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下岗潮”人员这两年正比较集中地进入正式退休年龄，部分地区面临养老金悬崖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在当前企业缴费率为16%的情况下，2019年“参保赡养率”和“缴费赡养率”分别为37.7%和47.0%（根据制度内参保人数、缴费人数和离退休人数可以得到两个概念下的制度赡养率，即规定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参保人数的比率为“参保赡养率”，制度内离退休人数与缴费人数的比率为“缴费赡养率”）。然后同时缓慢上升再加速上升，从2023年后便开始一路平稳上升，到2043年后有加速迹象，到2050年分别达到81.8%和96.3%。

因此，仅从制度赡养率上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在不断提升，简单地说，2019年由接近2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离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则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具体来看，2019年当期结余为1062.9亿元，并将短暂增长到2022年。然后从2023年开始下降，到2028年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达到-1181.3亿元，最终到2050年，当期结余可能达到-11.28万亿元。

上述的当期结余是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如果不考虑财政补助，即在“小口径”情况下，当期结余在2019年就已经是负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为-16.73万亿元。可见虽然财政补助为缩小当期收入缺口贡献巨大（2050年贡献了32.6%），但仍难以扭转当期结余的趋势性变化。

相比之下，累计结余占GDP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稍显温和。2019年这一比例为4.4%，2024年达到4.9%的峰值，然后到2035年归零。

同时，2019年个人账户记账规模高达7.65万亿元，占累计结余比例为179.7%，此后先短暂下降，然后不断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个人账户记账规模占GDP比例也从2019年的8.0%增长到2028年的9.3%。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也预测，未来几年中国预计会有8万亿到10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而且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扩大。

在引入中央调剂制度后，2019年有一半省份（16个）的可支付月数超过基准线；而低于警戒线的省份共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青海、辽宁、吉林和内蒙古；其他11个省份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分别为浙江、陕西、河北、甘肃、广西、江西、湖北、宁夏、兵团、山东和上海。

此后，两极分化开始加剧，在超过基准线的省份逐渐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个的同时，低于警戒线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个，翻了一倍，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却下降为3个。2025年以后，超过基准线的省份一直维持在17个，低于警戒线的省份数量却在继续增加，到2028年高达13个，而介于基准线和警戒线之间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两个。

数据来源：各省市区人社部

而据报道，世纪之交的“下岗潮”职工在近两年将比较集中地进入正式退休年龄，开始领取退休养老金。统计显示，一些地区的下岗人员这些年人均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总额在10万元以内，而现在领取退休金额则约为3000元／月。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2》、《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等

但近年来，一些地区在面临经济下行（近20年年均比全国平均低2个百分点以上），人口老化（60岁以上人口比全国平均高出5个多百分点），高城镇化率（比全国平均高约3个百分点）、离退休人员比例畸高（比全国平均高15个百分点以上）等的重重压力下，以目前不到全国7%的人口却占了全国近9%的60岁以上老人，更需赡养全国超过14%的离退休人员。

骤然增加的养老保险金缺口，必须由中央在逐年增加的既有巨额财政转移基础之上，继续加大全国统筹、进行跨省调剂安抚（2019~2022年的，中央下拨黑吉辽养老金总额分别为498亿、1186亿、1336亿、1879亿。占全部统筹调剂资金近九成，如果加上隔壁的内蒙则超过了九成）。

上面原本只是之前小编推荐帖中的部分内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先的那个被锁帖了，很多更新的统计数据和内容都已无法对外展示。也许只有重开一贴才能补全上述内容，权当是丰富一下对那个时代的认知面向吧。

轮流趁势

收入高不是问题，要命的是世袭罔替下带来的低效

唉，当习惯成了传统、传统成了天命、天命变成传说的时候，也就成了当年八旗传代的“铁杆庄稼”。甚至连绿营也打起了“铁饭碗”的主意

有些问题不能说得太细，要不然不是通不过，就是过了也会被投诉屏蔽。

以上数据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

工资待遇等作为刚性福利能增不能减，并且由于惯性作用导致国内某些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特殊机缘，在全国范围因为工农业“剪刀差”而普遍贫穷的时候就成了“工人贵族”，也造就了当年傲视全国的收入高地和福利待遇。

