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没有“共生权”，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全面创新驱动。

在中国民营企业纷纷离场、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之际，XJP11月1日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和11月2日与特朗普通话。现在，李稻葵们似乎回到正常人对时势的一个研判：从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已经触底了，应该坚定信心，最艰难的时段已经过去了！而从长期来看，企业家应重新布局，积极应对形势变化。

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从意识形态和制度立法上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经济体（所谓“公与非公”经济组织）的共生权问题。

在现行意识形态框架下，最高领导人明确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因其具有华夷之辨语境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中国文化底色，确实有传递为民营经济正名、给民营企业纾困信号和信心的意义。我完全相信，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起到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私有制”不被消灭，并起到缓解和澄清近两个月中国政、学、商界“思想混乱”的作用。

但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以下两个基本点，够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综合难题。

第一，只要不“从意识形态和制度立法上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经济体（所谓“公与非公”经济组织）的共生权问题”，最高领导人XJP提出的6个方面政策举措（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配置资源中起主导作用），在实施过程中，就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许多其他问题（内容）拉扯在一起，难以落地。经济学家如许小年们，出于对中国经济需要完成“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历史转折的考虑，提出的“保护私有产权”“缩小国营经济范围”“放松和解除管制”“全面减税”就更无从进行。这就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升级版“政府赤胀之不可能三角”。而在这个不可能三角的背后，则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不是不懂、不想为，而是超级难为（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经济要参》2018年月日第38期）。

第二，只要不“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经济体（所谓“公与非公”经济组织）的共生权”这一意识形态和制度立法上的新时代课题，基于古老的华夷之辨语境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中国文化底色的“自己人”“自家人”“一家人”，这种套近乎的权宜之论，只要经济运行的内外压力减轻（假如真的触底反弹到一定程度），整体上“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缓解或掩盖了“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领导”的创新短板，即使继续承认“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参看1949年《共同纲领》，1957年2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同文艺界的谈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依然难免象“为资本家说话”的宋庆龄和50年代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被当作“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1959），而要求再次被“离场”。这种“内外压力-需要同路人-内外压力解决排斥同路人-压力加大-又需要自己人-“强心针”管用压力减轻-自己人与非自己人（公与非公）问题重现”排他性恶性循环，还可能再继续。因而，中国经济“由高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乃至中国政治生活由非正常向正常转型的战略目标，也将无从实现。因为这一恶性循环的背后，还有一个“权控市场经济全面负债经营”问题在作祟。

我以为这是“没有公生权，就没有中国经济创新驱动”的两个基本点，即“政府赤胀之不可能三角”和“排他性恶性循环”，称之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难题。

将这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难题”置于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背景下，加以观照，意味着现行经济学理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新经济经济学——将面临革故鼎新，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应运而生。

这里重刊《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怎么解？》，愿有心人批评指正，喜欢转发分享。

2018年11月7日（俄罗斯联邦全民和解日）

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

内容提要：本文从超高价值承诺的文化、权控制序定位的制度、官本位创生与特权分配战略政策导向的人性三个维度，揭示权控市场经济的本质，形成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作者提出的破局之道，是用基于“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何兆武、习近平）思想的共生权范式，超越纠结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引入“社区经济”形態托底维度，超越“政府管控”与“市场自由”两极形態的“世纪钟摆”；重写“老三篇”，建立基于宪政制序及其（适宜“全民”“全官”）民法典、官法典、刑法典三大法典的法控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机制，让中国成为走上“文化－制度－人性”良性循环普惠共生的正常国家－－从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到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

中国模式特征是什么？

从权控经济，到权控市场经济

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

共生经济学ABC

共生哲学ABC

中国模式的优势与劣势

共生权解套死结制定三大法典

田国强12问与“科斯忠告”

中国模式特征是什么？

第一，超高价值承诺下建构起来的中国模式，陷入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导致中国现行“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

第二，制度定位在政权、产权、事权的三个基础特征：

一是集团官本位特权；二是所有权使用权模糊不清的产权，且缺乏法理保护（做大做小或清零可以瞬间转换）；三是事权自上而下私相（黑箱）授受设置，且无横向制衡与自下而上的程序正义。

第三，上述矛盾与定位，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以GDP增长率为导向的价值创造三大机制：一是政府投资拉动；二是出口拉动；三是城镇化拉动。

第四，这也同时决定了财富分配三大机制：

一是“国家”、官员、“白手套”通过高税收和创抽寻租占据DGP增长60%承担18%的就业，民间占据GDP增长率40%承担82%的就业（中国工资总额占GDP8%，而政府开支却占了31%）；

