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

198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历年户籍人口数字，从1954年到1959年，还有1962年及以后，每年都增长1000多万，唯独1960年减少1000万，1961年减少348万。

于是1984年美国人口学家科尔据此宣称“1959-1961年中国饿死2680万”，此后中外很多人不断加码，变成了3000万、4000万，甚至有说8000万的（八十年代同期，美国人也炮制了“苏联大饥荒饿死上千万”的传言，而且也被加码到几千万，其实都是为里根政府和平演变的策略服务罢了。但有很多苏联人真信了，大大促进了苏联解体的进程）。

国内也有人声称“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是饿死的吗？

（一）

列一下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3）的户籍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增长人口数据：

1958年是65994万、1909万、883万、1341万。

1959年是67207万、1650万、981万、1213万。

1960年是66207万、1392万、1684万、负1000万。

1961年是65859万、1197万、944万、负348万。

有个关键的问题，这些同一来源的数据都自相矛盾：年增长人口数，为什么不等于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呢？

比如1960年出生人口1392万，死亡人口1684万，人口增长应该是负292万，怎么会是负1000万呢？

1961年出生人口1197万，死亡人口944万，人口增长应该是正253万，怎么会是负348万呢？

显然这两年的死亡人数并不足以导致户籍人口数字减少这么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再看前面两年：

1958年出生人口1909万，死亡人口883万，人口增长是1026万，不应该是1341万，也就是说户籍上平白多出了315万。

1959年出生人口1650万，死亡人口981万，人口增长是669万，不应该是1213万，也就是说户籍上平白多出了544万。

再往前，1956年和1957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即户籍人口增长比自然增长（出生减死亡）平白多了。这四年平白多余增长的人口数字加在一起，是1162万。

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分析和估算，解释了这些矛盾的来源——这些平白多出的数字，就是重报户籍导致的。

五十年代的城市户籍制度相对严密，但农村户籍存在很多漏洞（1953年就开始建立户籍制度了，但1958年1月9日才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由于大跃进的耽误，到1959年下半年才实行。在实行之前，人口迁徙是可以不缴验迁移证的，也就可以不办户口迁出手续——这就导致你在原居住地没有注销户籍并办理迁移证，也可以到新居住地登记新户籍，这样你就有两个户籍了）。五十年代工业化和大跃进运动期间，有301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农村户籍转为市镇户籍。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重报了户籍。后来1960年大饥荒，市镇养不了太多人了，国家又动员3000多万人回到农村。这些回到农村的人，按理说应该是注销市镇户籍、登记农村户籍，但又有很多人漏报了户籍。

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甲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登记了市镇户籍，且没有保留农村户籍。1960年某甲迁回了农村，注销了市镇户籍，登记了农村户籍，于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口数字就不会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以为人们都是某甲这种“老实人”，但其实并非如此。

再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乙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既保留了农村户籍，也登记了市镇户籍，这样就可以拿两份配给，但是平白多出的这一个市镇户籍就成了国家统计局以为的一个人口增长了。1960年某乙迁回了农村，市镇户籍就少了一个，但农村户籍并没有增减，于是196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总人口就少了一个。

再比如，五十年代有一个人某丙也是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登记了市镇户籍，且没有保留农村户籍。1960年某丙迁回农村，虽然注销了市镇户籍，却不肯在户籍上也变回农村人，而是等待着回到市镇的机会，于是196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总人口又少了一个。直到1965年到1979年之间，某丙才重新在市镇或农村登记了户籍。

可以看到，无论是像某乙这样重报过户籍的人，还是像某丙这样没有重报户籍、但漏报了户籍的人，都会导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字因为死亡之外的原因而减少。

那么某乙这样的人有多少呢？还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56年到1959年市镇迁入人口合计3010万，而农村迁出人口合计1938万，两者相减是1072万，这与这四年户籍人口多余增长的1162万相近，可以互相对证。

而某丙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1965年到1979年户籍人口多余增长了1482万，这基本都是漏报户籍补报。

