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力市场 ” 真能解决充分就业吗 ？

前两天发了一篇与“计划经济”有关的小文章，没想到热度会达到那么高！【和大v大咖们当然没法比】。本文意在严肃而平静地，希望将“稳就业”和“保就业”国家政策的认识再向前推进一步。

究竟有多少1980后真正了解和理解所谓当年的 “计划经济” 呢？ 评论 55 社会

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摆在我们国家亿万普通老百姓面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和挑战，究竟该如何解？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大盘面，遭遇历时已两年之久的疫情大流行，就业形势的新发展和新挑战，似乎已经超越了安居。

就业和上岗再就业过程中的各种人生挑战和技能考验之多，“欠缺历练的精神或心理压力之大”，说明我们国家近年来新增加的且满足居民发展需求的单位就业机会的总量很可能是在减少，远远跟不上必须被淘汰掉的落后产能所溢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数量。

尽管近几年老龄化在加速（集中退出劳动就业大军的人员数量猛增），加入劳动就业大军的新生力量也已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少子化和青少年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在拉长），两方面因素导致减少的“就业需求”似乎丝毫没能够减轻我们国家就业所面临的巨大压力逐年递增。

“六稳”和“六保”，就业已经成为最大、最紧迫的民生课题。然而略感遗憾的是，除了我们国家层面和亿万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层面，都已经深刻认识到发展挑战的严峻形势及其客观存在的巨大政治压力外，我们国家的整个学界以及不少地方政府，却似乎仍然没有将这一“重心命题”，提高到足够重视的高度和主要的工作议程上来。

可以说，我们国家当前正面临着新中国建国70余年来，又一次有关于“国家就业”这一“重点命题”的又一次大考。

市场（机制）本身已无法很好地应对目前我们国家经济实现顺利地转型。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已处于衰退中的行业或地区缺乏资源，基本上无法进行必要经济转型再投资，从而难以进入或发展新兴产业。美国“经济锈带”钢铁业和汽车产业一度长期的由盛转衰，充分体现了放任市场自行调节所酿成的恶果 —— 结构性失业、半失业群体长期居高不下转型难，过于激烈的就业竞争，使资本性收益占比逐年上升的同时，劳动性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降，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往往受制约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各个国家彼此更依赖，从而也就更多地暴露在风险中，这种风险往往超出了工业经济环境中绝大多数的个人所能有效应对的范围。因此，国家有必要采取“集体行动”来管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控制其中隐含的风险不断地加大。

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世界市场之中，由此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在21世纪已经明显超过了政治全球化的速度。而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很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能力的下降。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社会，正面临的非常严重的移民或难民问题，还是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长年累积起来的各种发展矛盾的背后，都潜藏着国家解决就业与再就业社会性冲突的历史性考验。

农业农村数目无比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快速而又有序地流向了工厂和城市，这是已经过去的三、四十年间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喜剧 —— 它一举成就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整体跃进到工业化时代，这中间最大最根本的驱动力在于市场化 —— 得益于自1978年至1992年间我们整个国家在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核心带领下，紧跟时代潮流，不机械、不教条，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确确实实也是在我们国家当年已经面临了国内新的就业形势及挑战，而不能不对国家以往发展的思路以及方式方法到了必须进行彻底地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于中国农民的智慧，随后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不仅解决了城市新生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出路问题，更为此后不久农村便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创造出了新的思想条件和基础。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再到乡村，摸着石头过河，各种大胆地尝试，城乡居民之间相互工作经验彼此借鉴与学习，思想互动促改革。

从有粮不慌，到无商不活，再到无工不富，新兴城镇和城市化再建设似乎一顺百顺，水到渠成。国家实现工业化，择业自由，让更多人的生活和自身发展解除了千百年来对土地的依赖。土地依然是饭碗，饭碗仍需要牢牢地端自己国家的手上。与此同时，对于最广大的国民居民百姓而言，土地作为必不可少的直接而具体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意义和价值，正在不断地衰减，通胀可控的储蓄和资产（财产再投资）已经取代了土地，成为居民维系或提高生活水准的依托。

