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人吴晓林 | 走向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条件论”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共同体目标 

马克思主义虽未提出明确的政治发展概念，但在不同论述中提出人类政治解放的命题，并将服务于个体自由的共同体设置为政治发展的目标。一些西方学者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路径概括为“在特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增进经济预期满意度的功能”，这种概括过于泛化而简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未来的政治形态当然要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但是其对政治发展的目标则十分具体且与西方学者的主张存在根本不同。

1843年秋，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的公开论战中，写作《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相互关系角度对犹太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在文中提出“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的主张，并且在批判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力图把“尘世的生活”转变为“天国的生活”，改变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方式。在1845-1846年间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明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把未来的政治形态明确为“通过联合获得自由”的“共同体”。1848年，二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发，明确代替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评价巴黎公社时，马克思充分肯定“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间接指出了政治发展的未来目标，就是由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而服务于“个体自由”。1875年3月，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讲到“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为共同体，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将国家视为社会共同体的异化组织，认为国家就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为了使“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畏的斗争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的工具因而国家作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产生了。他更加明确，未来将国家机器送到古物陈列馆的，将是“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可见，形成服务于个人自由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

同样是讲个体自由，与抱持“教师爷”优越感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既不以现存的政治形态为模本、更不以表层的“政策艺术与工艺”美化政治，而是面向全人类的解放，瞄准根本上的个体自由。尽管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者均将经济作为自变量，政体作为因变量，二者所理解的自由却存在根本差异：西方知识分子往往高举政治自由之旗，只有在到达不平等、不自由的“临界点”时才导入国家力量予以消解，也就是说，他们将国家视为独立的力量，一切不自由的现象在政治体制中内予以解决，绝不追溯政治不自由的经济根源，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缺乏表现剥削问题的基本术语”。由此，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观包装在“个人自由”的外壳之下，国家独立且超脱于社会，由少数人将国家权力占为己有的经济基础不变，进而巩固优势阶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则从根本上主张国家回归到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从而获得人类普遍的自由，在起草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时，马克思就口授“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也即，只有通过联合起来共同掌握生产资料才能服务于“一切人的自由”。

除此以外，马克思还不吝笔墨批判了西方所谓的政治自由。他曾经辛辣地批判所谓的分权，“难道这些先生们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他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更是鞭笞“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争端”为“习见的把戏”。在马克思眼里，只要自由主义的经济关系基础不消除，所谓“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无非是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派利益的假把戏。

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早期就批判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不讲经济基础只谈自由”的主张。当下来看，西方的政治发展观不过是之前被批判过的各种主张的翻版。恩格斯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就直指“通过剥夺有产阶级豪华住宅，并把其余一部分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的主张是如此幼稚，意即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对立就无法解决，个体自由业无从实现。恩格斯还批评巴枯宁将罪恶之源视为国家而非资本关系，在批评民主社会主义者时，他认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贫困和观念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进而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他直接批判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指出他们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从政治发展的内核来看，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主张，表面上强调个体自由，却不触及深层基础，实际上不过是对现有制度的“补缀”、为阶级社会擦脂抹粉做政治装饰罢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超越西方学者主张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关心形成个人自由的经济关系基础，而西方自由主义者则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脱离经济关系基础追求政治自由无意于缘木求鱼，维持经济关系不变而谋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更具欺骗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的联系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和发展。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一定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共产党宣言》明言“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视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从资本主义政治形态到未来的共同体形态，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设定了政治发展目标之后，寻找条件、创造条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将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视为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如果现实的基础不够，政治发展的力量要么会被利用，要么会出现“早产儿”面临夭折的危险。相反，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因为阶级和阶级对抗被消除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指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意思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力量还未壮大、打破旧有政治关系的条件还不充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则尖锐地指出，不能一下子就消灭私有制，“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不能驾驭的制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及其剧烈的动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有可能，甚至完全必要”，也即，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致消灭私有制，才是达致理想社会的充要条件。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条件论述以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具体的国别分析时，尤其关照了当地的历史条件。在分析法兰西内战时，马克思指出由于农民过多而被利用，他们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评德国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将理论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却忘记了“没有把法国的条件一并搬过来”，说到底，德国当时资产阶级的大工业刚刚建立、工人阶级没有发展起来，其条件不足、理论超前，革命在忙登场时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1890年，晚年的恩格斯在面对德国敌对势力强大、工人阶级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又批评“青年派”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在论述俄国的社会问题时，恩格斯则以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经验指出俄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条件——必须迅速发展工业，而且若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他指出俄国原始的农业公有制要上升为高级公有制，“以社会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是其必需的先决条件。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条件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其所理解的政治发展观建立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实现过程是无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对资产阶级最后的胜利。 

