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里兰卡任职的日子里

作者:张瑞杰 1950年进入外交部,20世纪50年代曾两度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60年代后在外交部亚洲司长期主管朝鲜工作,曾任副司长;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参赞,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1992年参加中韩建交谈判。

1987年7月,我奉命离开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调往南亚出任驻斯里兰卡大使(同时兼任驻马尔代夫大使)。我于当年9月赴任,直至1991年8月调回,在那里度过了4年的热带生活。我到任时以最快的速度递交了国书;离任时,驻在国总统破例亲自来使馆同我话别。这一头一尾都是外交官生活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回想起来,4年中桩桩事情仍不时浮现在脑海里,令我终生难忘。

01

明珠蒙尘

斯里兰卡是南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面积65000平方公里。它四面环海,北邻印度,一向被誉为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从地图上看,犹如从印度次大陆上坠落下来的一颗宝石,镶嵌在碧蓝的大海上。

斯里兰卡物产丰富,盛产茶叶、橡胶和椰子,举世闻名。宝石更是名贵,是出口换汇的重要物资。由于地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人们终年生活在酷热之中,从来不知寒冷霜冻是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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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斯里兰卡旧都康提的英殖民邮政总局旧址

斯里兰卡过去称锡兰,历史上曾长期遭受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统治,特别是英国的殖民统治长达140多年,直到1948年方获得独立。全岛主要民族是僧伽罗人,还有泰米尔人、穆斯林人等。“僧伽罗”是梵语译音,意为狮子后代,来自古代神话传说。

斯里兰卡人的宗教信仰有多种,但以佛教为主,所以僧人地位崇高。国内重要庆典活动,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民间的,必请和尚法师到场。政府的部长、总理以至总统见了他们,都得合十致意,毕恭毕敬。任你奏国歌、升国旗,或是什么人物到场,他们都端坐不动,稳如泰山。

或许是受宗教影响,斯里兰卡人的性情,一般来说是很温和的。不管是信佛的、信天主的,还是信真主的,大家都能和睦相处。邻里之间、朋友交往,以至市贾交易,都是和风细雨,彬彬有礼。高声叫骂、打架斗殴现象,街上难得见到,连到处可见的警察也是笑容可掬,一幅和蔼面孔,没见过他们对人恶声呵斥。

但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温良恭俭让”的国度里,却由于政治原因,多年来为民族问题所困扰,局势动荡、战火不断、民不安生,使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蒙上尘埃,光泽显得暗淡了。

02

使馆生活也惶惶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是一个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花园城市。外交团不算大,加上国际组织机构,约有40多家,但是世界上的重要国家都在科伦坡设有使馆。驻在国和外交团内,平时的各种活动不少。但是由于当地形势动荡、社会不安定,使馆人员的生活也是惶惶不安。

头几年,作为北方邻居的印度卷入了斯里兰卡内部的民族冲突,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同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度曾公开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在斯引起强烈反对。斯印两国为此发生龃龉,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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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为解决两国关系问题访问斯里兰卡时,还发生了一起令世人侧目的事件,在欢迎仪式上,一名仪仗队列中的士兵竟用枪托击打正在检阅仪仗队的这位总理。

我抵达科伦坡赴任时是1987年9月,印度同斯里兰卡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变化。根据斯印两国政府的协议,印度派出部队到斯里兰卡北、东部“泰米尔虎”活动地区维持和平秩序,收缴武器。由于“泰米尔虎”不肯俯首听命,印度对他们从支持逐步转为镇压,随之不断发生冲突,形势越发复杂化了。

与此同时,斯里兰卡的另一反政府组织——“人民解放阵线”,也在各地大搞恐怖活动,人们在爆炸、暗杀等暴力事件的冲击波中惶恐不安地生活着。一段时间,即使生活在首都科伦坡,也没有安全感了。恐怖分子公然威胁商店不得开门营业,商人不敢违命,街上一片冷寂。夜间政府实行宵禁,行人不得上街,使馆人员也不能随意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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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动荡的局势给使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困难,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我们的心境也和当地人一样,日夜惴惴不安,不知危险何时会碰到自己头上。在我到达科伦坡不久的一个下午,正是下班时间,大家在院子里随意活动,忽听到不远处一声强烈爆炸。不久得知,这是一起汽车炸弹案,因地处闹市,无辜群众死伤累累。我们使馆一名当地女雇员下班回家正好路过此地,只差一步才幸免于难。

