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往事（上）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

1.双雄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丢掉了五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一共55.5万人，这是蒋介石仅存的精锐兵力，至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已经没有悬念。

获胜的粟裕三野第八兵团进驻浦口，和南京隔江相望。

而此时的南京城里，国民党第60兵工厂正在乱七八糟地打包设备，准备装船运往台湾。

按照国民党的命令，兵工厂的所有技术工人和学徒都要一并登船撤离到台湾，以图反攻大业。撤退的人群中有一对夫妇，冶金专家张锡纶和火药专家刘佩金，他们绝对想不到，跟他们一起登船的不满一岁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角力的焦点。

这个孩子，名叫张汝京，日后中芯国际的创始人。

几乎与张汝京随父母撤往台湾的同时，一个17岁的宁波孩子也在上海踏上了客轮，和家人挤在狭窄的船舱里，前往香港。

这个孩子，名叫张忠谋，日后台积电的创始人。

张忠谋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就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就读，又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考博却两次失败。

考博失败，是张忠谋一辈子最大的厄运，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张忠谋不得不出来找工作，当时的选择有两个，福特和搞半导体的希凡尼亚，福特给的工资是479美元每月，而希凡尼亚是480美元每月，就因为这1美元之差，张忠谋误打误撞选择了希凡尼亚，并在这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半导体工程师。

而张汝京，则老老实实在台湾读书长大，一路考上台湾大学，并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的学位。

这就造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交叉，作为“台湾半导体之父”的张忠谋，压根没在台湾待过，并不是台湾人，和台湾也没什么关系。

而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大陆芯片产业拉到与世界水平相差不远的张汝京，却是个台湾长大、台湾上学的地地道道的台湾人。

1977年，张忠谋和张汝京这两个日后的芯片巨头，在德州仪器相遇了。

德州仪器（TI），一个世界半导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字，从这家公司诞生了集成电路发明者杰克·基尔比等一票芯片业大佬。

当然，也包括张忠谋和张汝京。

张汝京入职德州仪器时，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副总裁，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的三把手，那时德州仪器早已成为世界第一，在全球有6万员工，其中一半归张忠谋管，美国电子杂志曾这样描述张忠谋：“张是让竞争对手都发抖的人”。

比张忠谋小17岁的张汝京也很快在德州仪器崭露头角，他对技术的掌握不是最顶尖的，但却非常精通芯片生产的组织，特别善于统筹和协调，前后参与了9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遍布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

他们都将青春奉献给了德州仪器，也都见证了上世纪美国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诞生、崛起与壮大。

如果不是两个offer的到来，也许两个人都会陆续在德州仪器退休，可能在美国某次酒会上把酒言欢，而不是像后来那样闹的你死我活。

70年代末，副总裁张忠谋和总裁夏柏产生了分歧，张忠谋认为造芯片才是未来，而总裁夏柏则更喜欢造消费类电子产品，二人矛盾无法调和，给了台湾趁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掌权，开始放弃反攻大陆的美梦，专心搞经济建设，为此，专门重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技术官僚，利用劳动力丰富廉价、航运便利等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加工产业，台湾经济开始腾飞。

但很不巧，台湾的外向型经济赶上了广场协议，虽然台湾没签这个协议，但美元贬值也大大影响了台湾的出口，企业纷纷出走，转战中国大陆、东南亚。

为了应对困境，蒋经国使出了两大绝招，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靠基建拉动经济，我们如今看到的台湾建筑，大部分都是那个时代建成的；第二就是以科技带动产业升级。

想搞科技产业，一个带头人至关重要，所以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就盯上了张忠谋。

孙运璇视察台湾建成的第一条半导体生产线

1982年，孙运璇给张忠谋发了一封英文版的offer letter，希望张忠谋能回台湾发展，还许诺了两个职位供其选择：一是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二是孙运璇的特别顾问。

但当时的张忠谋是看不上台湾的，自己随便在美、欧、日本这些国家都可以一呼百应，而当时的台湾又穷又小，没什么前途。用张忠谋的话来说：“我发现他们对于美国企业主管的待遇不太了解”，这话显然是嫌台湾人的开价太低。

