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什么？——对《谈“包饺子喽！”》一文的解释

   我一直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非常好懂的，好懂到了让我自惭形秽的地步：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是胸无城府，笔无蔵锋，只写得出这些让人一览无余的大白话。

   却不料还真有人看不懂。读了我昨天的文章之后，就有学生在我QQ上留言说：

   “可是现在希望没有了啊！”

   看来，我只好将这篇本无奥义非常好懂的大白话又来画蛇添足地解释一番了。

   很容易看出此文其实写到了两条“希望”的线索：

   1.在那个艰困的年代里，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普通人之间的关心与互助——无论是我的同学们对我，还是我的母亲对薇薇；

   2.我作为一个工人子弟的初步觉醒：从了解到有许许多多比我家更困难的家庭，到考试时想把这些诉诸笔端，再到因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坦然面对自己的低分——这不正是一种叫“阶级意识”的东西在多年封冻的坚冰下的复苏吗？

   我在考场上写作文的时候，为了文章的可接受性（毕竟谁都不会故意想拿个低分），弱化了我所看到的现实的严峻性，然而在作文的结尾却无意中写出了更为严峻的东西：

   “而我们毕竟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那个国度和年代………”

    这句话本身已经说明当时的情形让我联想到了什么。

  “而我们毕竟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那个国度和年代。让我们祝福并相信菲菲的愿望成真吧。”

   这两句从后往前读，意思是：

  “假如菲菲的这点儿愿望都不能成真，那大家想一想吧，这将说明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代和国度？”

   自然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从小耳熟能详的那些话语让我意识到我们曾经得到过怎样的承诺，结果，批判的武器自己落到了我四处摸索的手里。

   还有这两段对春晚“包饺子喽！”的感触：

   “当年，它让我不由得感觉薇薇她们对那些热气腾腾的东西的念想还是被人看到和记住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承认每个人都应该吃得到饺子。无论他们爱不爱吃，都应该得到这祝福。

    而后来呢？它让我想起我的那篇绞尽脑汁的“创作”和那个溢出我稚嫩的字里行间而沉重着、而延展着的年代。”

   为什么这里要区分“当年”与“后来”？

   当年，我的那些感触充斥着一个“被”字：被看到、被记住、被承认、被祝福……能够“被”这些，已经是艰困中的人们莫大的安慰了。

    而后来呢？

    我想起的是：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主动地发出声音，主动地、甚至深思熟虑地去考察、呈现、评说那个沉甸甸的年代。

    这中间就是文章结尾所说的“成长”，也是“希望”。

    但这个成长属于亿万人，也正在进行中，并且注定是艰难曲折的。

   听说上海去年打出一个旅游广告，邀请大家去体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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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cosplay式的“体验”，你自然不会和当时的人们一样去感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十里洋场，以及斯诺笔下一位后来投奔红军的上海学徒看到街边橱窗里的精美糖果时那种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的感受。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中国很多国企工人及其子女曾经感到这样的结局就要从历史书中走到眼前来了。不知道那些喜欢到旧上海cosplay的男男女女们，有没有兴趣去沉浸式地体验一下这样的真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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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事情至今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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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许许多多人经历或见证了那些年，就感觉自己不再是主人，而是客人，随时可以被扫地出门的客人。

    今天很多人甚至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谁，每天不是在真实生活而是作为客人在cosplay——无论旧上海的“体验游”，还是各种穿上二战日本军服的模仿秀，对于已经失去了主体性的人来说，只不过增加了一堆“被景观化”“被游戏”的碎片化感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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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戴锦华教授在评论电影《钢的琴》时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里，大多数人知道自己的阶级身份，能够被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动员，而现在数量庞大的被剥夺者不知道或者说不出自己是谁，似乎还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能赋予他们一个身份。

   这导致拉美的一个左派组织起草宣言时，在以往只要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同志们”的那个地方，整整写了一页半，因为无法概括自己到底在对一个什么群体讲话，只好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职业和其它身份的人群都罗列出来。

   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新的语境和任务。

   我的很多文字，就是试图弄清我们是谁。

   结尾，还是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名言吧：

   希望，本来是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