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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爱情表达,从内敛到“摩登”

[导读] 日前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主办了一场名为“炎夏之爱”的摄影展。整个过程,摄影师记录了特殊年代背景下中国人含蓄的情愫表达,到如今婚礼中爱的物质表达。随着时代的变迁,能完全守住自身最后这片爱情心灵领地的唯有少数,更多的则是外在表达的浮现。阎云翔教授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提到过,西方学者Potter夫妇就中国农民在爱的表达这一问题上,提到过这样一个值得商榷与修正性的观点。“对于爱,中国人是用工作来体现的,工作是社会联系表达的中介,工作是农民懂得的最基本的概念,这一概念加强了人际间的关系。”从这单一的观点来讲,Potter夫妇并没有察觉到中国农民根植于儒家文化下关于亲情与爱情的表达方式。引用阎云翔教授的话讲,是他们将情感的诉求与表达方式定义得太过于狭窄。中国人对于情感的表达,从古至今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这一切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到当下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分不开的。而这整个发展的过程千头万绪,值得大家一起讨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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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爱情的表达,在此我想追本溯源,让我们一起回一趟西周吧。去看看西周时期人们的爱情。既然聊到爱情,那就不得不提《诗经》了,关于《诗经》我想大家不陌生吧。《诗经》中描述爱情的诗句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具体我们就来谈谈大家熟悉的《国风·邶风·静女》吧。

《国风·邶风·静女》是一首四言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这样的:贤淑的姑娘真可爱,约我城角楼上来。故意躲藏让我找,急得抓耳又挠腮。贤淑姑娘真漂亮,送我一枝红彤管。鲜红彤管有光彩,爱它颜色真鲜艳。郊野采荑送给我,荑草美好又珍异。不是荑草长得美,美人相赠厚情意。从白话文的字面意思来看,写这首诗的家伙一看就是个耿直boy。整首诗简洁明了,情感细腻,真切的表露了当时的恋爱心理,别具淳朴率真之美。

 

《国风·邶风·静女》,《邶风》邶国之风也。周武王一举荡平殷商之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为邶国的国君(武王死后,成王继位,爆发“管蔡之乱”,邶国封号取消)。可见《国风·邶风·静女》这首诗是西周早期的作品。既然是西周早期,天下初定,国家需要发展,需要要稳定。

 

年轻的小伙子们不思进取,不为前途考虑,整天吃喝玩乐,谈情说爱,斗鸡宰狗,不干正经事。国君听到大臣反应民间这一切,于是站在大殿上踱来踱去的想:这样下去可不好,既败坏社会风气,又影响国家发展,成何体统啊?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看来这群人是欠管教,欠约束。

大伙儿一起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群臣七嘴八舌,最后商讨出来说,既然是欠约束,不妨我们制定一部礼法来约束民众,作为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于是经过大家的商定,《周礼》就出现了。《周礼》的出现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得整个社会系统化,规范化。为整个东西二周791年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宗法礼仪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是乎就来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好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儒学思想的创始者孔子,在看到天下大乱之后,一心追求“天下归仁,克己复礼”,以礼仪来教化众人,以便于缓和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促进社会安定,可惜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但他的儒家学说,却保留了下来,一步步发展,作为儒家学说的传承人孟子,则更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了“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这句话说出来不得了,一直影响到今天。

 

到了汉代,为了更进一步强调当时女性的行为规范,《礼记》在《周礼》的“四德”基础之上,再次提出了“三从”,“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个时候,汉代已不能像西周早期那样自由恋爱了,男女之间的恋爱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基本丧失了婚姻自主权。

当然啦!也有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样追求爱情自由的另类,也正是因为了有了这样的另类,才有了像《白头吟》与《凤求凰》这样流传千古的爱情佳作。“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看看写的多好,可惜在中国文化里,像这类亘古不绝的爱情文学,在西方很少被人欣赏,而这类文学长期流传并演变,往往恰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建元年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武帝与董仲舒联袂搞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舞台边缘正式走向了舞台中央,就此无法撼动。而继承于孟子的儒家思想“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成为了套在男女自由交往双方头顶上的紧箍咒。

历史的车轮穿过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两朝之后,来到了隋唐,说到唐朝,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开放的,女性得到了暂时的独立与自由,女性性观念与婚姻观念也得到空前的解放,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李唐皇室男男女女之间的混乱关系可以得知。之所以如此开放,一方便可能是当时的社会高度发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便可能与李唐皇室的胡人鲜卑血统有关。

 

既然李唐皇室如此,更何况下面百姓与百官呢。就拿唐朝第一“渣男”元稹来讲吧,先是看中了崔莺莺,在其寒窗苦读,金榜题名之后,另攀了高枝,恋上了韦丛(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女儿),在其被贬江陵时,元和四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再次又搭上了薛涛(蜀中名妓),我感觉好混乱,也许这是自上而下的传承吧!哦不,上梁不正下梁歪。

 

相比唐朝人的放浪不羁,宋朝人则开始慢慢内敛起来。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伦理纲常风气败坏。为了巩固皇权,稳定社会风气,宋代程颐在《二程全书》全书中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思想。

