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二十九期

你为什么如此焦虑？

问题发布

你快乐吗？你多久没有发自内心地大笑了？还记得那个放松自在，肆意想象的自己吗？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被现实推着前进。工作、学业、生活，四面而来的压力使人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与家人和朋友的交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巨大压力。原本期待着一场欢畅的闲聊，却意外收获了对比、炫耀、暗中较劲，羡慕和嫉妒几乎让聊天每每铩羽而归。我们渐渐成为了“话题终结者”，拒绝打开心扉，复杂的内心却难以平静。这背后透露的焦虑，正成为描述公众心理状态的标签词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国家治理创新报告》指出，如何降低民众心理上的焦虑感，是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三大难题之一。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聚焦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指出我国35.2%的公务员处于中高等焦虑状态，可以窥见焦虑正在社会中蔓延。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跨越年龄，存在于不同职业与社会阶层，并体现在职场、婚姻、恋爱、社交、健康等多方面的焦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中国人为何感到焦虑？中国人的焦虑具有独特性吗？或者说，这种焦虑是“现代性的焦虑”还是“中国式焦虑”？普遍性的焦虑和个体性的焦虑又有什么不同？本期邀请

前情概要·观点梳理

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AMA项目组成员方曼:

       面对“焦虑”，从个人层面而言，是重新反思自身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契机；于社会层面而言，既能促使社会提供满足充裕性需求的空间与媒介，也为反思公共价值取向与社会资源调适提供了新视角。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社会学博士王伯承:

       丧失了主体性，人们没有了判断的标准，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在世界的控制感，所以人们迷失了，焦虑就如病毒一样弥漫开来。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研究生邓雪：

       焦虑的社会心态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还存在问题。因此，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来降低社会焦虑是提升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复旦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研究生牛长璐：

       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焦虑要关注制度和社会结构变迁。在转型中社会整体保障尚不充分，年龄、市场竞争、贫富差距和教育军备竞赛、养老隐忧等普遍焦虑，大多由制度和保障不完善所引发，结构性因素投射入家庭生活、教育经历、工作环境引发的焦虑，只有靠发展才能缓和。

学人观点：

方曼博士从个人层面切入，其中“匮乏性需要”的讨论非常有价值，一下子就点到了当下不少人的焦虑所在。我们似乎有一种欲壑难填的贪婪，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多，需要更多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但其实，当我们真的得到了，却又产生了新的、更高的需求。所以我们始终处在一种无法满足的焦虑状态。就像Goodin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选择（choice）”和“必要（necessity）”的差异，我们对于时间不够用的焦虑，常常是因为我们将时间花在了我们“选择”的很多事情上，但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而言，或许这些事情并非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无法满足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需求，很可能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也许形成了我们的压力错觉，引发误导出来的焦虑。

王伯承博士有关“客体――网络的自我呈现”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其实在是在提示我们一种可能常常被忽略的，网络世界中的信息强迫性。网络阅读以超链接的形式呈现信息，让我们只能看到部分信息，而不能观其全貌。这种“不完全的信息”使个体意识到仍然存在自己尚不得知的信息，可能会引发一个新的不确定情境，由此使个体产生一种相对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言的内部不确定性（internal uncertainty）（Dequech, 2004；Kamal & Burkell, 2011）。不确定感是一种引发焦虑与缺乏自信的认知状态（Kuhlthau, 2004），它会引发产生个体搜索信息的动机，以降低不确定感。人们渴望获取与掌握信息，因为信息是以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存在（Nahapiet & Ghoshal, 1998）的，它可以为人们在社交中处于优势地位提供保证。然而，当人们发现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时，不安全感与焦虑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形成一种带有强迫性的习惯来对抗这种负面的情绪。而在当今移动互联环境下，智能阅读器恰好可以让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断地上网去搜索、阅读更多的信息，从而增加信息阅读的强迫性，其实也是在默默增加着焦虑。

邓雪博士谈到的社会治理问题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并没有资格进行评论。但却让我想起了米尔斯（2006：200）在他的《白领》一书中谈到的地位恐慌，人们总害怕被抛到社会之外，被社会彻底淘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法国的社会已经从金字塔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孙立平，2003：17 ）。” 

2006年，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0.4%的家庭占了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当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时候，就意味着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加大，社会阶层间、特别是富裕阶层与中下阶层间的壁垒可能日益加深，社会隔离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社会的稳定性变弱，同时，也意味着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

牛长璐博士提到的，在社会变迁之下的弥散性的不安全心态，我非常赞同。中国这几十年间的变化，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人们的工资收入的数字比以往大大增加，同时房价也从过去的几十元一平方飙升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们想要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宽敞，但房价却又远远超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承受水平，于是便有了买不起房的“蚁族”和小到极至的“胶囊公寓”；人们因为工作、生活而产生的人口流动极大地增加了，而同时“农民工”和“外来人口”却总会常常成为城市里被遗忘的“重要”群体；有的人似乎一夜暴富，通过互联网赚得盆满钵溢，有的人却早早“被”下了岗、失了业，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的人根本不用工作，靠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卖给国家而成为亿万富翁，有的人却因为遭遇“强拆”而不惜以自焚相威胁来换得更多的补偿；购物不再需要各种“票据”，消费壁垒得以消除，人们可以购买到任何想要 的商品，但当人们谈婚论嫁时，货币起的作用似乎也越来越大……