当年张忠谋因为1美元而放弃了福特，自然也不会因为更低的工资选择台湾。所以张忠谋婉拒了孙运璇，从德州仪器离职后去了通用，担任通用仪器总裁。

1984年，孙运璇脑溢血，卸任“行政院”院长，但仍未放弃招揽张忠谋的想法。

此时在通用仪器的张忠谋也在面临着“下克上”的危机，空降而来的张忠谋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让自己成为原有管理层的眼中钉，十几位通用仪器老将找到董事长摊牌：不干掉张忠谋，我们就不干了！

于是在董事长办公室里，一个决定被做出了：Morris，Get out！（张忠谋，出局！）

可怜的张忠谋是最后一个得知自己出局的人，在那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张忠谋步履沉重地离开了通用仪器大楼，至今他仍记得那辆送走自己的汽车车牌号：1898，这是“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终结的年份。

然而张忠谋并没有失意太久，一封来自台湾的offer letter再次被送到了张忠谋的手中，这次的署名阵容更为强大，有台湾新任“行政院长”俞国华、“政务委员”李国鼎、“工研院董事长”徐贤修。

李国鼎

此时张忠谋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德州仪器股票兑现，实现了财务自由，薪酬已经不是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了，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回台湾任职。

从此，台湾的半导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大时代。

而此时的张汝京，则正忙于在新加坡建厂，1996年他回到德州仪器时，遇到了大陆的考察团。考察团由当时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俞忠钰带队，由于张汝京会讲汉语又懂技术懂管理，被安排为接待者之一。

俞忠钰发现接待团队竟然还有个中国人，非常兴奋，考虑到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百废待兴，就问张汝京愿不愿意回国发展半导体事业，临走时俞忠钰专门拉着张汝京的手，给他发了一封口头offer：“我们在北京等你！”

就这一句话，改变了张汝京的人生轨迹。

回不回？一开始，张汝京非常纠结，去咨询自己父母的意见，和无数从大陆撤至台湾的老一辈一样，张锡纶夫妇是家国情结极重的人，时刻牵挂着祖国大陆。

张汝京的母亲刘佩金给出了答案：回！为什么不回！

但张汝京此时已经是企业核心骨干，三递辞呈无果，只好选择提前退休，带着父母直奔无锡，成立了世大半导体。

但是张汝京在无锡面临的，是没钱、没人的窘境，我们知道，一家芯片制造工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投入以及上千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以半导体一直是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行业门槛极高，后来者几乎没什么机会，只能跟着寡头们混日子，生死完全不由自己掌控。

再加上因为瓦森纳协议，中国不能进口高端芯片生产设计，大陆完全不具备建厂条件，张汝京不得不把工厂建到了半导体产业链已经成熟的台湾，准备为大陆建厂积累人才队伍。

在台湾，张汝京再次遇到了张忠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两个人的命运，就此和一个古老国度的高科技产业紧紧交织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2. 困窘年代的微光

挖来张汝京的俞忠钰总工程师并不知道自己的随口一说，将给中国芯片产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大神，他只是低着头，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困境发愁。

俞忠钰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半导体专家，在交流时接受过“半导体界的钱学森”“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的亲手教导，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问题在哪里。

和很多人的印象中不一样，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起步并不晚，在一众回到新中国的黄昆、谢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吴锡九、林兰英、黄敞等半导体前辈大师的带领下，中国半导体产业从建国之初开始蹒跚起步。

1984年4月30日，谢希德在复旦大学接待美国总统里根来访

在他们的努力下，中科院在北京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俞忠钰就曾任东光电总工程师、厂长），而上海则组建了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组建无线电十九厂，至此一南一北，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基地。

1963年，国家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

不得不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电子产业干得不错，四机部成立的两年后中科院就研制出了65型接触式光刻机。

你没看错，中国在1965年就有了光刻机，那时候ASML还没诞生，而八九十年代光刻巨头尼康也刚刚进入光刻机领域，而美国，也开始搞光刻不久。

65型光刻机研发成功后，中国并没有停止脚步，1978年美国推出世界第一台商品化的投影光刻机——DSW4800，3微米制程，而仅仅两年后，清华大学也同样推出自己的投影光刻机，精度同样达到3微米。

可以说，在光刻这个领域，中国在那个年代是紧跟世界前沿的，比韩国、台湾地区都要领先10-15年。

这些技术是无数满腔热血的科研人员，硬生生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拼命取得的突破，有力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电路和计算配套。

但是，问题恰恰也出在了这里。

中国的学研产模式师从苏联，习惯于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技术。

这种举国体制不能说有错，起码在军工领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两弹一星，只需要考虑芯片可不可靠，而从不考虑良品率和成本。

