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如何扯下欧洲社会的遮羞布？

引子一

法国首都，巴黎，五区的某公共停车场内。

“我叫玛利亚，今年72岁了。自从2018年被房东赶出来，我就一直住在巴黎五区的公共停车场里。”

这位年迈的法国老太太哆哆嗦嗦的从口袋里掏出她的早餐：半个干得掉渣的法棍，由于没有水，她只能拼命用早光秃秃的牙花子去磨，时间长了，竟然在面包上留下血迹。

“我以前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我知道如果这次我得了这个新冠病毒，根本熬不过去。但或许这是最好的解脱。”说这话的时候，她毫无生气的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总好心人会施舍给他们一点儿钱，有的人会把食物分给他们，但更多的人是把他们从照片中p掉。然而如今当新冠病毒爆发，所有人都要居家隔离的时候，谁来给他们施舍呢？

但凡去过巴黎的人可能都有注意到，大街小巷总是有数不清的流浪汉，他们有的人带着狗，有的人带着孩子，在公园或者公共场所的门口乞讨。2018年，据官方不完全统计，法国有超过20万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个数字如今可能已经翻了翻。

3月13日的统计中，巴黎地区有15个无家可归人士被感染了新冠病毒。至今这个数字为何，无知人，也无人问。

答：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没有了机会努力。

在法国，在欧洲城市里大马路上混迹的人，都曾经或多或少有过工作，有的人甚至还是体面的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机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而丧失。即便是他们有的人混到了退休年龄，可是手里拿到的几百欧完全不能允许他们在巴黎这样昂贵的城市里生存。

到底是谁之过？

法国在2002年出台35小时工作制度。通过减少每个人每周工作减到4天，“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减少社会的失业率，然而却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导致更多的企业逃离法国。

为了可以解决公共开支问题，政府开启了加税模式，从富人税、遗产税，到汽油和柴油税，最终导致人们穿上廉价的黄马甲，走向街头，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黄马甲运动。

再到退休改革，退休年龄一推再推，退休福利却一减再减。

法国，作为欧盟的法德核心之一，却像一颗失速的彗星一样，飞向未知的宇宙深处。

然而这些问题却并不是法国特有的，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无一逃脱同样的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窘境。

引子二

法国，里昂，老城的救助站。

“我叫萨哈，我来自叙利亚，今年12岁。我15年跟随妈妈来到法国，一直在等待避难签证。”

小姑娘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本该上学的年纪，却至今还在为自己的身份到处奔波，因为不懂法语，她只能去一些有阿拉伯语翻译的救助站，白天就随着其他大人到处找吃的，晚上就躲在救助站里过夜。

问她爸爸妈妈在哪里，她只是呆滞的看着别人，眼睛丝毫没有泪水，只有空洞的眼神。

救助站的一个小伙子跑出来，对着排队的人说：“非常抱歉，从今天开始大家可能不能进入救助站里面了。我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我们也害怕传染，我们也为人父母，我们也害怕。对不起，可能这段时间大家不能再回来了。”

这一噩耗宣布之后，却没有引起排队人的愤怒，他们只是呆呆的看着这个小伙子。似乎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第一个缓过神来的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她近乎于踉跄的走到前面，“我下周可能就要生了，我的孩子怎么办？请你一定帮帮我，看在真主的份上帮帮我。”

这个小伙子面色凝重，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区域的难民的情况，但是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疫情当前，救助站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现在全国要关闭公共场所，很多救助站亦或是削减了人手，亦或是直接关门。

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没有身份的难民早就没有体面，他们如今失去的可能是他们最后生的希望。他们或因寒冷、因饥饿、因病毒死去，只不过无知人无人晓。

像萨哈一样的未成年难民在法国有数十万，在欧洲有上百万。而这些年积聚在欧盟内部的难民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

他们有的人是从北非、从撒哈拉以南地方偷渡来的，有的是从叙利亚、阿富汗战区来的，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护照，没有身份证明，把最后的钱给了帮助他们偷渡的蛇头，他们曾经天真的以为到达欧洲就有饭吃，有觉睡。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漫长的痛苦之旅。

对于欧盟各国，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新冠疫情可谓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顷刻间，就把长期积聚的社会问题一一曝露在了公共视野之下。

就在欧盟内部各国还在争抢为数不多的防护用品的时候，就在奥地利、波兰、斯洛伐克相继独断的关闭边境的时候，就在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下令一定要严防死守欧盟的外部边界，不让一个难民再穿过的时候。有多少远离家乡抱着生的幻想的人，在求生的路上，在希腊北部的高原地区冻死，有多少人又在偷渡的船里被活活闷死？

从2015年到现在整整过去了5年，欧盟各个国家还在为谁该安置多少难民争吵不休。这些难民成了政治皮球，被踢过来，又被踢过去。曾经去过法国北部加莱的人知道，在那里，你看到的是丛林，是对生最原始的追求。

曾经愿意主动承担起西方世界责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如今也默不作声。对于烂摊子，欧盟内部达成的共识就是：用花钱的方式外包给土耳其、让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去解决，只不过这种用金钱包裹的“外包式外交”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旦钱不够了，没有人愿意再干这种辛苦活。

面对新冠病毒，这些人怎么办？有人还能想起他们么？

流浪汉和难民问题看似都是社会边缘问题，却深深的折射出欧洲社会当下进退两难的窘迫：一面是崇尚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一面是政治以及社会所无法兑现的诺言。

新冠病毒就像是一只无情的手，把掩盖社会问题的遮羞布无情的扯开，让这一切用最赤裸而残酷的方式昭示给众人。

最讽刺的是，或许就像左拉所言，边缘人想要唤醒他人，自我拯救的唯一方式竟然只有：悲惨的死去。

宋欣：周掌柜咨询全球政策顾问。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法国里昂政治学院毕业。是欧洲议会首位华人中欧政策顾问，曾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提供中欧政策建议。精通英、法、德等多门欧洲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