即使在现如今GDP与人均GDP都在不断下滑之时，当地很多人仍在津津乐道于人均存款排名位居全国前列来挽尊。

同时，特殊的历史文化导致当地人内部相对抱团护犊子，某一时期的政治教育又锻炼了其很强的纪律性。所以尽管当地无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还是人均消费支出/人均GDP都超过全国大多数地区，甚至遥遥领先所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但沿袭一定时期“按闹分配”的惯性，在争待遇、抢资源时，仍会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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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最后一次统计各地区轻重工业数据

西方“福利主义”那一套“产出少，分得多”，必然导致建国后一些得到重点建设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优势在后发地区的竞争下不断丧失（改开之前颓势就已显现）。这种现象不仅是国内，其实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可惜“身在此山中人”大多不自知。

毕竟动利益格局，是要死人的。当地也的确出了不少震惊全国的命案，这也是中央屡次推动改革都因投鼠忌器而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

而且既得利益群体还很擅长组织运用社会舆论，利用“戈培尔效应”通过编造虚假叙事和营造悲情氛围进行甩锅转移内部矛盾，并煽动利用底层不明真相群众的情绪来掩护、固化、扩大超额收益，甚至通过平台举报系统性压制屏蔽不同叙事与史实制造“信息茧房”。

而对痛苦记忆的选择性遗忘本就是人类记忆偏差的常态，加之在群体无意识中受周围舆论环境长期熏陶更会由于从众效应而常常出现错误归因。甚至出现根据个人情感好恶“抛开事实不谈”自欺欺人式的夸大渲染，发展为寻求自身情感慰藉与抱团取暖需要的地方性集体记忆乃至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发泄。此类案例其实并不罕见。

而网上这些煽情的东北“下岗潮”悲惨受害者故事中，主角其实多数是当地大小集体员工，而非国企正式职工。

看过一些资料，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减员增效过程中，中央根据地方上报名额统筹安排了东北400余万国企正式工的下岗安置费用，然而实际（包括大小集体）各类下岗转岗人员却超过千万（1998年“下岗潮”开始~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启动）。

比如鞍钢当时的正式职工约16万，但大小集体员工也有近16万，这个号称“史上最难厂办大集体改革”拖了20多年直到2020年底由地方财政全面接盘才得以完成。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而这1000多万国企各类职工，也多数是1978年后才进入国企的。

在80年代初当地国企全员劳动生产率就已几乎全国垫底的境况下，八九十年代各类国企职工总数最多时又膨胀了将近一倍，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额只有50%左右。甚至在其它地区加大推进国企“减员增效”试点之时，当地在“下岗潮”前不久的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国企大量突击增员的逆流。导致冗兵冗员现象极其突出，各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效率低下问题愈发严重。

比如不前几年龙煤集团的万吨采煤用工仍达48人，比同地区的吉煤集团、沈煤集团万吨用工21人的2倍还多。是全国煤炭企业平均万吨用工15.8人的3倍以上，更是神华、中煤集团等全国先进水平万吨用工4~5人的近10倍！

所以某些地区普遍存在花钱买岗位、挤破头也要钻进体制的乱象远非老生常谈的是吸取了“国企改制”教训的结果，而是早在改开乃至建国之后就受利益驱动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

不过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国企正式职工，基本都被安排了专款专用（提前退休、内部退养、买断工龄、一次性补偿等形式）的安置费，因此绝大多数即使下岗了也都有些退路。有报道现在号称的“东北第四省”，正是当年大量东北下岗职工利用当初还算不菲的安置费，到正处于房地产崩盘阶段的海南购房生活后形成的改开后第一波国内迁徙潮的产物。

这些年里，海南的大量东北籍官员也间接推动了这股潮流。当地“身上穿貂不如海南有房”的宣传口号更是流行至今。

数据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2004》

而那些由于羡慕国企的高福利待遇通过各种钻营进入国企的大小集体员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些人在中央统筹的安置范围之外，地方政府又由于当地竞争力快速下滑导致经济低迷无力安置。所以当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已撑不住长期依靠“输血”来维持这么沉重的负担了，只有通过国企改制不破不立，那就必然出现“僧多粥少”现象。这些员工既是之前通过种种关系成为吸血国企的林林总总大小集体的受益者，最终却也成了拖瘦、拖垮国企而不得不进行改革的重要推手与主要牺牲者。

所谓“德不配位，功不配禄，必有灾殃”，这或许就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原因。也许只有真正到了无破不立的时候，才可能唤醒多数人反求诸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