但是这一套放在命民用芯片上，却根本行不通。

军用芯片，成本高一点没关系，速度慢一点没问题，质量差一些不要紧，只需要解决“有”的问题即可，但这三点却是民用芯片的命脉，只有在电路设计、晶圆厂制造、封装测试等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才能生产出市场能接受的芯片。

这个加工工艺和生产流程，就像老钢厂工人看一下钢水颜色就能判断温度一样，充满了很多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技术诀窍，完全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你集中几千人攻关就能解决的，只能在无数次的生产中慢慢摸索出来。

可是中国军用芯片领域那一点点的需求，根本无法支持芯片大规模生产。

1977年7月，总设计师邀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发言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那个年代，全国很多人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又哪来的民用芯片需求呢？如果没有大规模消费应用后的利润反哺，国产芯片每一次“全力攻关”，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又一次的吸血。

所以，中国当年空守着不算太落伍的技术，却无法投产，没法通过市场检验和利润反哺进行技术迭代。

在人民大会堂座谈会两年前的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研究出中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在国际上不算最先进，却远远超越台湾和韩国。

但那又如何呢？两弹一星不需要快速迭代，几十年前制造的东风5至今仍是中国战略核武器的中坚，但芯片不行，芯片是个胜者通吃的行业，弱肉强食，根本没有落后者的立足之地，十分残酷。

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你如果不追随技术进步，那生产出来产品就没人买，只能亏损倒闭。

这个迭代的过程，依赖于资本的不断投入，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而资本的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上一代芯片在民用市场上挣的钱。

当时的中国，缺的就是钱。

3.产业革命

1985年，东光电厂的俞忠钰刚刚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这一年，张忠谋也同样来到了台湾，给台湾带来了一次产业革命。

张忠谋担任的是“工研院院长”，这个机构是孙运璇在十二年前建立的，有点类似于中科院，是一个以政府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堪称台湾半导体行业的“黄埔军校”，后来的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都出自这里。

让张忠谋这个外来户当孙运璇这个“亲儿子”的掌舵人，可见孙运璇对张忠谋的器重。

不过张忠谋这个院长没干多久，1987年，“政务委员”李国鼎找到他：你别干院长了，我们计划成立一家专注半导体制造的公司，你去当董事长吧。

张忠谋为这家公司起了一个名字：台积电。

张忠谋在台湾成立台积电的同一年，三星李健熙正式进军半导体，而几个月后，一个叫任正非的男人，被骗了200万后，为了还债走投无路创办了华为。

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历史风云，就在这一年激烈交汇了。

但是刚成立的台积电，却没几个人看好，因为张忠谋的思路太离经叛道了。

张忠谋提出的生产思路是，只做代工。

要知道，当年的半导体产业和现在完全不同，大家玩的都是IDM（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模式，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封测，全都是自己搞定。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产业链配套，自己的设计水平和生产水平都能够完全协调，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这种模式的坏处就是太烧钱了，工厂的建设需要海量的金钱，一个晶圆厂动辄上百亿美元，一台光刻机几千万美元到2亿美元不等，而且晶圆厂不是建成了就能生产，还要经历漫长的调试过程，结果就是等厂子建设调试完成，设计又出新方案了，你咋办？要么继续生产旧产品等着滞销，要么只能继续砸钱升级，盈利遥遥无期。

这时候张忠谋站出来了，大家别浪费钱建工厂了，你把设计图拿来，我帮你造！保证成本减半，良品率翻倍！

这就好比出版行业中的报纸编辑部和印刷厂，早年好多大报都有自己的印刷厂，但印刷机很贵，一天的报纸出完了印刷机就处于闲置状态，浪费资金。

而张忠谋做的就是建一个只做印刷的印刷厂，为所有人提供印刷服务，这样一来，大报不需要再承担设备成本，一些小报也能跨过印刷这个门槛低成本运行，有了活路，而印刷厂的设备也不会再闲置，单次印刷成本更低。

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在张忠谋之前，台湾联电的董事长曹兴诚也提出过类似想法，但联电本身是IDM模式，各个流程都有利益群体，推行代工的模式阻力很大，而台积电从零开始，反而没什么包袱。虽然曹兴诚一直指责张忠谋“剽窃”了自己的创意，但很可惜，半导体产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但是，张忠谋的代工模式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台湾的半导体制造水平低于英特尔和德州仪器水平2-3代，人家就是把新的设计方案给你，你也生产不出来，所以没有人愿意投资。别看张忠谋在技术界很有名，但在台湾的商界和金融界根本一点面子也没有。

