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丨在这是非不分的时代，美国还能不择手段吗？

图源：Chloe Cu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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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是非不分的时代，美国还能不择手段吗？

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1946年，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写道：“为行善，我们必须犯下多少罪恶，我认为，这是对人类境况的一个极简陈述。”

尼布尔是在一场全球战争之后写下这些文字的，那场战争已迫使战胜国犯下严重恶行，为的是阻止由一些最具侵略性的政权统治的一个世界造成无法估量的更严重恶行。他正见证另一场全球冲突发生，在那场冲突中，美国将不时践踏自己的价值观，为的是捍卫这些价值观。但尼布尔提出的根本问题，即自由主义国家如何才能调和有价值的目标与实现那些目标所需要的下作手段，仍具有恒久意义，也是当今美国面对的最棘手两难之一。

美国总统乔·拜登就任时誓言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展开一场决定命运的较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他召唤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一场“自由与镇压之间、基于规则的秩序与蛮力统治的秩序之间”的斗争。拜登团队确实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较量中采取了大动作，夯实了希望通过遏制强大暴政捍卫自由的先进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但哪怕是在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带来各种麻烦之前，这个强调过大国对抗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政府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世界布下的陷阱中。

在亚洲，拜登不遗余力示好倒退的印度、共产主义的越南和其他没有多么自由的国家。在欧洲，战时的危急淡化了人们对北约东部和南部战线悄然兴起的威权主义的担忧。在中东，拜登认定，阿拉伯独裁者不是贱民，而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捍卫一种遭遇威胁的秩序关乎重振自由世界的共同体。显而易见，还涉及夯实全球一大部分地区一批不完美的民主国家和彻头彻尾的独裁国家。

拜登的矛盾战略反映了当代联盟建设的现实：在反击中国和俄罗斯时，民主联盟只能走到这一步。拜登的做法还反映出一种更深刻、更持久的紧张关系。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价值观密不可分：通常，美国侧身于大国竞争，是因为它担心一些孔武有力的独裁国家会使世界不利于民主。但一定程度上，一个冲突的时代难免成为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因为要保护一个适合自由的世界，唯一办法就是讨好不纯洁的伙伴，从事不纯洁的行为。

估计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假如当下诸多对抗的利害关系有如拜登所宣称的那样重大，华盛顿就将从事一些令人叹为观止、见利忘义的勾当，以遏制敌人。但从国内的幻灭，到长期以来壮大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道德不对称的丧失，纯粹权宜之计的风气危机四伏。对一个自由主义超级大国而言，战略是一门不破坏民主的目标而能平衡力量的艺术。美国即将再度发现这可以有多么难。

肮脏游戏

拜登在一件事情上一直是正确的: 大国之间的冲突既是理念冲突，也是利益冲突。

十七世纪，教义分歧之搅动三十年战争，并不亚于争夺欧洲主导地位的斗争。十八世纪晚期，革命法国的政治动摇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敌对的政治传统即民主和极权主义与敌对联盟的冲突。1940年，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宣布：“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战争，而是一种体制摧毁另一种体制的决心问题。”大国开战时，它们不只是在争夺土地和荣耀，也是在争夺何种理念、何种价值观将决定人类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是关乎世界是将由自由民主国家还是它们的独裁敌人塑造的长期斗争的最新一轮。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欧亚大陆的独裁政权在这片中心大陆内部赢得了支配地位，进而谋求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介入了三次，不只是为确保自身安全，也是为确保一种令自由主义得以生存和扩张的均势：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话说，是为“令世界安享民主”。1939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表达了类似意见，他称: “人类事务到了这样一个关头，他们必须未雨绸缪，不只守卫自己的家园，还要守卫信仰和人道的原则，他们的教堂、政府和文明的缔造有赖于那些原则。”但正如罗斯福所理解的那样，均势的维持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只是因为帮助了可怕的暴君约瑟夫·斯大林粉碎了更可怕的敌人阿道夫·希特勒，西方民主国家得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出。他们运用的一些策略，比如以燃烧弹和原子弹轰炸敌方城市，在不那么绝望的时刻原本会令人憎恶。正如杜鲁门总统宣称的那样，美国当时发动冷战是出于信念，即认为那是 “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构成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伙伴。但要在一场高风险的斗争中守住底线，还涉及一些饱受质疑、甚至不民主的行为。

