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国人?

  •         汉唐以后,士大夫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甚至控制了君权,而士大夫阶级又是士绅阶级的核心部分,所以,社会财富尤其是王朝后期增长的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士绅阶级手中,像桑弘羊这样的“国家控制财富”的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就完全失去了容身的社会基础。鉴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王安石变法也好,张居正变法也好,都会陷入士绅阶级的无边沼泽之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商鞅变法“那样的历史时代。

            在士绅阶级统治中国绝大部分土地、人口、并且掌握经济命脉的政治构架中,社会生产效率极低,社会的动员能力非常差,所以,才会出现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中原王朝完败于落后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奇怪现象。

            有明一代,上亿人口的帝国居然被200万人口的建奴所灭,这就像一个有50个成员的大家庭被1个小乞丐打得大败而且成功灭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从明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走向了全面的腐朽没落,满清只是延续加重了这种腐朽没落而已。

            中国社会几千年没有进步,最后完全走向腐朽没落,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在于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选拔机制过于单一化、表面化、形式化、文弱化,宋明以后更是日益僵化,在以考察儒家经典为主的科举制度中,科学技术被冷落、被排斥是必然的结果。而文官集团的日益强大,最后导致了事实上的“文官专政”。从北宋开始,以士大夫阶级为主的文官集团依靠“儒家”的宗教化,建造了一座无比巨大辉煌的“孔家店”,由此掌握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最后逐渐压倒了君权,这实际上是一场漫长而隐形的政变,皇帝身处其中,被逐步圈禁却无可奈何。到了明朝,朱元璋试图想摆脱这种困境,但是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催生出的文官又渐渐压倒了他的后代,这些文官高举“心学”、“理学”的大旗,最后实际上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社会,扼杀了有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的所有可能性,而同时又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毁灭了当时社会的立国基础——朱元璋建立的“鱼鳞图册土地制度”。由此,农民遍地暴动,由此,中华文明的华美宫灯就此熄灭,进入了第二个黑暗时期,一直到1949年。

回复4

  • 奥塔维奥 |・ω・`)
    强烈建议观网app出一个收藏评论的功能。我其实读北宋历史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什么,但兄台却用文字总结了我心中的话。很棒
  • 科举制度的实行实际上是隋文帝为了制衡自魏晋到南北朝以来垄断了上层政治权力的军事贵族和门阀世卿创造出的制度,目的是引入一个新的阶层,一批新的文化人来充任官僚,替代前两者。这批人,从文化上叫庶族士大夫,从经济上叫中小地主阶级。中小地主和文武贵族的斗争可以说贯穿了唐朝的历史,终唐季之世,军功、恩萌和科考是并立的,并没有高下之分,可见在当时社会,军事成就、血统和知识技能三者都作为一个人晋升的资本。这样的环境,虽然在公平性和专业性上不是那么理想,但在保持社会的价值的多元性,以及政治均衡上却是有益的,特别是在让精英阶层通过竞争维持活力方面意义更是重大。大家都知道中晚唐藩镇跋扈,不服中央,但比较鲜为人知的一点是,这一时期许多显赫的节度使本身就是文臣出身,甚至有李蔚这种进士出身,武官当过宣武节度使,文官做到过宰相的,初唐时出将入相的盛景,到晚唐没有成为绝响。国家走向衰败,但政治精英的血脉还没有完全腐化,保持着基本的活力。
    这种情况到宋朝发生了变化。赵家皇帝因为自己依靠军事政变黄袍加身,又耳闻目睹了唐末以来军人专政带来的祸害。私心和历史教训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崇文抑武,优待士大夫和压制武将成为了赵宋的国策。这个时代是士大夫的春天,却是中华民族一系列衰败和灾难的开始。当时的两件事已经生动昭示了这一政策会对中国政策产生出什么样的关键性影响,一是韩琦轻蔑地对狄青说出:“东华门外唱门者才是好男儿。”这预示着读书应举将在接下来的近千年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唯一的价值观。二是文博彦对神宗皇帝脱口而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昭示着庶族地主士大夫们组成的文官集团已经产生了他们能垄断国家政治权力的自觉。
    国家的衰败的原因不能归结到一两点上。但如果要从最大程度掌握国家前途的政治精英的选拔制度上来分析,我以为上两点显然占了很大的因素。当通过科举做官成为社会上升唯一的“正途”,社会原本需要的其他各种各样人才的上升空间就会受到极大的阻塞,自然会导致社会在各方面的衰败。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官僚化,必然也会变得保守和内卷,因为官僚政治具备稳定压倒一切的特性,和往往需要开拓才能成就事业的商人以及军人相比,通过排资论辈升迁的官僚阶级可以说是天生的保守派。而士大夫一手垄断政治权力,则严重阻碍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和上升。士大夫这个集团,在朝是官僚,在野是地主,同时还是掌握文化和舆论的知识分子。这种从顶层到乡野基层过于严密的,无孔不入的秩序是非常可怕的,意味着任何新生事物都难以避开这个集团我的影响而自主生产。个人认为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代表了一定程度上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但其本身不具备自发发展成资本主义的条件。因为明末江南的规模以上工商业几乎都被官僚地主所掌握,也就说商人是依附于官僚阶级存在的,是一种不被政府所有,却被千千万万的官员和前官员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对下,它具备资本无孔不入、敲骨吸髓的贪婪剥削和金融掠夺的特性,却很难壮大商人阶层本身,不会催生成熟的资产阶级。对上,商业资本幕后的官僚地主又会依靠垄断政治带来的特权挖国家财政的墙角,少交、不交税。于是死了百姓,瘦了国家,甚至连工商业本身也没有捞到好处,唯一肥了的是士大夫。因为这些士大夫们虽然控制工商业来牟利,却不会去努力改善商业坏境。相反,营商环境越是恶劣,依靠特权的他们就越是具有不对等的优势,越是能方便的将缺乏官僚保护伞的商人排挤破产或者干脆巧取豪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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