今天我们谈到焦虑，首先要把它框定在某个范围内，因为这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从注重个体的心理角度来看，焦虑很可能是一种个人的特质。同样一次考试、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坦然处之，有些人却坐立不安。这时，我们常常会说那些人有焦虑的特质，因为他们比较容易焦虑。尽管这种焦虑特质形成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父母的应对模式，甚至是神经或是基因等先天因素，但这种个体的焦虑相对是简单的，有时常常并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关注，因为既然它是个人层面，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调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人格特点，或是后天的训练而得以改变。就像前面提到的，如果是网络的广泛使用，或者是消费的升级，让有些人感到焦虑的话，那么我们就通过某种方式教会他们远离网络、清心寡欲就可以改变这种焦虑了。所以，个体的焦虑并不可怕，再严重，也不过是个人的“小事”。

然而，当我们把焦虑放到更广阔的领域，当我们发现焦虑的个体越来越多，甚至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心态的时候，那么焦虑可能就已经脱离了心理学，或者说是个体的微观层面，不得不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考量焦虑问题了。就像在当下的中国，虽然可能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我们远离手机，减少网络信息的轰炸，就可能恢复内心的平静；只要我们远离消费，减少奢侈与符号化的购买，就可能找到消退焦虑的侵袭，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因此，当2011年8月，《人民日报》分三期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当下社会的普遍焦虑的心态予以了充分关注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有些无奈地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人民日报，2011-08 -04）。”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民日报，2011-08-18）。”在这样的社会事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身不由己”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问题，而恰恰是我们好像别无选择。

所以，我想将视角再拉回到社会变迁上来。过去的4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幅度之深、速度之快，都是史无前例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到2008年的0.466，也用了40多年的时间，上升了0.07。而中国从1981年的0. 281，到2008年的最高点0.491，不过只有27年，数值却飙升了0.21。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美国社会变迁的3倍，但凡亲历这个社会变迁过程的人，无不会惊叹于我们社会的飞速发展。由于我们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的变迁发展，浓缩在了短短的四十年当中，社会变迁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性的预判范围。所以，每个人的发展轨迹似乎都是独特的，是不可复制的，人们没有办法从他人的成长与发展中获得有效经验，预知自己可能的未来，自然无从知道每条发展路径可能达到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今天选择的道路，可能明天就不得不做出改变、甚至转向；今天设定好的发展路径，以期望实现某个目标，可能明天就发现，要实现同一个目标必须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急速上升，而面对这样瞬息万变、甚至是毫无范本与规律的社会，人们必然显得手足无措，从而产生焦虑与恐惧。

在一个变迁缓慢的社会中，你的父辈的今天就是你的未来，按照你父辈走过的路，你就可以慢慢迈向既定的目标，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不要说你父辈，就连你兄长走过的路都未必能够遵行，看看那些不停生长，又不断破产的互联网企业，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令人恐慌的不确定性，巨大的焦虑感自然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变迁虽然是集体焦虑的一个原因，但更可能只是一个背景，而（工具）理性化的单一标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动因。

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手机？因为今天打开互联网，不停有人在向你鼓吹，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了解现在的经济与市场，然后以最快速的行动占得先机。我们为什么停不下购买？因为今天使用APP，不断有人告诉你，“这本书很好，你应该看一下！”、“那篇文章很重要要，你必须读懂它！”虽然我们对真、善、美可能依然有着自己猜到的见解，但今天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资本的多少、点击量的大小等等。究竟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可能很难判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读过100本书的话，一定要强于只读过10本书的人。于是，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有各种帮人读书、替人总结观点的“高端产品”。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而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像是将“量”用来作为“质”的替换物。因此，人们才追求一件又一件的工作“量”、一秒又一秒的时间“量”，仿佛完成了就是“优秀”的。

归根到底，在急带的社会变迁之上，我们是要更多的事情，创造更大的（理性价值）。而这样的不断追求、不断赶超的体验，却一步步增加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恐慌。

主持人点评：

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王子谦：

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热烈的讨论和陈老师精彩的点评。“焦虑”这个问题确实触动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无论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去讨论焦虑产生的根源，还是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探讨政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承担的责任，不断地追问和求索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深受焦虑的困扰同时渴望寻求解脱。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甚至从更“虚无”的角度讲——“历史的进程”都在“焦虑”的解决上大有可为。但是，放下这篇讨论，首先可以有作为，或者最能让我们快速感受到焦虑感减少的努力仍然来自于我们自己心态的调整。我们没有必要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二者选其一，而是可以在这中间找到我们的平衡点和我们的位置。

童年时拯救世界的梦想仍然可以存在，对自己未来一定会“叱咤风云”的豪言壮语也不必放下，那是理想、激情与勇气。但是岁月、经历和教育赋予我们的是睿智和深刻，能让我们知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其实不必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爱我们自己以及回应家人、朋友对我们的爱，在生活的磨难中仍然不断完善自我，我们就会成为自己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出名真的很重要吗？朋友圈里的点赞和积极的评论所带来的快乐真的有那么多吗？莫扎特年少成名，但却在35岁去世。黄旭华、于敏、程开甲、刘先林、屠呦呦、南仁东、戚发轫，刘先林等中国老一辈科学家，被人熟知时大多已白发苍苍，但这并不会减少历史与人民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也应该形成自己对所谓“成功”的认知，改变我们能改变的，认清我们暂时只能接受的事情。停止对“焦虑”感到焦虑吧，去积极探求获取主观上感到幸福的能力。

“有功夫绝望的话，还不如吃点好吃的去睡觉呢。”

本期圆桌论坛参考文献见链接🔗：https://shimo.im/docs/2vlODCS3bWsTmr3h/

更多精彩内容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lEr3IjclNUHnUHeodgHY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