这时候，孙运璇安排“政务委员”李国鼎出马了。

李国鼎是安徽人，当过台湾的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天天都和大老板们打交道，人脉深厚。

不就是钱么？一个电话，李国鼎就摇来了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台南帮吴修齐，联华神通董事长苗丰强等等一众大佬，就一句话：这个产业关系台湾未来，投不投资，你们自己看着办。

“被逼”投资的一众大佬还能咋说？投吧，亏了就当还李国鼎当年石油危机中鼎力相助的人情了。

没人意识到，当初不经意的一笔投资，会为他们带来多少倍回报。

有了台湾的投资，还要有国际投资才有排面，可是张忠谋靠着自己在美国的人脉去找了英特尔，英特尔却丝毫不感兴趣，这不是明摆着么？英特尔自己的工厂都在满负荷生产呢，干嘛还要把饭给别人吃？

张忠谋又捏着鼻子找了老东家德州仪器，但德州仪器总裁夏柏还记着张忠谋的仇，结果自然是张忠谋碰了一鼻子灰。

最终张忠谋只找到了荷兰的飞利浦，这又是一个误打误撞搞成的神来之笔。

80年代初期，飞利浦公司研发出自动化步进式光刻机原型，但是这款光刻机技术并不成熟，飞利浦不太看好这台机器，就想找人来合资（接盘），正好ASM公司找来了，双方一拍即合，说好各出资210万美元，成立ASML公司，专门搞下一代光刻机。

但鸡贼的飞利浦只掏了30万美元，剩下的180万美元用那台不成熟的光刻机抵账，而ASM公司却真金白银地掏了210万美元，搞得连办公楼都没钱租了，只能在飞利浦大厦外面搭了个木棚子办公。

ASML最早成立时的简易平房，后面的玻璃大厦是飞利浦

但是很快，飞利浦研发SRAM失败，亏了20亿马克，急需现金回血，正好张忠谋找了上来，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合作，只不过张忠谋拿出的是真金白银，而飞利浦拿出的是ASML（这套路和当年骗ASM接盘光刻机的套路是一样一样的）。

飞利浦想不到的是，自己扔出去的，是多么大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正因为张忠谋给尚在木棚子里面办公的ASML注了资，ASML才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熬到1997年美国EUV LLC联盟成立，这才抱上美国大腿，在美国的技术和人才的支持下迅速突破了193nm光刻精度，成功击败尼康，成为后来闻名世界的光刻巨头。

张忠谋的无心插柳，居然抱了个金娃娃回家，还成了ASML的大股东。

知道了这背后的故事，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ASML和台积电关系这么紧密，哪怕延期其他客户的光刻机，也从来不延期台积电的机器了。

此时的张忠谋钱有了，技术有了，就差订单了。

干买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脉，张忠谋发动个人关系，挖来了通用仪器总裁戴克，然后戴克又通过私人交情，把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和CEO安迪·格鲁夫“骗”到了台积电考察。

当时，英特尔刚刚在286和386的市场上尝到甜头，正在裁撤原有的存储器生产业务，全力投向CPU，张忠谋对格鲁夫说，你裁撤原来的产品不是少赚了么？不如把这块业务交给我，你专心搞CPU，其他的低档产品我帮你生产，你躺着赚钱不香么？

格鲁夫说可以，但我要看你能不能接下我的订单。

不久，英特尔的技术团队来到台湾，开始对台积电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毛病，一口气挑了200多条，张忠谋照单全收，疯狂整改，几周后缺陷减少到20个，再过几周，减少到4个。

张忠谋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完成了整改，获得了英特尔的流程认证。

就这样，台积电拿到了英特尔低级晶圆部件代工的订单，这在台湾是独一份，台积电一战成名。

随后，刚刚创业的高通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推出了自己的通讯芯片，但却没有生产能力，这时候张忠谋借着麻省理工校友会的渠道找上了他，拿下了高通的芯片订单。

从此，高通负责设计，台积电负责生产，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延续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