在动荡不安的第三世界，美国雇佣一些右翼暴君作为代理人; 它通过政变、秘密和公开干预以及死亡人数惊人的反叛乱行动，镇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力。为遏制全球范围内的侵略行为，五角大楼依靠动用核武器的威胁，而因其破坏性极强，实际动用核武器不可能实现建设性的目的。为封锁苏联，华盛顿最终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为缓和遏制性政纲，美国官员有时夸大苏联的威胁，或者径直用打着美国人民的旗号实施的政策欺骗美国人民。（本段有删节。——译注）

战略关乎设定优先事项。美国官员认为，为避免发生更大程度的恶，较低程度的恶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冲要地区策动暴乱的共产主义，或者未能及时找到自己的力量和目标的民主国家。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摆脱了独裁掠夺的威胁，也更加有利于人类自由的更安全世界：美国冷战胜利的这一最终回报表明，总的说来，他们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华盛顿追求这样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对抗这样一个无价值的对手，这一事实为这场冲突的道德模糊性奉上了某种安慰。正如杜鲁门1950年批准的著名战略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所言（引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使用的方法必须与弊病的范围相称。”当西方面对一个决意按照自己的构想重塑人类的极权主义敌人时，动用一些相当龌龊的手段显然具有合理性。

但那安慰并不是无限的，冷战也见证了有关美国是否办妥其优先事项的激烈争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鹰派人士批评华盛顿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在东欧击退共产主义，共和党1952年的政纲嘲笑了遏制政策的“消极、徒劳和不道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越南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拙劣筹划的战争，对一小撮卑鄙独裁者的支持，中央情报局暗杀阴谋遭到曝光：一连串道德雪崩事件说服了许多自由派批评人士相信，美国正在背叛它声称要捍卫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淡化意识形态对抗、寻求外交稳定的对苏缓和关系战略导致一些保守派人士声称，华盛顿正在放弃道德制高点。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后，这些争论重创了美国外交政策。即使在这一最具善恶对垒风格的竞争中，将战略与道德联系起来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挑战。 

事实上，冷战恶行触动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行政约束，如政治暗杀禁令，和就秘密行动知会国会委员会的要求，那些约束至今仍大多有效。自冷战以来，提供给推翻民选政府的政变发动者和实施了严重侵犯人权之举的军事单位的援助是受限的，这些限制措施补充了那些法律和行政约束。美国人显然对他们用来赢得冷战的一些手段感到遗憾。问题在于，随着全球对抗态势再度升温，没有那些手段，他们是否还能做成事情。

理念至关重要

来自独裁敌人的威胁强调了时常导致全球紧张局势的理念冲突，进而加剧了美国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冲动。自就任总统以来，拜登已用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术语定义了来自美国对手(尤其是中国)的威胁。

拜登曾一再宣称，世界已到达一个“拐点”。2021年3月，他暗示，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研究“独裁还是民主，谁成功了”的问题。拜登认为，从根本上讲，美中竞争是对哪种模式能够更好满足现代需求的检证。美国官员担心，假如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它将在友好国家巩固威权统治，同时在敌对国家胁迫民主政府。只消看看北京如何动用经济杠杆惩罚包括澳大利亚和挪威在内的民主社会对其政策的批评，就可以了。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会让自由主义在远近的地方都不安全，同时让这个体制对非自由主义来讲是安全的。（本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强化了拜登的论题，提供了一个独裁侵略和暴行的个案研究，也警告世人，一个由非自由国家领导的世界将带来致命的暴力，尤其是对附近脆弱的民主国家而言。中国和俄罗斯达成“不设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几周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举提醒世人意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到了步调一致的独裁攻击。拜登解释说，乌克兰处在“为……基本民主原则而进行的更大规模斗争的中心阵地”。因此，美国将集结自由世界，对抗“民主的宿敌”。（本段有删节。——译注）

2023年2月，拜登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讲话。图源：Evelyn Hockstein / Reuters

