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组织化的中国生产体系

高度组织化的中国生产体系

李非

战国时代，秦国开挖郑国渠。这源于一个韩国间谍。这个间谍的名字叫郑国，不是春秋时代诸侯国的郑国。郑国为韩国设计了一条疲秦之计。该计就是让秦国耗费财力和人工开挖一条渠。秦国果然中计。决定开挖这条渠。中计的结果是渠建成后，灌概了秦国在关中平原大面积的田地，粮食大幅增产，国力反而更加强盛。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

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由官方组织兴修水利，开挖运河的传统。由此建立的以运河为标志的南北水路航运体系，使得中国形成特色鲜明的南北区域分工。渠道纵横，气候适宜的南方平原产粮区以稻米供应北方政治中心。富裕的农产品支持着陶瓷、丝绸、茶叶的大规模生产。在百年前中国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初中国的水运体系密如蛛网。大一点的城市几乎都主要依赖漕运体系供应城市居民的生活所需。

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大一统社会，在高度组织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在丰裕的商品粮支持下，大批能工巧匠得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转而制造当时在全世界都觉得不可想象的大量精美手工艺品。在这样强大的生产力环境下，失业并没有成为中国管理者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在中国古代相关经济文章中鲜有论述。这有别于欧洲的工业化时代。

中国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都被以穆斯林商人为主的贸易体系贩运到海外，换回中国人喜爱的金银珠宝和香料。管理中华帝国的士人们所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的长治久安，完全无暇顾及帝国的进一步扩张。这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发展都是内部治理型的。

在中国，两千年前的汉朝人口达到5950万，比罗马帝国最盛时多得多。在中国，土地是自由买卖的。这就有了一个庞大的土地资本市场。农业赋税、手工业、国有的盐铁业维持官吏制度。这种官吏制度的合法性又来自天授皇权。科举制维持官僚们的吐故纳新。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儒学宗师孔夫子被尊为万世帝王。儒家也因此构成一个经历各朝各代而不倒的影子政党体系。

此外，佛学、道学经改造后被官吏制度兼而用之。国家的外围形成若干属国，称臣纳贡。故而，在这样的体系下，国家关系是不平等的。中国是家长，与别国的贸易仅限于互通有无。这样，西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和中国交换。因此，后来走南闯北的西方人认为，这是全世界都不曾遇到过的，过于自信的国家。

常常有人说，中国为何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还有不少人严肃考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起至宋朝、明朝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都是徒劳。工商资本主义其实不可能萌芽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这样的体制本身就是基于土地资本主义的政权。土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刺激长期维系这个过家的资本主义长周期经济和社会循环。

工商资本主义，以及工商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工业化，只会发端于近五百年来欧洲的“春秋战国”式封建时代。无数欧洲封建小国及城邦国家间在吸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创造的思想、科技、文化的基础上，再经历长达数百年的国家间竞争和战争，造就了工商资本主义。

换言之，如果中国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站在后来欧洲“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类文明积累程度上，工商资本主义早在两千年前就可能由中国的封建诸国争霸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了。但是，两千年前的中国，恰恰不具备这样的物质文化积累。它只能创造出诸子百家文化和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土地资本主义。

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土地资本主义使得中国成为农耕游牧时代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一搞就是两千年。为何能搞下去，有人说这是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这种制度就是最佳整合既有生产力的制度。因为这样的最佳整合，所以中国两千年来的创造就是整合方面的创造，满足于既有生产力内部的挖潜改造。古代如此，当代亦是如此。当代全球工业和信息生产力，有待中国人用中国制度整合为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