口碑是慢慢积累的，有了英特尔和高通当吃螃蟹的人，很多芯片巨头发现，芯片从设计出来到生产，交给日本人需要三个月，交给新加坡人要1个半月，交给台湾人，只需要1个月。

从此，硅谷的订单，蜂拥而至，而台积电的加工工艺和加工流程，也在满负荷生产中炉火纯青。

台积电是幸运的，赶上了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时的产业转移，也赶上了个人PC和手机等数码消费品的爆发式增长，其投资巨大的生产线也成了安全的产业护城河，就是靠着这个，台积电赶上了芯片这个风口。

1997年，张忠谋来到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属于自己的钟声，当年实现13亿美元营收，5.35亿美元盈利。

台积电，就此踏上了封神之路。

4.举国体制的破灭

80年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科技的图腾，逐渐从奔涌的钢水和轰鸣的万吨水压机，变成了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而中国却在这个时代落伍了，并且随着摩尔定律而越落越远。

对这个情况，国家很着急。

总设计师找来王守武问：“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王守武

一年？如今已经习惯了强国语境的人，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去嘲笑当年这个想法，但这个“一年”，也充分证明了当年中国人面对与发达国家的恐怖差距时的那种追赶的急切，和对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律的认知空白。

这种认知空白很快随着改革开放让中国陷入了“半导体大溃败”。

当年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龙头上海元件五厂，70年代可谓红红火火，1980年的时候利润达2070万元（这可是1980年的2070万元！）。

可是随着改革开放，来自美国、日本、台湾的更廉价、性能更好的芯片开始大量涌入，国产芯片开始滞销，给本来就生存艰难的半导体产业带来致命一击。

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利润仅剩几十万元，扣除人工和设备成本，已经算是赔本了。

国家发狠了，“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举全国之力打响了531、908、909“三大战役”。

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

为什么要普及5微米这个落后的技术呢？因为在西方国家“巴统”的封锁压制下，中国只能买到二手淘汰设备。

但是很多地方管不了这么多，在那个效益第一的年代，各地开始一窝蜂地上马半导体项目，不管技术落不落后，只要暂时能赚钱就行，陆续诞生了绍兴华越、上海贝岭、上海飞利浦等企业，芯片产量也在1988年达到了1亿片。

就连首钢这个和芯片八竿子打不着的企业，都引进NEC技术造起了芯片，投产当年就创下了9亿的销售额。

首钢NEC芯片厂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芯片技术的迭代，这些厂家生产的芯片很快无人问津，想再升级，又要继续投钱，三星当年是“越亏损越投钱”，而缺钱的国内却没人有这个魄力，轰轰烈烈的531战略失败了。

国家一看一哄而上不行，就改为重点扶持，199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908工程，集中投资20多亿元，计划在无锡华晶建成一条月产1.2万片、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

但是，国内国际各方面的环境都对908工程不利，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一直拖到1997年才投产，而这时，7年前的芯片标准早已落后了，投产即落后，投产即赔钱，导致月产量仅有800片，陷入严重亏损。

无奈之下，华晶只能把厂子委托给台湾茂矽电子创始人陈正宇，而陈正宇拉来了自己在斯坦福的同学苏崇文，而苏崇文在德州仪器有一个部下，他的名字叫张汝京。

正好当时张汝京刚刚回国，就被苏崇文拉到了华晶，这是张汝京在大陆的半导体产业的第一次亮相。

张汝京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华晶的升级改造，让华晶在1999年盈亏平衡，完成了908项目的验收。

虽然908项目通过了验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但908仍然失败了，最终让华润接盘。

908工程的失败也让中国认识到，光引进国外淘汰技术，是行不通的。

1994年4月1日，因为苏联解体，限制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的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也让中国重新燃起了引进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希望，1995年决定实施909工程。

这是一项体现国家意志、投资总额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集成电路项目投资的总和、一期投资12.5亿美元、总投资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庞大工程，由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国务院和上海市联合出资建设。

为了向国外采购先进技术，国务院还专门从外汇储备里拿出了1亿美元。

当时的副总理对胡启立说：“这是国务院动用财政赤字给你办企业，你可要还给我呀！”

然而，1996年，西方世界再次给了909工程当头一棒，包括“巴统”17国在内的33个西方国家重新签署了《瓦森纳协定》，对中国等国家实施包括电子器件、计算机、传感器、新材料等9大类高新技术的禁运。