二是通过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条件，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劳动成本的优势，在世界自由贸易循环中赢得巨额顺差，又通过外汇管制、金融杠杆和人民币充水将外汇全部收归“国有”和“官控”；

三是通过《八二宪法》第9、第10条剥夺国民对自然资源和城市土地产权和“强拆”，把农村的耕地、城市空地、老房子等进行改造，变成高楼大厦“铁公基”如此这般的城镇化。

有朋友说：目前，则是从权贵资本主义转向金融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叫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放弃市场。其实，无论是权贵资本主义（杜润生，2007），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李斯特19世纪前叶，列宁1917，毛泽东1953），或金融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权控经济”模式，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无关。不解决“权控经济”模式，即使通过“强力反腐”后公然宣扬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数据式“新计划经济”（马云2016），也依旧与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来的概念，也是毛泽东五十年代就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工业党”和以邓子恢、杜润生为代表的“农业党”之争提出的概念。其意思很明确：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实施从前苏联得到的156个工业化项目，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方式，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中广大农民获得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将“民族资本家”的财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收归国有”，最后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所以，这里的资本主义，与市场没有关系，“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的“权控经济”，又称“计划经济”。

从权控经济，到权控市场经济

1992年秋天，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权力控制下的“书记市场经济”。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取代“包干制”之后，中国实际从中央政府一个总控经济，分解为5万个党政班子的分控经济，表现形式就是所谓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条件下展开的“GDP锦标赛”。

据维基百科解释，是不是“财政联邦制”的关键，在于有无“财政分权”，而非是否在“财政上”出现联邦制，因而“财政联邦制”是一组可以运用到所有试图推行“财政分权”的国家的原则。沙尔马（Sharma）认为，财政联邦制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区别表现在：财政联邦制构成一组指导原则，一个指导方案，它帮助设计全国性政府以及全国性级次以下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而财政分权则涉及应用这些原则的过程。而且，联邦制与非联邦制国家应用这些原则的方式不同，因为政府的政治与立法环境不同，从而为财政分权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关于中国的财政联邦，吴稼祥曾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干预”“扶助”“掠夺”三只手时隐时现交替使用加以概括（2006）。

权控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所有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一级党政权力的批准，没有权力允许的资源要素、生产要素进入不了市场，这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管制”，无论是项目（特别是规划项目）还是要去市场上做生意，都绕不开管制部门，这就产生了权力的创租、抽租、寻租空间。所以，许小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俗地表达为“半管制半市场的经济”（2011）。

所以，贿赂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腐败是各级党政官员支持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权钱交易”是“国家资本主义”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价格配置资源和供求关系沦为从属规律。谁的贿赂高，项目、配置资源就流向哪里。

权钱交易的模式使得权贵们得到巨大的财富，部分内外资本家（白手套）也可以得到财富，这样一大部分的国家投资，通过权钱交易和贪腐过程就转化为了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以占有国民资源和财富分配权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隐性沉没成本），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象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样，权贵资本主义也不会放弃“权控市场经济”，而将“法控市场经济”无限期搁置。所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议，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实施。

有人认为，什么“市场配置起决定作用”和“政府主导”结合，完全是玩文字游戏，没有逻辑性，但是，背后有其现实动力。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所谓“需求侧”、“供给侧”改革导向，在“权控经济”的框架内，只能把一锅面给煮糊了熄火拉倒为止。

顺便说一句，中国除了“权力的傲慢”，还有“知识的傲慢”，这就是2013年以来，许多专家型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透过各种管道传递一个信息，即污名主政国务院真正抓住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害——大幅度、大面积“放权”——的李克强总理“不懂经济”。到了2014、2015、2016年更是谣传四起，说19大后习近平不会让李克强再做总理。李克强做不做总理是一个问题，李克强在其有限职权范围内是不是抓住了“权控经济”的中国模式的要害，并不余遗力加以解决，是另一个问题！