乌克兰战争制造的冲击，加上美国领导地位的稳定之手，形成了一个壮大的跨大西洋民主国家联盟。瑞典和芬兰寻求加入北约; 西方支持乌克兰，并给俄罗斯造成了沉重的代价。拜登政府还试图在中国周边编织民主国家的关系网，借以遏制中国。它升级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联盟，改进了四方安全对话（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安全和外交对话），组建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军事伙伴关系）。此外，它还调整了七国集团等现有多边机构，以应对来自北京方面的危险。甚至有传言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台湾将组成“三加一”联盟，合作保卫民主前线免受中国的攻击。

这些关系超越了地区界限。乌克兰正得到韩国等亚洲民主国家的援助，这些国家明白，假如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瓦解，它们的安全状况也将受损。来自多个大陆的民主国家已携手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反击其军事建设，并限制其获得高端半导体。美国面对的主要麻烦是一个从欧亚大陆核心向外推进的修正主义大国的松散联盟。拜登的答案是，整合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从边缘地带实施反击。

今天，这些先进民主国家比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在这方面，拜登将美国战略的基本目标，即捍卫岌岌可危的自由主义秩序，与追求这一秩序的方法和伙伴统一了起来。但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关键地区，混乱的对抗现实再次提出了尼布尔的问题。

有争议的朋友

考虑一下欧洲的态势。 北约基本上是一个民主国家联盟。但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维持这一联盟的团结有赖于拜登淡化波兰政府的反自由倾向：到去年10月选举失败之前，波兰政府一直在系统性侵蚀制衡机制。为确保北翼的安全，北约欢迎芬兰和瑞典加入，这涉及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外交周旋。埃尔多安不只一再损害美国的利益，还一直操控土耳其走向独裁统治。

在亚洲，2021年和2022年的相当多时间里，拜登政府小心翼翼维护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当时，菲律宾由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发动的禁毒战争造成数千人丧生。尽管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政府钳制言论，骚扰反对派领导人，煽动宗教不满，并据称在海外谋杀异见人士，但拜登毫不气馁，倾力示好印度，将其作为对抗中国的堡垒。2023年9月访问新德里后，拜登前往河内，与越南的一党制政权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再次利用一些共产主义者来遏制其他共产主义者。

然后是中东地区，拜登在这里的“自由世界”联盟成员相当五花八门。2020年，因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遭谋杀，拜登威胁要令沙特阿拉伯成为“贱民”。到2023年，他的政府因中国的侵袭和油价上涨而恐慌不已，反而竭力要求该国成为华盛顿最新的条约盟友。此外，该倡议是继承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概念的一部分，在那个概念中，地区稳定有赖于阿拉伯独裁政权与自身就有非自由倾向的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和解，同时巴勒斯坦人的愿望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于是，人权和政治自由在美国与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类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变得弱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拜登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突尼斯的民主遭到扼杀，就像他在2021年实际上决定放弃阿富汗濒危的民主那样。

事实上，假如说2022年是言辞铿锵的一年，那么2023年就是尴尬妥协的一年。随着政府的重要行动公然背离对世界的那种描述，在拜登的演讲中，提到“民主与独裁之战”的次数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在白宫和国务院，涉及人权事务的关键职位空缺。政府撤回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对这一主动做法的公开描述是，那是为确保更自由、更公平的选举，但那主要是为让一个高压政权停止输出难民，而开始出口更多石油。

一个军事集团推翻了尼日尔的民选政府后，因为担心引发美国援助中断，从而将新政权推向莫斯科的怀抱，美国官员等了两个多月才称这次政变为政变。这样的妥协往往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今天，它们表明了美国官员必须面对的关键作用机制。

决定性的十年

首先是欧亚地缘政治的残酷算计。先进民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实力优势，但在每一个关键地区，坚守前沿阵地都需要一个更兼容并蓄的集体。

波兰有自己的国内问题，但也是支持乌克兰联盟的后勤关键。土耳在政治上缺乏自由，而且时常无济于事，但它占据两个大陆和两个海洋的交叉点。在南亚和东南亚，中国霸权的主要屏障是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不甚理想的合作伙伴。在中东，一个挑剔的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民主团结固然伟大，但地理位置是棘手的。在整个欧亚大陆，华盛顿亟需非自由主义的朋友限制其非自由主义的敌人。

