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次命运探讨 何须等到2047?

弹指一挥间，“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已经在香港实践了20余年。这期间，很多人疑惑着，忧虑着，甚至是恐惧着，似乎在等待邓小平“50年不变”的最后时刻，又似乎更愿意在大限到来前自寻出路。于是对抗出现了、港独甚嚣了、城邦论兴起了。乱局之下，人们开始扪心自问：这样的香港，真的是700多万港人想要的吗？

围绕香港二次命运探讨，尤其是如何接续着邓时代的一次回归，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心回归，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田飞龙看来，很多港人担心在进一步融合过程中自我独立性消失，被内地彻底同化，故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等消极悲观，忽略了这背后其实有着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

多维：从粤港澳大湾区到港珠澳大桥，从港澳台居住证办理，再到9月23日完成通车的广深港高速铁路，为了加速陆港融合，北京大动作不断。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融合动作？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田飞龙：香港接入国家所组建的高铁经济网，就意味着它介入了新的经济秩序。新经济秩序广义上最大范围的概念叫“一带一路”，在地缘上的概念叫粤港澳大湾区，所以“一带一路”的交通基础设施就把香港经济体接入了国家主导性的战略当中，就使得香港的人流、物流，以及资讯和专业技术寻找到了新的市场，有了新的用武之地。而这正是在“一国两制”之下，国家期待香港要持续承担的一个角色。换言之，香港在发挥优势，追求到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对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持续性的进一步贡献。

广深港通车跟“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上与香港的对接，能够帮助香港经济实现二次腾飞，或者说二次回归。这个“回归”将真正塑造非常强有力的香港对国家的一个向心力，而不是像一次回归或者“一国两制”一期工程的时候那样相对疏离。当时主要是国家以香港为平台进入欧美市场，而现在全球化的市场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大分化，固然欧美主流的国家市场仍然存在，但是经济发展的后劲开始下降，产业开始两极化，增长乏力。

粤港澳大湾区  图片源自网络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标志，正因为这个标志是显著的，才会有中美贸易战，才会有特朗普通过各种方式强制、强迫全球的产业资本回归美国，原因是在于欧美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产业的两极化，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对于欧美市场来说，这是在全球化充分分工的时代自我虚空化的表现，它的产能、创新还有技术转移的收益在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欧美本身的市场反而不占优势。这就是特朗普面对美国贸易逆差还有欧美市场增长乏力时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强制要求制造业资本回流的一个基本背景。

多维：实际上，香港在其中也深深地受到欧美市场结构变化以及波动的影响，出现了经济增长相对的乏力，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香港的产业界和特区政府在进行政治讨论的时候常常触及的一个话题是，香港究竟应该怎么走？

田飞龙：香港显然利用不到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自我拯救经济方案的利益，香港无法分利，甚至香港是要承受损失的。香港的经济体出路在哪儿？我觉得出路就在更加紧密地融入中国经济发展大局，利用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释放出来新的经济红利机会和空间，使自己能够将剩余优势转化为具体的产业和利润，以及这些产业跟利润背后资本的收益，从业者的收益还有技术兑现的收益。这样的话就能够使香港出现的一系列的矛盾通过外向式的新的全球化格局里面的发展，得到缓解、缓和，使它过于政治化的氛围被冲淡，被稀释。香港社会将重新焕发出一种理性、务实的精神，出现一批新的企业家和新的青年创业的精英。这个才是香港应该呈现给国家以及呈现给世界的形象。

多维：可问题在于，面对“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国家战略，香港似乎并不是很积极地搭上顺风车，有时候甚至宁愿选择跳车。在你看来，港人在纠结什么？为什么对内地如此抗拒？