三、积极行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主观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条件论”并非是一种机械论，而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条件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曾经一度有对“唯条件论”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认识不足，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让人做“客观条件”的奴隶。这种批判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很容易走向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左倾冒进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要想推动政治发展，一是要立足现有条件，二是要积极、稳妥地创造条件。

（一）动员起来是赢得社会改造胜利的思想基础

当周遭教育、宣传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着的时候，资产阶级当然会利用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概念教育社会民众，如果无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化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的，其意志可能就会受到负面影响。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意识形态混沌状态的“清醒者”，从未放弃过对理论武装和动员的重视。马克思强调“一旦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转折）就会到来”。恩格斯讲到“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好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1871年，马克思在致波尔特的信中写道：“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中的玩物”。

马克思主义将理论动员视为工人阶级行动的一个先行条件，非常重视理论宣传教育的作用，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国工业中心科伦就创办了《新莱茵报》，对于欧洲大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重视政党的理论教育，强调“只有以共产主义信念为最高理想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因而“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克思主义还特别提到非无产阶级入党的两个要求，一是“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二是“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实际上强调了思想入党和行动入党的两个方面。

在理论指导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理解社会发展的活动、方向和作用的规律，使其“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强调思想动员的策略性，以提醒工人阶级认清统治阶级的本质，做好行动的准备。在回忆办报过程时，恩格斯还重视工人阶级弱小之时采取“合法斗争”的策略性；在分析法国小农意志盛行的同时，恩格斯反对采用暴力使得农民从小生产所有者转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主张党的义务不是使他们沦为无产者，而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通过合作社的示范而非暴力获得农民的支持。

（二）联合起来是推动政治发展的组织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是在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以阶级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主张在工人阶级弱小的时候既要等待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又要实施工人阶级动员与联合，创造革命的条件。

政党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组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帮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宣言》强调政党对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们可以将工人阶级运动的长远目标和眼前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共产党不是总体性的异化化身, 而是作为工人运动终极目标的总体性和阶级斗争历史进程的每个组成阶段之间的理论和实践的调节者”。1871年底，马克思在修改第一国际《共同章程》时，增补了这样的内容：“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强调，共产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的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还主张通过发展合作劳动让工人通过组织联合起来，实现劳动群众的解放。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人数多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但是只有当工人们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890年5月1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列宁1919年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中则更加明确，“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

在工人阶级弱小的时候，建构同其他阶级的联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一个条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将“唤起农民阶级”作为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迫切任务。在分析办《新莱茵报》的过程中，他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以此推动政治发展。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认识的时候指出，因为在1871年，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多数，马克思在估计阶级对比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无产者同农民自由联盟才能成为“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在工人阶级未经壮大成熟的基础上，认清“我们的敌人和朋友”是开展社会改造的前提。毛泽东在1925年写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批评忽视农民的“左右倾主义”，指出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此后，中国政治革命和发展的历史很好地验证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三）行动起来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主义重视思想的武装作用，也强调行动的力量。马克思认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他在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讲到“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一方面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既不能再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另一方面赞扬巴黎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

同样，行动是打破幻想、摆脱旧有观念的催化剂。恩格斯把对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斗争，视为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他断言在外在力量仍在从事政治的时候，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放弃政治行动，否则就会丧失历史使命。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法国六月失败的意义时，震聋反馈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献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自此以后，法国的革命才从推翻一种国家形式转向“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这正是行动的力量。

列宁在1908年写作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高度评价人民群众行动的积极性，他讲到“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列宁既是马克思主义行动理论的继承者，也是实践者，他曾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则更加说明了“行胜于言”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条件论”并非是一种机械论，而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条件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曾经一度有对“唯条件论”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认识不足，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让人做“客观条件”的奴隶。这种批判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很容易走向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左倾冒进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要想推动政治发展，一是要立足现有条件，二是要积极、稳妥地创造条件。

四、最后的政权形态：过渡时期政治发展的政治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政治发展到最后就是阶级与国家的消亡。但是，人类发展的步伐并非遵循线性逻辑。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对政治发展的预期加上一个机械的公式。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变奏并不都表现出必然性来，而是由诸多偶然性组成。受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在世界政治链条中打开一个缺口、或者在历史发展中迸发出偶然性的政治发展样态均是可能的，巴黎公社作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产儿短暂存在过，苏俄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首先被创造出来，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成立，无不处于生产力仍然不足、阶级社会仍然存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往往表现为“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而形成”的最后一种政权形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的政治发展形式既给予了肯定又进行了反思，言明了政治发展的政治条件。