胡启立顶着巨大压力背水一战，他后来回忆说：立了项，但迟迟找不到合作伙伴，外国人嘲讽说“中国人以为有了钱就能搞半导体”；工程开始建设了，恰逢半导体市场低迷；和日本NEC谈成了，却又招来批评。有人说“中国人买个炮仗让日本人放”......总之各种心酸曲折。

但胡启立不信邪，利用先前引进的技术一边摸索，一边建厂，吸取了908七年建厂的教训，以部长之尊亲自去跑手续和谈判，仅仅两年就完成了建厂，试产当年就取得了5.16亿的利润，这就是华虹。

华虹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华虹成立之前，中国SIM卡芯片全部进口，平均价格82元。华虹出现后，2004年SIM卡平均价格降低到8.1元。

可以说，中国的每一个用手机的老百姓，都是华虹的受益者。

然而，生不逢时的华虹赶上了1998年的金融海啸，全球半导体市场萎缩，日韩企业也针对华虹发起了价格战的绞杀，最终，华虹虽然顽强生存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实现立项之初被寄予的“做中国半导体行业领头羊”的厚望。

531、908、909三大战役，国家用了十几年时间，耗费了高达百亿的资金，却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勉强合格的华虹，而西方《瓦森纳协定》带来的重重封锁，也让中国难逃“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中国芯片产业的举国体制，就此破灭了。

但是，因为三大战役，大陆集成电路与相关配套产业快速发展，在集成电路设计业、制造业、封装测试业、配套设备与材料业等多个领域，培育出了半导体种子发芽的土壤。

的确，破灭的余烬中，往往还有星星之火。

5.张汝京归来

1998年，历史看了一眼越走越快的张忠谋，扭过头来，开始了对张汝京的试炼。

一天深夜，无锡的张汝京被电话吵醒：

“Richard，赶紧回来，李登辉要搞你了！”

前面说了，虽然张汝京参与了华晶的改造，但却是出于“友情帮忙”，他的基本盘，还是他在台湾创办的世大半导体。

按照他的计划，世大的第一、二个厂建在台湾，然后带着技术骨干，到大陆建第三到第十个厂。

这个计划，不是秘密，也引发了台湾当局的忌惮。

有了张忠谋这个成功先例的台湾当局，太了解一个行业带头人的威力了，说什么也不能让张汝京去大陆，所以用威胁世大的手段，逼张汝京回台。

毕竟世大是亲儿子，张汝京只能回到台湾，老老实实地搞他的世大半导体。

回到台湾的张汝京很快验证了自己“建厂高手”的外号，仅用两年时间，就建起两座代工厂，达到了台积电30%的产能，突然成了继台积电、联电之后的第三大晶圆代工厂。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突飞猛进的世大引起了台积电的警惕，对于一个成长期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它。

2000年，台积电发起了对世大半导体的收购，但被张汝京拒绝了。

然而，世大并不是铁板一块，搞不定张汝京，还搞不定世大的股东么？

张忠谋开出了令股东们无法拒绝的条件：50亿美元，而当时的世大市值，仅有6亿美元，溢价8.5倍！

张汝京，就这样被欢天喜地数钱的股东们给卖了。

张汝京在最后关头，提了一个条件：收购可以，但世大的第三个工厂建在大陆的计划，不能变。

张忠谋答应了。

但是收购完成之后，张汝京三番五次找到张忠谋要其兑现承诺，都被张忠谋搪塞过去了。

张汝京火了，你不兑现承诺，那我辞职！自己去大陆实现自己的理想。

张忠谋说，你可以辞职，但收购时承诺给你的台积电股票，就没有了。

张汝京回答了四个字：我不要了！

张汝京看得很清楚，如果继续在台湾待下去，那自己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受到台湾当局的限制，李登辉不支持；等他下台，下一任又是陈水扁，我就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大陆？”

2000年4月，赶在陈水扁就职前，张汝京辞职，带着自己一辈子积攒的人脉----100多个德州仪器工程师和300多个台湾世大工程师，来到了上海，连自己90岁的母亲，都带到了上海。

而几乎就在张汝京踏上上海土地的同一时间，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去世，50年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谢希德就是像张汝京一样，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

命运就像一个轮回，这一年，中国失去了谢希德，得到了张汝京。

6.战友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机缘巧合的贵人。

张忠谋的贵人，是孙运璇、李国鼎。

而张汝京的贵人，除了俞忠钰，还有一个人--江上舟。

江上舟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又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待到他获得博士学位之时，已然40岁。