—— 城市工商业经济，迥异于乡村农村“半自然-半市场化”的经济样式；城市社会生态，迥异于乡村农村“半传统-半现代化”的生态格局。

从1990年到大约2014年前后，人们已经似乎淡忘了当年尚且有着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和挑战的事情了。更加顺理成章的是，人们似乎更加笃定地认识到，就业问题之所有充分地被解决，是有赖于“彻彻底底地”推行了市场化。

直到出现了“民工荒”，直到社会上明显地开始出现了“35岁现象”（2008年前后），直到“2014年之后”大量城市开始大量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小微企业，以及所谓的“零工经济”（半就业-半失业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再一次大改变。

—— 这背后最为深刻的动因，早已经不再是市场化，而是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工业化，进而向着后工业化时代再迈进。

就像土地改革（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广大农民虽“有就业”，但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然后大量农民“迁移”到城镇-城市工商业再就业。而今，工业制造业领域科技应用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提高，在数字经济和各种智能制造技术带动下，工业与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快速提升、在提升，工业和制造业经济规模在高速扩张的同时，工业和制造业吸纳粗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快速下滑。

随着2014年前后移动联网和电子商务崛起，工业和制造业溢出的大量劳动力和“二代、三代”农民工子弟”，纷纷加入到蓬勃发展的城市物流供应最接近用户和顾客一公里的劳动者大军中去。

移动互联网和现代电子商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延缓淘汰并放大了一些传统过时的落后产业行业生产的产能，次生的各种经济泡沫叠加在“股市和房市”（金融自由化）的突飚猛进之上，我们整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随着GDP以及对外贸易迅猛地增长，实际上不是提高了而是已经持续地在降低 —— 综合反映出来的便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新增的更好且更有经济效率的工作机会已经在迅速减少了。

市场一直在演变。人们在一步步加深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和悟性，有学者称之为“市场势力”。当个人对一种无形之中无可阻挡的市场势力裹挟时，人们要么“听天由命”，要么只能存信于某种“好运气”。

市场化过程至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行业、技术或资源“合法的垄断”，经济和商务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密度和充分性，与十几年之前相比皆已经大大地降低了，熊彼特所谓“破坏性创新”当中的科技和管理“创新的贡献”已经大大地低于了“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破坏”—— 突出表现在大量有生的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的错配，闲置与浪费，以及除能源动力之外的大量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用效率，几乎停留在止步不前。

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是否正在由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2014年后彻彻底底市场化取向”的另一个极端了呢？当然不能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治国理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阐述，明确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比GDP和人均GDP更现实而真实的，是老百姓不断得到改善或提高的工作和生活的“获得感”。

无论“六稳”，还是“六保”，首在“稳就业”，首在“保就业”。

或许有人说，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市场还要怎样去自行调节“劳动力的供需”“平衡”呢？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市场机制”会不会就此失灵呢？

我只能说，一、就业不知为谋生。二、就业竞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事安排都合理，且高效。

“稳就业”和“保就业”，国家层面的各种方针政策，可以说已经相当清晰而又明确了，现在所面临的最大的发展挑战和机遇是，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出一条“市场机制之外”的适合与不同地区发展客观实际条件的妥善解决国家就业问题的一条新路子。

计划和市场，说到底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就业问题，完完全全依靠在市场，这其实也并不符合我们以往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就历史伟业的过程中全部的发展现实。

稳就业，主体部分毫无疑问仍然需要坚持相信市场机制，靠市场，重在持续不断地依法依规强化对各种有损市场健康良性发展秩序的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的严格监管、约束，严肃地打击。

保就业，除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外，各地方政府是不是已完全不再具有积极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和义务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业问题带来各种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在一个可见的或许也不会太短的时期内，我们国家是否也会无意中滑入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思维的窠臼中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