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

尽管“权控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及对限制和破坏这些权利时的处罚的完整体系”，而且根据《八二宪法》第9条，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第10条，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规定，其名义上的资源财产所有权（如所谓全民所有、公有、国有）与实际控制（经营）权（政府部门、党政官员、托管人、监管人、法人）是分离的，但是，权控市场经济的核心，依然具有“产权理论”（科斯）的“专有性”（因一种行为而产生的所有报酬和损失都可以直接与有权采取这一行动的行为主体相联系）、“可转让性”（这些权利可以被引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和“可操作性”（配置相关资源）等主要特征，所以，权控经济往往比单纯市场经济（法控经济）更能保证经济高效率。这就基本解释了“中国做对了什么”（林毅夫、洪永淼、高培勇）的问题，甚至也解释了1980年代“日本做对了什么”的问题（日本1990年代经济调整楼市、股市泡沫破裂，被广泛解释为“失去的二十年”，其实只要去看看日本一般国民的生活品质与创新活力，就明白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我们需要开辟从权控经济，到法控经济之路。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针对性方法。

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天赋生命自组织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人们已将包括每种生灵（尤其是野生动植物）、每个人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涵盖其中。所以，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6.8）建构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基础概念之一。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风”“大同世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这种两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 何兆武、习近平，2012）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电影《哈里之战》，还是2014年5月内华达居民武装对抗“强拆”上演的现实版“哈里之战”，都是对“共生权”底线思维的鲜活图解！共生权，是综合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和古希腊文艺复兴“自由理性与爱的践约”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知进退”是一种由共生智能派生的善恶观，就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加上两条，一是“结党营私而不营即是公，立党为公而不为即是私”，一是“法许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共生经济学ABC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求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全生態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

三大经济形態的互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商营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最后，“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迎接“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而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要求。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

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態革命，是我们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共生哲学ABC

回过头来，简要介绍一下共生哲学。今天，再看广岛核袭事件（视频），绝不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遭受因果报应那么简单，“核袭”分明揭示了一个严峻实相，这就是：人类“非共生，即可能共死”。

如果说，二战时，由于“武力不对称”，侥幸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尚有正义与邪恶战争之分（苏军入中国东北所为除外），那么今天：生化核武扩散的今天，超限战无底线的今天，通迅全开放、能源全利用、运载全覆盖的今天，武力、权力、信息、资源不对称趋向全面打破的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今天……再发生所谓的民族（主权）国家战争，尤其是大国战争，其结局：谁能梦想自己是最后的胜利者？谁能承受不撞南墙不回头式的试错？谁能接受“一条道走到黑”式的武断与自信？

答案是否定的，是NO！而且：人类再无胜利者、无回头机会、只有不归路。不共生，就同归于尽！国际如此，一国之内亦如此！无论个体与共同体，独善其身偷着乐，兼济天下效达人，抑或“必也狂狷者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今天，还必须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守住人类的本分”，学会超主权地与大自然共生、去中心地与一切地球生灵共生。所以，诸如一厢情愿自恃聪明工于算计的“藏水入疆工程”，可以休矣。

每个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人，都必须点燃自己的心灯相互照耀，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才能走出特殊材质集团主义、无限自由增长主义、极端文化民族主义……优越性、优越感的长夜，迎接中国共生、全球共生的曙色熹微！

所以说今天，人类最大的智慧是共生智慧，最大的担当是共生担当，最大的格局是共生格局！

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是一个哲学范畴。可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活方式”（mod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共生哲学，不同于以往哲学思维之处，是她从出发点与落脚点，既讲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dynamics），又讲系统平衡制衡均衡的恊同学（Synergetics），由此发现和展开的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从无到有”、“有无相生”、“天人和合”、“别开生面”、“生生不息”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永恒创生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的自由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的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

而能够整体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就是从共产主义（Commuism）到共生主义（Symbiosism）世界观，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展现的“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全球共生社会，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思维方式及其普惠价值。

共生哲学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必须进入人类身心灵健康实践。比如说“创新”，从马克思到熊彼得，再到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几乎贯穿充斥在政府、企业领导人的讲话、会议、文件中。是的，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推动发展，没大错，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这依然只是一种现象描述。所以，共生哲学必须追问：创新的内在动力（自组织）机制与平衡（恊同）机制是怎样的？违背这两大机制相互作用的创新，也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吗？

我想，一种可能的回答就是：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揭示的共生权GDE价值标准要求，创新的内部机制，是个体或某群体（共同体）把握现实各种主体间性关系过程不确定性和开放態的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相互作用、相向而行、共襄生成！所以，全球共生研究院的副院长（罗马俱乐部成员）程一恒正在写一本书叫《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共生法则、共生法权（人权、事权、物权）、共生法规－政治、经济、文化仨自组织人－GDE价值参量下的三大经济形態（政府、市场、社区）相互作用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

共生哲学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1、“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的世界观；2、“一视为仨，和恊共生”的价值观；3、“人人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伦理观；4、“道不同，亦相与谋”的方法论智慧论；5、“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成”，以至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6、“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三大技术革命推动全球互惠配置资源，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主义）生態政治新时代”。