曾任过外长的国防国务部长是一位对恐怖分子采取严厉手段的强硬人物,成为被谋杀的对象。一天上午在他乘车上班的路上,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突然爆炸。他的汽车被炸飞上了天,人也成了碎片。爆炸地点离我们使馆不远,使馆的门窗被震得哗哗作响。我馆的经济参赞几分钟前刚从那里通过,再迟一步也将难逃厄运。

处于市中心的斯里兰卡三军指挥总部在一次爆炸中几乎夷为平地,附近的前苏联大使馆和南斯拉夫大使馆也遭到严重破坏。南斯拉夫使馆两层小楼的楼上被炸一空,放在楼前的大使汽车也被毁坏,弄得大使外出没有车坐了。

一次我有事去外地,离开科伦坡不久路过一个小镇时,正碰上一伙人枪战。我们眼看着被追击的人顺着我们走的方向拼命逃跑,这样我们的车子也正好在枪击的范围内,十分危险。幸而司机很机警,立即加大油门冲出了危险区。

使馆人员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外出办事、日常生活都免不了要碰到危险。每当这时,不仅出去的人提心吊胆,在家的人也为他们担惊受怕,生怕遇到不测事件。这样的日子时紧时松,我在那里的4年中几乎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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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驻朝使馆前合影(右二为作者)。图源:“老外交官之家”微信公众号

我在国外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不多,但是几乎都同动乱或战乱联系在一起。

50年代,我曾两度在驻朝鲜大使馆工作,正值朝鲜战争初期和后期,使馆人员毫无例外,过的也是战时生活,冒着美国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的危险日夜奔波。那时年轻,血气方刚,也没觉得这种生活是什么苦事。

80年代初期,我在驻伊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正是两伊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要离开伊朗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赶上伊拉克空军空袭德黑兰。我们和当地老百姓一样,不管白天黑夜,时刻要提防空袭。现代的喷气式飞机速度极快,往往那边警报刚鸣,这边飞机已到头顶,让你猝不及防。

开始时大家缺乏经验,都到楼底层的地下室躲避,后来我们到别处被炸现场观察,看到四五层高的楼房一旦炸中,从上到下一穿到底,普通地下室没有防护作用。于是我们改变办法,买麻包装沙子,自己动手做成掩体,大家分散隐蔽。

一天夜里飞机来袭,在天上轰炸扫射,地面对空还击,枪炮炸弹声响连成一片。使馆院内突然一声爆炸,如同撕裂心肺,原来是地面打上去的一颗高射炮弹在空中没有爆炸,落在我们院子里触地爆炸了。天亮后出去一看,周围的墙壁、门窗和树干上,大大小小留有120多个弹片洞眼。所幸当时院内无人,否则非死即伤。

两伊战争尚未结束,1985年,我奉调去了埃塞俄比亚,原以为这个远在非洲之角的国家会过太平日子,可是到那里一看,也是一个内乱外患不断的地方。只是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以及南部地区形势相对平静些。但我离开后过了没有几年,形势突变,首都也被战乱笼罩,政权发生了更迭。

世界上除了非常少的几个国家外,都设有中国大使馆,还有些城市设有中国总领事馆。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像上面说的那样混乱。但是像这样形势剧烈动荡,动乱、战乱不断的地方,为数还是相当不少的。我们的外交人员远离祖国,身在异域,不少地方不仅面临着艰苦考验,甚至是生死考验。为了祖国的利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环境多么艰苦,也得在那里坚持工作。没有国内的命令,是谁也不能随便离开岗位的。

03

使馆盖新房

我驻斯里兰卡使馆的新馆舍工程,经过几年的筹措之后于1989年动工兴建。由安徽省派出的建筑队伍精心施工,新馆舍于1991年初落成了。新馆地处科伦坡市中心区,占地12000多平方米,与中国援建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隔街相望。