此外，五十年代还存在很多漏报死亡的情况，到1960年才补报和注销。比如某个农民死亡，家里人不上报，可以多拿一份配给，但1959年天灾开始袭来，1960年已经普遍缺粮了，公社和生产队都要节约粮食，不肯再给这个已经去世的农民发口粮了，这才把漏报的死亡人口注销掉。其中大部分是1960年集中注销的，还有一些到1964年人口普查才注销。

所以，1960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也不是1684万，因为这个数字包含了前面几年积累的漏报750万死亡人口（《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山东省在1959年9月至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迁移人口的缺口1072万，以及多余增长的1162万，可以互相对证。而多出来的数字，就是漏报死亡数字了。1890万减去1072万或1162万，就是818万或728万，就取750万吧）。

由此，导致1959年户籍人口比实际人口多了一些（多了1162万重报户籍和750万漏报死亡）。1960年精简户籍，减掉多出的人口数字，但又产生了新问题——户籍人口比实际人口又少了一些（少了1482万漏报户籍）。减去多余的，户籍人口少了一些；又有了漏的，户籍人口又少了一些——两者相加，结果就是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3394万（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加上人口增长数字，结果就是户籍人口1960年减少1000万，1961年减少348万。

具体看一下1960年的情况：

1392万，这其实也不是1960年实际出生人口。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1960年实际出生是1703万。

1684万-750万=934万，这大致是1960年实际死亡人口。

1890万，这大致是1960年直接从户籍上消除的重报人口数（包括了750万漏报死亡，以及1140万重报户籍）。

简单计算一下，1703万-934万-1890万=-1121万，与1960年户籍减少1000万大致吻合了。这就是1960年“人口凹陷”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国家为了更合理分配粮食而精简户籍罢了。

再具体看一下1961年的情况：

1197万，这其实也不是1961年实际出生人口。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1961年实际出生是1343万。

944万，这大致是1961年实际死亡人口。

1482万，这是1961年到1964年从户籍上消失的漏报人口数。由于这些人不肯在农村登记户籍，所以1960年也就不肯注销市镇户籍，而是拖到1961年到1964年才逐渐强制注销，其中大约一半也就是741万是1961年注销的。

简单计算一下，1343万-944万-741万=-342万，与1961年户籍减少348万大致吻合了。

1960年开始的精简户籍行动，其实算是无意中完成的。国家统计局和地方上管理户籍的公安局自己也不清楚重报户籍、漏报死亡、漏报户籍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当时没有数字化管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某乙曾经拥有两个户籍），他们只负责统计。这些数字都是从微观积累起来的，没有人清楚具体哪些数字被精简了。

直到1982年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数据，之后才有学者去研究。而大部分学者，显然也搞不清楚这么复杂的东西。直到2011年，孙经先才搞清楚这事。

总之，1960年和1961年户籍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简户籍，减掉了重报户籍和漏报死亡，又出现了漏报户籍，这些数字占大头；而次要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天灾人祸造成的过量死亡，下文继续计算因饥饿死亡的人数。

（可以百度“孙经先”，参照他的文章。还有就是2013年出版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公司），作者杨松林，字数40万）

（二）

要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显然并不能使用户籍人口负增长的数字（因为这些数字不是死亡导致的，而是户籍统计的疏漏），而要使用死亡人口数字。

这三年所有死亡是3609万（981万+1684万+944万），其中还有750万是补录五十年代的死亡漏报数字。其中正常死亡数是828万乘以3（1958年死亡人口数为883万，1964年死亡人口数为773万，平均为828万），也就是2484万。简单推算一下（981万+1684万-750万+944万-828万*3=375万），1959-1961年超线性死亡（过量死亡、因饥饿死亡）为350万-400万。

那三年的过量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六（400万除以6.6亿），这基本就是全国平均水平，这跟大部分老人的记忆也吻合。我见到一个四川的网友说，他家老人估计的过量死亡率就是千分之几（众所周知，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甘肃五省过量死亡最多）。当然，局部地区有非常严重的，比如信阳专区有千分之二三十。也有很轻或没有饿死的，比如东北、江浙等地。