宋代人在情感的表露上,不再像西周时期的人那般直白而率真,也不像唐朝时期的人那般随意洒脱,放浪形骸。而是在程朱理学等新思想的引领下,呈现出内敛含蓄的感情表露手法,在诗歌流派上被称之为“婉约派”,其语言特点是婉转含蓄,语言圆润,结构深细缜密。

 

不妨我们来看几首词,先来看看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全词上下,没有一处是直接写相思之情的,可字里行间却满满的透着相思之意。

接着我们来看看大家熟悉的苏轼。婉约派词风长期支配着宋朝词坛,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即便是苏轼这样的豪放派大家,也免不了来上那么一两首带有婉约派词风的作品。且看其《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全词所流露出的感情,给人一种深情委婉,情调凄凉,境界不俗的基调,深沉的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宋朝的情感表露是婉转的,是深沉而细腻的,是不可说的。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唐宋八大家,在面对《诗经》里的《国风·邶风·静女》一文时,也不能免俗的在其编撰的《诗本义》一书中发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的慨叹。

到了元代,虽说元朝皇室是蒙古族血统,但为了管理偌大的疆土,国家统治阶层依然沿用了宋代的程朱理学作为当时的官学,程朱理学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并影响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既然程朱理学作为官学,那自然是在很多地方沿用了宋朝的思维范式。

不信,你看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描写道:“只你那眉眼传情未了时。”,是不是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婉约风?这一看就是撩妹高手吗!七八百年前的老王,撩妹都能达到这样心灵神会的境地,当下的一些小青年谈恋爱,发个语音,说声我喜欢你啊,请对方吃个饭,看个电影啊....什么的,那简直是弱爆啦!说归说,依我看,他也只是在纸上写写,放在当时,要是在大街上与旁边的妹子眉来眼去的,我估计他会被别人打断腿。

到了明清,你看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描写爱情的这些句子,“惊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已入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妈呀,这隐匿于心底的相思之情被压抑得太久啦!早已入骨而不自知。

可见明朝的少男少女们活得太压抑了,一点恋爱自由都没有,即便是有,也只能装在心里,揣在口袋里,就是不能说出来。谈到清代,不得不提《红楼梦》啦!红楼梦里的爱情,有自由恋爱,有包办婚姻,这里面充斥着太多的世俗门第观念,总之,太多不舍,太多伤感,临了,却是爱的太深,伤得太深,物是人为,索性来一首《好了歌》作为最后的解注。

 

 

到了近现代,随着全球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在19世纪早期的西方社会,自由恋爱取代了由他人撮合的方式,成为多数社会阶级中结婚的首要条件。伴随西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扩张,“自由恋爱”“浪漫爱情”等观念逐渐扩散至全球。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式情感思维文化的融入,“ROMANTIC”一词作为西方舶来词汇,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1]

而到了1952-1952年,新婚姻法正式颁布,法律禁止了包办婚姻,纳妾,买卖婚姻等传统习俗。尽管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但收效依旧甚微,父权对子女的婚姻依然保留着它无上的权威。而当时的年轻人,尽管有一些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却并没有争取婚姻自由的愿望。

50年代初,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被拍成喜剧电影上映,反映的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婚姻现状,那时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二黑结婚》的故事背后,却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剧:一对青年男女相恋,却受到了家长、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而死、女青年自缢而亡。那时候结了婚的女人,大多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挑着走”。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近三十年之初,浪漫爱情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被搁置于次要位置,婚姻在组织的安排下往往变成了一种爱国责任,在整体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摄下,私人生活,以及的浪漫爱情那都是被打压的对象,那是不被容许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开启,集体主义开始从私人生活中退场时,那些曾经被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个人情感和欲望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再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回到了西周早期那个自由恋爱的理想主义社会。

与此同时,电视机开始流行开来,这为爱情与亲密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与过去大喇叭喊着去村大队进行政治学习或集体生产又不一样,电视直接将国内外最新式,最时髦的生活方式展现在大伙儿眼前,刺激了年轻一代的欲望与幻想,同时也使得老一辈惋惜自己逝去的时光。

与早前的情形相比,改革开放后的浪漫爱情显得更加热烈而奔放,绝大部分年轻人在订婚后都可以郎情妹意地亲密来往。就好比电影《庐山恋》中那样,男女主人公再会时迫不及待地跳到水中拥抱,拜佛,喝不变心的“泉水”,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戒烟,泳装,接吻,叫“亲爱的”……这些相较于建国初期,集体主义盛行那会儿,简直就像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丢了一颗“原子弹”。[3]

时间跳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谨慎而拘谨的“谈恋爱”早已消失不见,被一种开放的,乃至带有公开炫耀意味的恋爱话语和实践取代,情侣在拍婚纱照时,可以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扮成自己心中完美的样子,同时还可以彼此戏谑与互动。[1]

当下不仅年轻人如此,同时还能看到一些中老年夫妇补拍婚纱照,作为对革命年代丧失浪漫爱情的某种弥补,以此弥补来填充他们被压抑了太久的自由世界。

参考资料:

[1]:内敛、奢靡与伪装:中国人如何在镜头前表达爱情?| 观察者网

[2]:《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3]:五十年代中国的婚姻与爱情 | 冰川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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