意识形态战场的转变方向也是不利的。冷战期间，反共成了民主超级大国与其独裁盟友之间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因为后者知道，假如苏联胜出，它们就完了。但眼下，美国的敌人们呈现出的独裁形式对其他非民主国家不那么构成生存威胁: 可以说，波斯湾或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强人与普京等人的共同点要多于与拜登的共同点。“好的”和“坏的”威权主义者之间的区别要小于先前：这要求美国更加努力行动，付出更多代价，以不完满地维系非自由主义伙伴的支持。（本段有删节。——译注）

世道艰难、荆棘满途，还呼唤灵活的道德手段。冷战结束后，华盛顿没有遭遇任何严肃的战略挑战者，它为强调自己的价值观付出了较小代价。随着安全盈余缩水，实力和原则之间的权衡增加了。眼下，战争或者说战争的威胁波及东亚、欧洲和中东。拜登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对世界而言将是“决定性的十年”。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1年打趣道：“假如希特勒入侵了地狱，我至少会正面提到下议院中的魔鬼。”威胁严重时，民主国家将尽一切努力集结联盟，阻止敌人突围。于是，华盛顿竞争政策的核心讽刺之处就在于，激活其意识形态活力的同样一些挑战使得美国外交更难保持纯粹。

迄今为止，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时期的政策，美国现行政策的道德妥协是适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对下作手段的约束比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地球上潜伏时更强有力。但是规范和准则可以伴随一个国家境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拜登及其继任者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令人畏惧的现实: 高风险的对抗会将国家和领导人带到他们从未试图去一下的地方。

冷战开始时，几乎没有官员设想华盛顿会前往阿富汗和安哥拉进行秘密干预。就在三年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美国会很快发动一场代理人战争，意在让普京的军队在乌克兰流血而亡。随着当下的竞争加剧，用于展开竞争的战术可能变得更加极端。

华盛顿可能发现自己会在某个关键的摇摆国家暗中用力，打破选举的平衡，假如替代选项是目睹该国坚决转向莫斯科或北京的话。它可以动用胁迫手段，确保拉美的军事设施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不受中国的控制。假如美国在承认偏远国家发生政变一事上的态度已模棱两可，它或许会原谅一个更重要的伙伴在更重要的地方犯下的严重得多的暴行。

​那些怀疑华盛顿会诉诸肮脏手段的人记性不好，想象力有限。假如今天的竞争将真正塑造人类的命运，为什么一个居安思危的超级大国不会尽其所能，拔得头筹呢？

不要迷失自我 

对此没有理由过分尴尬。一个缺乏捍卫自身利益之自信的国家，将缺乏在全球事务中实现任何伟大目标的力量。

换言之，美国接洽可疑盟友，从事可疑行为，由此对其价值观造成的伤害，肯定小于，假如一个极具侵略性的俄罗斯或新全能主义的中国拓展其影响力到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而会造成的损害。如在冷战期间那样，美国最终可以偿还在长期斗争中欠下的道德债务：假如它成功维持了一种体制，在其中，民主之所以能兴盛，是因为它最强大的敌人受到压制。

但接受一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纯粹心态将是危险的，因为总有一个点，在这一点上，不法的手段腐蚀了公平的目的。即使没有这一点，一系列无是无非之举在政治上也是腐蚀性的: 一个其民众团结一致捍卫自己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不会永远支持一项似乎将那些价值观抛在了一边的战略。最终，这一战略的最大缺陷就是，令美国丧失强大的优势。

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的事业比轴心国的事业更加公正和人道，这也是这个先前的联盟吸引了比后者更多国家的一个原因。冷战期间，人们认为美国（不论是多么不完美地）代表了受克里姆林宫压制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感受帮助华盛顿吸引了其他民主社会，甚至是苏联集团内部的异见人士。大国竞争的战术决不能模糊这一核心竞争议题。假如世界开始认为，今天的对抗是一场缺乏更重大道德意义的斗殴，美国将丧失那种曾令其获益匪浅的不对称的正当性（asymmetry of legitimacy）。