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政治条件的论述萌芽于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始于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成熟于对巴黎公社的反思。1848年9月马克思在《危机与反革命》中尖锐地指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而且是强有力的专政”。19世纪中期，法国工人运动家布朗基妄图依靠少数人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巴黎公社的失败宣告了布朗基主义的破产。恩格斯批评急躁冒进的布朗基主义者妄图“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1875年，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巴黎公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巴黎公社使社会所有制成为现实，但是“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这实际上指出巴黎公社的历史条件还未成熟，要想巩固政治发展的成果必须要累积条件。马克思在致纽文胡斯的信中明言，“如果一个国家还未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恩格斯直指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在于“破坏了唯一现成的国家组织”，未关照周边的条件，整个工人的联合组织缺乏集中和权威，因而整个胜利完全归于失败。他们一致同意，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必须要使社会（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作为保障。

实践证明，在周遭仍然是资本主义形态，特别是生产力还不充分、个别或一些国家取得革命政权的时候，不会快速进入共产主义，而是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一般而言，革命后的新政治形态尚需形成，过渡时期的政治还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因而“社会革命后均会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活动模式。”中国在尝试了各种政治发展方案而破产之后，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因为阶级还未消灭，必须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并将其作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历史地来看，这种过渡时期的政权形态一定是为未来政治发展准备——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活动，这是迈向未来政治发展形态的中间站。受生产力和世界形势影响，这个过渡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批判性与建构性 

西方政治发展观很大程度是由处于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自然地生产出来，这往往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而且，一些观察家往往以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各种问题为由，处处展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失败。诸此种种，一方面与西方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价值传播有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缺乏系统理解和辩证分析相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发展的理论思考既具有现实批判性，又具有深层次的建构性。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批判意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长于分析当时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这被建构成冷酷的“反秩序的革命者”。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发展观被批评只是建构在“虚构的社会器官”，预想一个能够按照共同体组织运行的力量——这又被建构成反市场反自由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在不考虑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谈自由主义政治发展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然而，西方政治发展观因为回避根源性的改造难题，周期性的失业、贫穷问题屡屡再现，也即，支配其产生的基础却从未远离人们的生活世界。每遇到各类危机，马克思主义便会被重新唤起作，因而，马克思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为“穷人的理论武器”。

至少有一点比较清楚，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方世界，人们在太平日子中总会拥抱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发展观念，在面临饥饿、贫穷、失业等问题时又会想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处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潮汐选择”之中，很多时候被排斥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话语体系之外。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欧美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失业、贫困、不稳定”然与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地位相关，而所谓的“阶级投票下降”恰恰被证明是“这些阶级被‘活埋于’投票之下”的结果，而且投票往往是由收入影响下的教育相关，事实是，由收入分类衡量的阶级投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增强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批判性并不只限定在引发阶级不平等的工业化领域，也在席卷全球的另一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发现城乡分离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借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对立尖锐。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过更多的描述，将城乡之间的分离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把农村人口从“世界交往，以及随之而从文明”中分离出去。新马克思主义者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分离、城乡利益与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的观点，关照整个社会都被城市化这一事实，直接批判“关于城市空间的争夺成为当代阶级斗争的主要冲突”。1968年，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撰写的《城市的权利》一书，揭示了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这一观点，后来，他观察到作为生存空间的土地也被商品化，因而批判“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在主要是以城市空间为主战场，将城市空间分段占据、切割，形成新的权力（利）争夺场所。哈维则批评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直指：“自由主义的国际资本主义不断加强对生活质量的进攻”，“因为城市建立以来，城市一直是通过剩余产品的地理和社会聚集而发展的”，他还引用恩格斯的话反对现有城市建设的方式，“破烂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以此为巨大的成功而大肆吹嘘。但是，这种小巷会立刻出现在其他地方”或者就在隔壁出现，因而主张“共享资源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必须以非常特殊的方式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统一起来”。这些分析不能不说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深刻的穿透力，并且预言了当今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从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发展情况来看，如果盲从于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界定，只追求政治形式的“表层发展”，而掩饰阻碍政治发展的经济根源，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狭隘的政治发展。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国家不管是武力推动其政治标准的输出，还是在外援过程中提出的政治条件，都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强烈的“排异性”，甚至是走向所谓政治发展的反面。部分阿拉伯国家、埃及、泰国、乌克兰等的政治悲剧莫不源于对西方政治发展观的简单套用。同样，在欧美国家本土，只强调政治自由、社会自由而对于产生自由的经济条件不加过问之时，群众性社会运动也此起彼伏。2011年在美国发起继而在全球扩展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既部分宣布了西方政治发展标准的失灵，又在西方世界重新宣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生命力不但在于其深刻的批判意义，还在于它反对用虚假的和谐来掩盖现实的冲突。西方政治发展观只是展示了漏出海面的“自由观”与“民主制”的漂亮一角，却不揭示海面以下暗藏的根源性危险。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不是因为其反自由、反民主，而是在无产阶级视域下对自由、民主等政治发展的核心概念重述与建构更深刻、更根本。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发挥着建构性作用。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个人自由的极度崇尚有了更多反思，传统上“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架构得到了相当的改变。政府对社会经济行动干预的增长成为普遍事实，随着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债务危机等的不断发生，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和反思。在理论上，各类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群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西方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对社会组织和社会自由的重视，民主社会主义对福利权利、公共经济的重视，虽然未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社会发展的深刻性和根本性，仍然部分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发展标准的超越性。