中国模式的优势与劣势

反观中国模式的总特征：从前三十年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后三十年的权贵资本主义。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保留国家资本主义的“权控经济”或“集团官本位”条件下的“半管制半市场经济”（许小年，2011）。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拿走的GDP收入通过一定渠道转化为权贵的收入，从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就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阶层来发展经济，这样权贵和奸商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中国极少数人占有了中国大部分的财富。”（王建国，2016）

这种中国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官方表述的财富分配机制，其优势，同时也是劣势：贪腐和权钱交易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资源包容型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造成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底层草根的生活越来越苦，严重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房子和土地被抢了，收入低、税很高，福利也很低，以及巨大的环境成本，水、土地、空气等污染很严重等沉没成本、隐性成本转嫁给一盘散沙的社会和国民）。

问题在于：一，严重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的中国模式，值不值得继续？二，中国底层人民会不会长期容忍“国家”“官家”这么做？这两个问题可以肯定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模式显然不能持续，这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就能揭示的问题，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内在矛盾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

共生权解套死结，制定三大法典

共生权解套“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死结的现实力量定位，这里提出一个重写“老三篇”的构想：

一、重写《为人民服务》：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中国最高领导人代表国家公权力、公信力和民本位或人民中心，不为任何利益集团以任何形式站台。

二、重写《愚公移山》：瘦身去瘤，培元固本。某倾国权位者基本无情地代表集团官本位利用“公有制”的托管方便法门，与官控“私有制”合谋，进行“盗国行为”（创租、抽租、寻租）盗取了堆积如山的财富，同时，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被破坏的“绿水青山”进入盗国者囊中的“金山银山”要还给人民，需要某倾国权位者这位“当代愚公”来修复和转移回来，而且某倾国权位者所代表的资本精英，也是最渴望宪政保证财富安全的现实力量。所谓“官生，民生，恊和生，是为共生”在这里也要体现。

三、重写《纪念白求恩》：人民中心，重建社会。某战神般忘我地代表草根（沉默的羔羊）的利益觉醒、国际惯例及新技术力量，揭露“权力的傲慢”、“资本的傲慢”、“知识的傲慢”，可望为中国打破“官民信息不对称”、揭示“官民权责不对称”、扒开“官民资源占有不对称”重建正常国家立旷世奇功。当然也拥有共生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性质，决定了国家政权的价值承诺、制度定位、政策导向分别是：

第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这是国家公权力公信力的文化基础；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决定了国家的民本位（相对官本位）或人民中心的制度定位；

第三，民本位的制度定位，决定了国家权力-财富三大政策导向：一是权力的制衡战略（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媒体、咨政七权分立）；二是财富创造战略（以能耗、能效转换为基准的GDE评价体系）；三是财富分配战略（以共生权平衡官、民事权、物权）。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三大法典：

第一，是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废除《八二宪法》第9、第10条，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

第二，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八二宪法》第35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

第三，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

                                                         田国强12问与科斯忠告

讲了共生权解套死结与三大法典的制定，为什么还要讲“田国强12问与忠告”？这是因为，从共生哲学上看，解套死结和三大法典属于恊同学的平衡制衡均衡机制，而“田国强12问与科斯忠告”则属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动力学托底机制。

所谓“田国强12问”，是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田国强、陈旭东两位教授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2016.11）一书的自序中提出的“中国改革最基本的12个问题”。据称，12个问题也是基于梳理始于近40年前至今，乃至追溯170余年之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并在历史逻辑和经济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方位联动改革设想。兹抄录于下：

1.道格拉斯·诺思之问：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2.计划与市场的本质差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在哪里？一个国家如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说市场体系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完全一致、激励相容的？ 3.中国改革之谜：为什么在缺乏现代经济学公认的可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如政府主导、产权界定不清晰、法治不健全等）下，中国经济能取得持续 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些大的变革，如王安石和清末维新变法无不以失败告终，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贡献了哪些经验？ 4.中国模式与中国路径：改革成就巨大是否意味着中国已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终极发展模式？政府对社会经济高度介入和干预的"中国模式"能让中国实现富民强国，长治久安吗？初始条件和改革路径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一国实现富民强国和现代化的终极发展模式也不同？5.富民强国的内在逻辑：富民与富国，谁先谁后？富民强国的经济学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6.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什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等重要？如何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上下互动和激励兼容？7.深层次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未来发展面临哪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应对？8.政策调控与制度治理之争：指导和解决当前经济发展及所面临的贪腐问题主要是靠制度建设，还是靠频繁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和行政、党纪手段或国家机器？如何看待经济理论关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争论？9.联动改革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方位的联动改革？10.政府、市场与社会：为什么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而不只是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如何定位社会自我治理和文化伦理在国家公共治理中的作用？11.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12.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为什么要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加入创新的维度？如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国际体系追随者向未来世界领导者的转型？ 