田飞龙：香港人一方面对中国发展前景抱有怀疑。这个怀疑是整个欧美世界或者发达经济体当中普遍存在的，甚至中国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产业界人士也对“一带一路”的风险性、收益、前景有一定的怀疑，所以这个并不奇怪。再加上香港刚刚经历了政改，所以它对国家的怀疑，对国家整合的警惕是一种自然的政治本能的反应。但是国家在“一带一路”实际的作为表明“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相关的投资项目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行为，而是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关系模式的一个战略性建构，在其中不仅仅有非常庞大的市场及红利利润，而且还包含一些制度性创新的需求与作为，还有文化共同融合、和平发展这样价值的体现。我觉得经过这三年，香港各界人士，甚至包括泛民主派人士，思想跟认识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开始由怀疑犹豫转变成愿意接触了解，愿意参加座谈会、论坛还有考察团，愿意参加国家所召集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他们去寻找他们在其中可能拥有的优势、机遇和利益。

港珠澳大桥  图片源自网络

这一年多，我跟香港各界朋友的接触过程中也感觉到他们开始逐渐正面地看待“一带一路”这样的事物，这个新的全球化事物。借助这样的态度转变重新认识国家，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耐心等待在香港社会形成新的共识。情况正在往一个良好的方向转变，但是确实机会稍纵即逝，因为去年7月1日，习近平曾提到“苏州过后无艇搭”。“一带一路”列车是中国掌舵的，是各国参与共建共享的，它并非是为香港而打造，香港只是其中的一名乘客，它手里有一张优先票，但是不可能无限期等待，也不要以为香港在任何时刻上车其利润都是固定的，所以在香港社会这也是巨大的挑战。应该说，香港还没有丧失掉上车以及占据优先位置、获取优先利润的机会，但它的产业界与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配套支持好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显然做的还不够。

多维：具体到粤港澳大湾区，林郑及其带领的执政团队，也表现得有些消极。但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非比寻常，是香港完成二次命运探讨的关键抓手。

田飞龙：对于很多港人来说，与“一带一路”相比，可能对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更大的恐惧性心理，原因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天边的馅饼，够的着吃一块，够不着就不吃了，但是它跟香港本身制度的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是没有太直接关系的。精英人物与产业能够跟得上“一带一路”高速列车分享利润，普通人虽然会眼红心酸，但是也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有距离。可是粤港澳大湾区是地缘性的，这是要对香港进行地缘性的经济社会整合。香港人想象中，这对他们的制度完整性、生活方式的完整性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融入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香港丧失自我独立性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连带解决香港社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青年人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创业的问题，养老、医疗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香港本地是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成本跟社会成本的，它可以以一种较低的成本解决。但很多精英关切的是解决了之后，香港的个性还在吗？香港是否能面对整个国家的时候保持自己完整独立的价值？香港在整合当中会不会消失于大湾区蓬勃规划发展的滚滚红尘之中？会不会在越来越强的计划性的、规划性的湾区发展当中逐渐变成一个配角或者一个相对边缘性的角色？正是这样的恐惧与忧虑，使得港人对大湾区产生了一种更强的内在的心理被动，甚至有点抵触的情绪。很多港人的一个预判是，久而久之，香港的自主性、完整性就受到破坏，一定会大陆化，一定会走向一制化。

 延续到未来2047年，哪有什么制宪建国？哪有什么本土自决？未来已来，一切都会在未来30年的国家整合当中被消磨掉。这样的话，就跟反对派、香港精英一直勉力想维持的从高度自治走向完全自治的城邦主义心态、城邦定位就背道而驰了。粤港澳大湾区整合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超出三个地方更高的决策需求，国家笼罩在上面提供更多来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来自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和政策会构成大湾区的治理规范，可能高于基本法的固有规范。也因此，国家会以大湾区发展的需求作为一个牵引力或者动力因素，去改变“一国两制”原来想象当中“井水不犯河水”的制度心态。这对香港本身的改变其实都是会在未来非常短的时间看得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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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大湾区就变成在习近平时代一个新的扩大版的深圳特区，它的功能就像是曾经邓小平用深圳特区翘动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一样，习近平的第二波现代化需要用粤港澳大湾区来翘动。而且粤港澳大湾区显然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当中打通陆路跟海路关键性枢纽。它是一个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它是一个新人文主义的生活示范区。如果在大湾区治理当中实现了充分的制度创新与融合，以及技术上的突破，那么全世界就会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有能力在“一带一路”体系中提供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样板，而这个样板的作用是其他区域发展战略例如像京津冀、长三角甚至雄安等所无法取代的。因为京津冀、长三角、雄安等是单一制度下的开放升级，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的多元制度整合性示范区。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意义上的战略考量，是把深圳、香港、澳门融合在一起，面向世界的，重构中国与世界关系，为“一带一路”打造制度样板区的战略举措。