归国之后，江上舟走入仕途，曾任三亚副市长、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书记、上海经济委员会、市工业局党委书记。

江上舟在当时的官员中，是极少数懂半导体的，早在1998年底，江上舟就仔细研究过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结论是：

“如果上海在此时扶持半导体行业，那么2015年－2020年，上海集成电路生产线技术等级和生产规模将可能超越中国台湾”。

江上舟向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建议：在浦东规划张江微电子开发区，面积要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

2000年，江上舟终于等来了张汝京。

对张汝京来说，首选本来是更加国际化的香港，毕竟当年李泽楷的数码港动静很大，但他考察了一番后，发现李泽楷只是利用数码港的概念炒地皮，压根没想搞吃力不讨好的芯片厂。

张汝京又想到了无锡，毕竟自己和无锡有香火情，无锡又有半导体产业基础，但908和909的失败让无锡噤若寒蝉，不敢再碰半导体。

张汝京只能来到上海，江上舟和张汝京一番恳谈，确定了张汝京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人，然后带着他去见了市长徐匡迪--这位上海唯一的工程院院士。

2000年7月，张汝京在徐匡迪、江上舟的陪同下考察了浦东后，将晶圆厂的选址定在了张江。

张汝京带着一颗“中”国心回到中国造中国“芯”，所以给自己的企业起了一个名字：中芯。

有张汝京这个建厂高手在，中芯建厂想不成功都难。

要政策，上海给了中芯国际非常优惠的建厂条件，前五年免税，而后税务减半。此外，还为员工家属配套幼儿园、小学、中学……

要资金，张汝京跑到美国四处游说，强调中芯国际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和中国政府没关系，大家可以放心投钱。你今天投一笔钱，明天就会拥有一个14亿人的大市场！

就这样，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张汝京竟然筹到了10亿美金！要知道，举全国之力的909工程，一期也仅仅12.5亿美金。

要人，张汝京有从台湾带回来的300骨干，他还跑到美国，如勤恳的传教士般，横穿美国东西两岸宣讲，召唤了100多位在美华人回国。

后来一位芯片专家说，“中国可能再没谁能有像张汝京那样的人脉和游说能力，能从国外带回这么一批优秀的国际化人才。”

要设备，张汝京以一己之力，在“瓦森纳协议”上撬开了个口子。

根据瓦森纳协议，对中国的禁运策略是N-2，也就是说只能向中国出口落后两代的技术，再经过审批、建设和技术消化，等中国投产，基本上已经落后了三代，不会对西方国家造成什么威胁。

但张汝京在美国有个身份：地位不低的教徒。

张汝京说服了美国五大教会集体为中芯背书，保证中芯国际的技术绝对不会军用，顺利说服了主管芯片技术出口的4个部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

就这样，中芯国际拿到了像908、909工程等国资背景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从0.18微米一直拿到0.13微米。

难怪有人说，一个张汝京，抵上了一个国家工程。

万事俱备，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打下第一根地桩，仅仅396天后，中芯国际就开始芯片试产，创下了神话般的建厂速度。

这神速建厂背后，是张汝京像对待自己亲儿子一样对待中芯国际。

很多中芯国际的老员工都记得，张汝京虽然手握巨额资金，对自己却抠门的很，出差只坐经济舱，去电视台录节目，会自己一个人坐两个多小时的地铁前往。

新员工入职，张汝京都要亲自进行培训。

竣工投产那天，张汝京花了20块钱买了1000响鞭炮，挂在厂房主梁上燃放了起来。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他希望中芯国际能有一个红火的未来。

果然，此后中芯国际高歌猛进，在三年时间内建设了六座工厂，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跻身全球第三大代工厂，仅次于台积电和联电，2004年销售额即达到9.75亿美元。

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突破了90纳米制程，第一次将大陆芯片推进至纳米级，这是当时世界上主流的芯片技术，2005年年底微软发布的XBOX360游戏机，用的也是90nm芯片。

中芯国际用三年时间，将大陆的芯片水平，拉快了三十年。

这是大陆半导体产业最高光的时刻，江上舟也选择放弃政府身份，加入了中芯国际董事会，和张汝京一起战斗。

江上舟相信，如果中芯国际这样发展下去，自己1998年预言的“2015年－2020年超过台湾”，一定能实现。

但他和张汝京都没有想到的是，一场针对中芯国际的杀局，即将到来。

 《中国芯片往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