对此，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平教授评述说：“田国强12问的核心是制度决定论，似乎人类社会存在收敛的终极（优化）目标，而完全无视中国发展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或机遇是什么？这正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弱点。幻想没有竞争的市场，无视颠覆性技术的冲击，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帕累托最优，如何能够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田国强的主要贡献，是聚焦中国模式与新古典框架的不兼容和矛盾。如能用新视角破解田国强问题，中国经济学的与时俱进才有希望。”

在我看来，“田国强12问”，除了陈平教授指出的回避或遗漏了中国改革回避不了的“竞争市场”、“既得利益集团”、“颠覆性技术冲击”三大问题，贯穿起来看，还是基本反映了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参与恊同学（Synergetics）和认知动力学（Dynamics）两大机制体制问题。但是，“12问”最重要的缺失，是田教授与其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学50人”一样，继续把世纪老人科斯(Ronald H. Coase)2011年“对中国经济的十大忠告”置若罔闻，而“科斯忠告”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科斯把当今中国经济的“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与“缺乏思想市场”作为正相关问题提出来了。

中国经济学界对科斯忠告核心部分集体失语的原因，大概与朱相远先生在党报撰文认为科斯忠告的“中国思想市场缺乏论”中的“思想”，不是指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想而仅仅是产业属性的思想有关。他的依据是，科斯原文“But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faces a severe constraint;it is the lack of a market for ideas”英语中用的是Idea，而不是Thought、Ideology等，因而科斯讲的“思想”就是汉语中的“念头；想法”，也即通常说的“点子”，所以具有产业属性，而非意识形态属性。

但是，朱相远先生显然忽视了一个常识，即英文Thought包含了idea, 而Ideology也是由idea构成的，而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明确解释，Iead，不但具有“构想；思想；主意”和“印象；感想”的意思，而且包含“opinion；belief”即“意见；信念”的涵义。所以，科斯讲的中国缺乏“market for ideas”不仅仅是讲产业属性的思想，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思想，因为即使点子、念头、想法（如佛学讲“起心动念”），只要接受的人多了，也就会成为一种并不神秘的意识形态。相反，我理解，科斯说的“思想市场”中的“市场”，并非如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那样的“思想产业化”市场，而是指思想表达与表达思想的机会、渠道和场域，是指可以为中国公民自组织认知和参与中国经济社会活动的法理机制和法治条件。

这一理解不难从科斯提出问题的方式中得到印证。科斯是这样说的：“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也就是说，科斯忠告讲的“思想市场”，正是指可以承载共生经济学揭示的动力学认知机制和恊同学参与机制，能够源源不断地驱动创新的思想力量，提供实时创新的机会、渠道和场域。

结论是：我们应当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机制，让中国成为走上“文化－制度－人性”良性循环普惠共生的正常国家－－从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到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

陽子2017年7月31日初稿9月22日修改稿

人总要有点精神！　　

——历史不打招呼，你是否长进全靠自己钱  宏

推荐语：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昨天是俄罗斯联邦的“全民和解日”。纵观世界历史的近代脚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惟有全民和解后，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奔全球。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如此，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此，天鹅绒改革后的俄国也必将如此（不要眼睛看着鼻子底下）。经济再好也只能管今天，科技发达尚可管明天，惟有教育方能管后天，管未来……所以没有真正的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后天，没有未来的。

真正的教育，只能始于历史经验的彻底反思。因为，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事变时时发生，一个真正理性的民族，切记历史教益的政府、豁达并有基本时代意识和人类责任感的中国，应秉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择善而从。

但是，历史又从来在应然与实然的纠结中前进……故此，只有彻底反思历史，才有彻底的理论创造。理论必须彻底，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马克思），进入当代历史的创造。这是引领世界共生崛起的中国，所注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为此，本博主转载这篇甚雄甚丽的妙文，以飨网友读者。

我们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作者的观点也可以是正确，或者错误，但是你不能不赞扬湖南人敢开风气之先精神，毛泽东说过，人总要有点精神！

2010年11月8日晨于南昌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