在实践上，西方国家政府组织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由原来的救急性措施转变为制度化的一部分，“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全部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通过“伟大社会计划”、“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等改善民众福利、扩大民众参与权、分给工人股份、通过利于工人集体谈判的法令，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内部改革。《21世纪资本论》作者观察到，20世纪发达国家总的社会开支占到国民收入的25%-35%，因而断言“20世纪财政国家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国家的形成”，述种种变化都是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一些有益成分。一些西方学者以美国养老金的制度为例，直言不讳地讲到“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雇员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那么美国已经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中国，经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共产党人建构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形式，建构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政治发展之路。特别是，经过前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按照官方主流的观点，中国走出了一条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一个本质的特点在于“党政军学民，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目前已经进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执政党在既有条件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纳入了“两个百年目标”的总体战略框架。从学理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时候是在揭露“国家统治”的反动性，没有直接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但是，“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同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政治思想完全吻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目标，实际上就是政治发展。

六、余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与中国道路

西方巧妙地将政治自由包裹在个人自由的羽翼之下，政治自由接受资本主义所谓经济自由的规定。随着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话语空间确实受到挤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温和阶段，马克思主义被部分吸收的情况下，不但应该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方法论意义，更要有丰富的、有竞争力的具体实践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首要的是找准时空坐标，夯实过渡时期的政治发展的条件。任何一种政体都要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好制度是基于自己历史条件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明确，现阶段中国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规定了向未来政治发展目标迈进的“过渡阶段”时空坐标，并在新的基础上创造推动政治发展的条件。其一，面对“过渡时期”的内外环境挑战，执政党仍然要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核心作用，仍然要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动发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二，要更加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建构意义，增强共同体的“社会性”，创造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方案，更多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人的自由。具体来看，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外，还要在三个方面创造推动政治发展的条件：

首先，要建构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的政治共识与核心价值观，让人民群众理解现有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且支持未来的发展导向。现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一方面要解释和回应国内的问题与挑战，另一方面要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发展标准，建构起强大的、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基础。如此说来, 研究、发掘、发展马克思的政治发展思想,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引起民众的共鸣，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时代性、大众化，使其深入人心、广受认同并成为共同前行的思想基础，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

其次，仍然要积极创造符合过渡时期特点、逐渐增强社会性的组织条件。既然是“过渡时期”，就要充分理解过渡时期政权组织的特点。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是推进过渡时期政治发展的首要条件，党组织本身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要更加强调“开门办党建”的工作，越到基层越要打破党建“内循环”，将政治建设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把党建和群众路线贯通起来；在确保执政安全的基础上，党组织还要探索新时代同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别于且优于西方的党政、党社关系。未来的政治发展，一定会指向社会性不断增强的组织形态，即使是在过渡时期，也要在维护稳定的基础上，逐渐增强社会因素，设计“从强政府弱社会”走向“强政府强社会”最终“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调动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明显。历史证明，国家政权的干预可以排斥社会自治，也可以培育社会自治，社会自治同样可以加持国家公权，引入更多有序的、成熟的社会组织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方面。当下政权组织应当逐步大力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创造让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参与到治理过程的条件。

再次，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任务，既取决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理解和创新，更取决于现有政治体系的发展定力与坚定改革。十九大报告非常明确，“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人民来说，这一切能否得到保证是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有吸引力的关键。执政党首先要保证努力冲破不适宜的体制机制障碍，保持矢力改革的形象，从战略上加强政治发展的系统设计；还要持续地推动政府改革，让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获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与机会，使得民众享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提升民众日常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总体而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创造性地总结和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发展形式和条件等等问题，确实需要重新研究。对于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有深刻变化的国家而言，如何创建一种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又符合过渡时期特征、而且充分体现优越性的政治发展形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要共同努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时代意义。

责任编辑：冷模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