这不是什么假设的困境。自2023年10月以来，拜登正确地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描述为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国家与试图摧毁它的暴虐敌人间的斗争。支持一个美国盟友对抗美国敌人伊朗的邪恶代理人，在道义上和战略上都有充分理由。此外，在一个强奸、折磨、绑架和杀害平民的恐怖组织，和一个在战争强加的限度之内基本上是在竭力保护平民的国家之间，不存在严肃的道德比较。

但不论正确与否，相当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这场战争证明了美国的双重标准: 反对俄罗斯占领和侵吞外国领土，但不反对以色列占领和侵吞外国领土，珍重一些受害者的生命和自由，而不是其他受害者的生命和自由。俄罗斯和中国的宣传人员正在放大这些信息，以离间华盛顿和发展中世界。所以，拜登政府竭力（有时是勉为其难）在支持以色列和采取措施缓和冲突造成的伤害之间寻求平衡：所以，这场战争可能预示着美国将再度专注于目前看上去并不乐观的巴勒斯坦和平进程。

这里的教训是，一件事的价值或许可以有争议，但对一个时常表露价值观的超级大国来说，被视为虚伪的代价是非常现实的。

对抗的规则

因此，在这一轮对抗中取得成功，有赖于找到一种既足够无情又足够现实的精神，进而调整外交政策中固有的道德妥协。尽管没有精确的公式因应这种事(任何行动的适当性都取决于其背景) ，但一些指导性原则可以有所助益。

首先，道德是指南针，而非束缚。着眼于政治上的可持续和战略上的自身利益，美国的治国方略理当指向一个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但美国不能竭力在每一个战术决策中都充分体现这些价值观，进而使自己陷入瘫痪。哪怕是在自身的民主面对内部威胁时，也不应坚持要在对外施加建设性影响之前先在国内净化自己。假如美国这样做了，那么一些行事更残酷，可不那么受自身不完美束缚的政权将影响到美国的体制。

美国还应避免错误选择之谬。它必须评估一些选择和合作伙伴，反对看似可行的可能性，而不是反对乌托邦理念。与非洲军事政权保持联系的现实选择可能是看到了凶残的俄罗斯雇佣兵填补空白。与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接触的现实选择，可能是看到了南亚进一步落到中国的阴影之下，而中国不遗余力地输出非自由主义。同样，与肢解其批评者的沙特阿拉伯政权的亲密关系令人深感不安。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之外的现实选择，大可能是一个仍然相当高压的政权，而且远少致力于向女性赋权，遏制宗教狂热分子，或者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宽容的地方。在一个龌龊选择的世界，关键问题往往是:与什么相比是龌龊的？

另一个指导原则是: 好事不会一下子全来。冷战时期的决策者有时为发动政变和支持高压政权辩护，理由是，当日阻止第三世界国家走向共产主义或许保留了它们日后走向民主的可能性。这一逻辑有着令人生疑的便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随着它们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加上民主价值观从西方向外辐射，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区域的国家最终经历了政治开放。

今天，不合时宜的讨价还价有时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杜特尔特发动毒品战争期间，华盛顿没有中断美国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而是维持了这一关系，直到一个更乐意合作、不那么严厉的政府出现。美国与有着令人担忧倾向的波兰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因之赢得了时间，直到去年年底，该国选民选出了一个承诺巩固波兰民主制度的联合政府。与其他民主国家保持接触也可以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的独裁倾向昭然若揭，但选举机制仍完好无损：这里可以提到匈牙利、印度和土耳其。更宽泛而论，自由主义最有可能在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的体制下蓬勃发展。因此，仅仅是先发制人，遏制强大独裁政权的崛起，最终就可能有助于民主价值观传播到一度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同样，美国理当铭记，采取宽泛的看法与采取长远的看法一样要紧。支持民主和人权不等于非此即彼的建言。正如拜登的治国才能所表明的那样，与独裁者达成的交易可以补充某项在其核心强调民主合作的战略。此外，尊崇美国的价值观不只是恐吓高压政权的问题。一项通过贸易提高国际生活水平、解决粮食不安全等全球问题、坚持反对大国战争路线的外交政策，可以非常好地服务于人类尊严事业。一项强调这方面努力的战略，实际上可能对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之类发展中民主国家更具吸引力，这些国家抗拒民主对抗专制的框架，因为他们不想介入一场善恶对垒的任何一部分。