多维：港人的担忧和恐惧不难理解，习近平的战略考量可能很多港人也没有读懂，所以在身份认同尤其是人心回归上，北京一直很头疼。

田飞龙：身份认同方面中央政府在加快进行政策上的配置，包括取消就业证、发放居住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据我所知，中央还在研究，至少在大湾区规划里面尝试提出让港澳居民在大湾区能够参加国家治理体系，去同等地担任企事业单位公职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依法平等报考公务员。这其实是反映出来“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居民作为中国公民这个身份具体的权能，公民权利内涵越来越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体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将可以利用、运用国家政策的框架去获取这些具体身份及利益。他们本身的身份认同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他们会逐渐打破原来局限于本土的认识，在湾区这样浓缩的“一国两制”制度示范区里面寻找到新的身份。如果能够在香港、澳门之上去认同湾区，就相当接近于认同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港澳居民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及身份再建构的一次重大宪制实验，意义超乎寻常。

多维：而且相较于自上而下的一次回归，香港的二次回归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为人心回归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只能依靠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践，港人因此也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田飞龙：对，一次回归当中主要的制度框架和功能的设定是受制于国际关系及国家主权决断，香港人只是在适应回归框架。二次回归，现在香港人更多有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更多作为国家一分子的责任感去主动思考寻求这种改变。应该说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之下，香港在回答二次回归一些结构性、政治性问题上面有更多的主体责任，有更多的主动权。

具体来说，二次回归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解决在一次回归当中没有解决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建构的问题，香港人与香港社会更加紧密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一部分。国家建构的问题在一次回归里面没有凸显，甚至是被相对边缘化了。第二个层面就是二次回归还是中国式全球化的建构过程，香港所回归的，不仅仅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还是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的中国。这样的话就使得香港本身角色其实可以做多元的实验，既要成为国民，作为民族国家的地方性区域存在，要成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样本实验的战略驱动力，更要成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独特的战略杠杆和制度杠杆。

多维：你提到一次回归的局限性，其实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检验，“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本身也到了再反思、再认识的时候了。在你看来，各方该如何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之中来理解“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二次回归”？

田飞龙：如果说一次回归是以一种接近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共存共融的话，那么二次回归是通过融合发展的方式，对民族国家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及助力中国式的全球化建构。所以它不再是一个隔离，而是一个融合，这是巨大的变化。“一国两制”当中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它的侧重点在不同阶段是有一定差异的，原来的隔离对于内地和香港都是一种保护性的安排，今天如果再隔离的话，反而损害到香港同胞在内地求学、就业、创业的正当合法的权益，而且也妨碍到香港参与国家主导经济战略去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一国两制”内部实现重心的转移，由隔离共存变成融合发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港澳治理的本质性特征。

香港大学  图片源自网络

 此次经济融合发展带来的是身份上的合二为一，由原来比较凸现香港本地身份、本地人认同、国际认同开始强调国家认同，国民身份，公民身份。这其实也体现了在二次回归当中要突破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互利，开始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在政治、法律身份上建构香港居民与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使香港居民牢固而坚定地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元族群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尽管是借助了经济融合与发展利益，但最终实现或者国家有非常明确意愿实现对香港国民身份的再造，将一期工程当中没有完成的国家建构的部分，予以补齐并完成。这并没有超出“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两制”符合时代需要及香港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发展。

（原载《多维CN》2018年10月号，系多维专题采访的精要版，完整采访稿请见多维新闻网站www.dw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