来了，会热情的招待我们吃糖和饼干之类的东西。他们也特喜欢到我们街子上玩，他们喜欢吃我们家长腌制的酸菜，下午放学后，他们会缠着要到我们家里玩，可以和我们满街子上的城市居民的子女共同玩游戏，不到开饭时间，先就着酸菜吃一碗浆油拌冷饭（那时的浆油那个真，那个鲜，那个香，没得说），吃得他们满脸是汗开心得不得了。总而言之，那时代让我感到一种温暖，人与人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相互关心。总之，社会十分稳定，我们这里地处边境，那时是越战，我们这里与老挝、越南相邻，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无论美国飞机如何的狂轰烂炸，但是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惊慌和不安，工农商学兵都各司其职。我们在课堂里读书，常常读到“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我们从来没有把美帝国当一回事，完全就是一种蔑视的心态。电影照看，电影院的电影每人八分钱的票，（免费的主要是部队的露天电影，我们这里驻军多，不同番号的部队就有十几个，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跑片”，就是这里看着第一卷，下一卷还在其他部队放着，有时连接得很紧，有时会在路上耽搁十几分钟。遇到这样的事，解放军各连队就会就这个放影空档，拉起歌来，那场面真是人心齐泰山移）。节假日照过，八月十五，水库边黑压压的都是过节的人。那时，娱乐生活除了看电影，更多的是吹拉弹唱，而且年轻人几乎人人会一两样乐器，都是自学的，你跟我说，我跟你学，有的弹凤凰琴（后来六十年代末有了吉他，男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来两曲），有的拉二胡、小提琴，最不济也会吹吹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