当然，这些原则看似合理化的配方：那是一种声称最恶劣的行径可以服务于更伟大的事业，以此为之开脱的方式。因此，另一项重要原则复活了汉密尔顿的格言，即方法必须与弊病相称。妥协越多，其提供的回报（或者说所避免的伤害）就必须越大。

据此标准，与印度或波兰合作的理由是明确清楚的。这些国家内部麻烦多有，但大体而言值得嘉许钦佩的民主国家，在激烈竞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世界上只存在自由民主国家之前，华盛顿很难避免找到有缺点的朋友。

但美国理当更谨慎地讨好一些经常介入如下一些行径的国家，美国认为这些行径最严重腐蚀了自由主义秩序：系统地折磨或谋杀它们的人民，胁迫它们的邻国，跨越国界实施镇压，等等。例如，不时那么干的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麻烦的合作伙伴。肆无忌惮、持续实施这种行为的沙特阿拉伯，可能破坏其与美国关系的道德和外交基础。对出于战略收益的目的而扭曲或动荡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他民主国家政治的行为，美国官员理当更加犹疑。假如华盛顿重操旧业，回归拉丁美洲或东南亚的政变活动，那么需要预防的不良后果就必须真正严重（核心地区均势的一个重大且可能持久的转变），才能为那些明显与美国声称要捍卫的事业存在紧张关系的政策找到正当理由。

2021年8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场景。Sgt. Victor Mancilla / U.S. Marine Corps / Reuters

减轻对那些事业的伤害，意味着留意更进一步的原则: 边际改善很重要。美国政府不会说服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越南的领导人放弃本国模式，从而在政治上自杀。但在这些关系中，作用力是双向的。前线地带的国家需要一个超级大国的庇护，不亚于超级大国需要它们。美国官员可以利用那种作用力阻止域外镇压，寻求释放政治犯，使选举更加自由和公平，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适度但有意义的改变。这样做可以说服国会中那些提倡人权和民主的人士相信白宫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事情，代价则可能是维持了这些关系的完整。

这涉及一项附带原则: 美国必须一丝不苟，诚实对待自己。美国官员必须意识到，非自由主义盟友将是选择性的或不可靠的盟友，因为他们的国内模式使他们与自由主义秩序的重要规范有所龃龉，也因为他们往往会制造最终可能引发重大事件的不满情绪。同样，要求中断对政变策划者援助的法律的问题在于鼓励自欺欺人。在华盛顿担心一次关系破裂会带来战略后果的情况下，美国官员有假装政变没有发生的动力。根据国会2022年12月批准的改革方案，更妥当的做法是确立一个框架，允许总统们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放弃中断援助，但迫使他们承认该选择，并给出解释。在外交政策中进行道德权衡的工作始于承认那些权衡的存在。

其中一些原则与其他原则存在紧张关系，这意味着它们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必须始终是一个判断问题。但调和对立面事宜关乎一个最终原则: 高涨的理想主义和残酷的现实主义可以共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道德争论撕裂了冷战共识。八十年代末，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将战术的灵活性与目标的明确性结合起来，充分修复了但从未完全恢复那一共识。

里根在第三世界支持骇人听闻的独裁者、杀人不眨眼的军方和流氓成性的“自由战士”，有时是通过可疑或简直是非法的手段，比如伊朗门丑闻。但他也支持从智利到韩国的民主运动; 他高调谴责克里姆林宫，同时又响亮肯定西方理念。值得汲取的要点在于，假如那些粗暴手段是在言论和行动方面强调必须将美国的做法根植于世界的价值观的更宏大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它们或许就是更可宽恕的。有些人会认为这加剧了虚伪。实际上，这是维持一个民主超级大国所需要的政治、道德和战略平衡的最佳方式。

（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杰出教授。本文原题“The Age of Amorality”，见于《外交事务》2024年3/4月号，2月20日上线。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有多分段，略有删节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