过量死亡的人，大部分是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且75%-80%是65岁以上的老人。1961年死亡比1960年多，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是1960年饿出了浮肿病，1961年由于仍然营养不良，浮肿病没有好转而死亡。官方唯一发布的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字，来自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39753人，其中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1961年647010。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浮肿病死亡的。

那三年最严重的饿死人事件，就是爆发最早的信阳事件：

1959年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和驻马店）秋旱连续数月，粮食大减产，河南省和信阳当地部分干部却搞“反瞒产私分”，仍然大量收农业税。1959年底开始，信阳农村就出现饥饿死亡的情况。灾民吃完剩余的一点粮食乃至野菜树皮，就开始逃荒（其中有几十万逃到别的专区，也有在专区内逃荒，因为信阳各地受灾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比较轻），以及等待救济（中国自战国时代甚至更早就有官方救济制度，遇到灾年就调集粮食救济灾区，同时把灾民往别的地方转移）。1960年4月中央发现了信阳事件，派人调查并开始救济。

信阳专区行署专员张树藩（他抵制“反瞒产私分”，所以对“信阳事件”没有责任）认为在“信阳事件”中，800万人口“饿死人数可能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他也提到了李坚等人的数字（为加大地方部分官员罪责，把正常死亡和逃荒离开信阳地区的都算作饿死）比他的估计“要多好几倍”，但他并没有对李坚等人的数字作出肯定评价。

所谓“信阳饿死100万”的说法，其实是以讹传讹。孙经先等人估计“信阳事件”（1959年12月到1961年1月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万到25万人左右，与张树藩的估计数字接近。

再与历史对照一下：

晚清最大的饥荒是1875-1879年“丁戊奇荒”，五年饿死一千万。民国最大的饥荒是1928-1931年全国频发饥荒，四年饿死一千万；其次是1942-1944年河南饥荒，三年饿死三百万。新中国最大的饥荒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原因就是大旱、粮食减产。咱们是季风区，历史上经常发生洪灾、旱灾，而且有时候是连续几年，比如丁戊奇荒，再比如明末小冰河期。其次原因就是浮夸风，部分地区为了政绩而在灾年还大量征粮），三年饿死三四百万——这基本符合事实和逻辑。（再对比一下，1931年华中洪灾死亡370万，而新中国1998年洪灾死亡是4150人）

1961年之后，中国再也没发生集体饿死事件。不是因为1961年之后中国再也没出现大型自然灾害，而是因为救灾得力（1960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全国人民一起挨饿的现象，不是因为全国各地都受灾，而是因为全国平均口粮配给，上到毛主席，下到普通农民，人均粮食产量都从300公斤降到了200公斤多一点，而口粮自然比这个数字更少。这与旧社会大不一样，过去即使天灾再严重，皇帝和达官贵人们也绝对不会挨饿）。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曾经发生大规模饥荒，甚至为此诞生一首著名歌曲WE ARE THE WORLD。但是中国人民没受影响，战备粮够吃三年，所以很多人都能吃饱。这主要归功于前三十年农业战线的巨大成就，大家都知道。

（三）

孙经先说，他并不是要否定当时政策错误饿死人的问题。而是说，所谓饿死三千万，这个谣言就像火药。鞭炮里的火药一般就是震慑人心，警醒世人，但是你装上十倍的火药，这是冲着打死人去的。所以他要把这个火药抠出来，回归事实本原。

为什么有人（比如美国一些人以及中国南方系媒体）执着于传播三千万，那是因为晚清最大的饥荒“丁戊奇荒”是五年饿死一千万，民国最大的饥荒是四年饿死一千万。若是新中国建立了公有制经济之后，三年饿死三千万，那岂不是证明公有制远远比不上旧社会的私有制了吗？若是三年只饿死三四百万，那岂不是证明公有制在救灾方面超过私有制了吗？这就是传播三千万背后的逻辑、人性、立场。

至于结论，在救灾方面，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个更强，我想2020年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