馆舍的现代化造形、亚光面砖墙体,配以汉白玉柱廊、大玻璃幕墙和门前的两座石狮,外观显得庄重又好看。在科伦坡被誉为当时最漂亮的外国使馆,甚至引来不少外国游客到门口参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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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办公楼

新馆建成后,更新和添置了一些家具设备,馆员们办公、生活条件改善了,卫生环境也彻底改观。告别了原来住了几十年的老馆,大家都很高兴。老馆馆舍是早年买下的一栋两层小楼,70年代初期又在原本就不大的前院内盖了一栋四层楼房。除了房子和道路外,院内几乎没有空地了。大家都挤在里边,既对外办公,又兼做宿舍。

科伦坡的热带气候,使人感觉如火炉灸烤,如笼屉蒸煮,加上苍蝇乱飞、蚊子成堆,卫生状况也很差。使馆人员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几乎都逃不过“登革热”的考验。这种“登革热”也叫“兰卡热”,是热带特有的一种病,由蚊虫传染。一旦得上,高烧不退,少则一周,多则十几天,方可慢慢缓解退烧。对这种病,当地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物,所以对人体损伤很大,严重时还有生命危险。那时几乎三天两头要到医院看望住院的馆员病号。

许多人以为,在国外使领馆工作的人,西服革履,汽车洋房,出入高级饭店,生活必定奢侈无比。实际上,除了对外应酬需要讲究一些之外,大家平时过的都是十分普通的生活。我们国家并不富有,因而驻外使领馆的经费有限,馆员的工资待遇也不高,即使生活差一些,大家也从无怨言。

驻斯里兰卡使馆是个老馆,房屋设施、家具陈设都已老旧不堪。除了对外接待客人的部分不能不像点样子外,内部的工作、生活设施,可以说是简陋的。为了节约经费,不是十分必要时,东西都是将就着使用,从不追求豪华,更谈不上奢侈。例如在热带的科伦坡,空调早已是很普通的设备,但过去驻斯使馆一直只用电扇纳凉,直至80年代以后,才逐步在办公室和住宿的房间使用空调。这些情况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可事实的确如此,丝毫没有夸张。

迁入新馆后,环境改变了,办公、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改善。由于卫生状况好转,使馆人员闹病的也大大减少了。但是,勤俭办外交、节约开支、反对铺张浪费仍然是我们时刻遵循的宗旨,些须不能忘怀。

04

中斯友谊渊源流长

中国同斯里兰卡,地理上相距遥远,但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1400多年前的我国东晋高僧法显,曾经历尽艰辛,辗转到达斯里兰卡学经两年。法显的故事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斯里兰卡人,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斯里兰卡,一谈到中斯友谊史,几乎无人不提法显,可见法显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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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南部不远处,有一个法显住过的村庄就以法显的名字命名,村口竖立着一座名碑,上面用僧伽罗文、中文和英文写着“法显石 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中国明代的航海家郑和也曾到过斯里兰卡,不过他的名字在那里不怎么受欢迎,原因是郑和曾把人家一位国王掳到了中国。斯里兰卡南方港口城市加勒的一个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郑和的史料。那位国王后来虽然放回去了,但在当地人眼中,郑和毕竟不能算是一个友好使者。

中国和斯里兰卡50年代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邓颖超、李先念等领导人都曾访问过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领导人也多次访问过中国。中国许多人都知道的西里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既是斯里兰卡,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位女总理,曾多次访问中国,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友情。

她的丈夫S·W·R·D·班达拉奈克,是斯里兰卡任过总理的早期领导人,1959年遇刺逝世。中国在70年代初援建而成的一座国际会议大厦,就是以这位已故总理的名字命名的。

大厦坐落在科伦坡市中心,气势恢宏,巍峨壮观,成为中斯人民友好合作的象征;80年代末期,由中国援建的又一座漂亮的建筑——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大楼出现在科伦坡市内地势最高的地方,老远就能望见它那中斯两种民族风格融为一体的尖顶白墙楼宇,是中斯友好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式的建筑物。

我在斯里兰卡任期内,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1988年,斯里兰卡总理(后来担任总统)普雷马达萨正式访问中国。当时他刚被推选为统一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自然十分引人注意。1990年李鹏总理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四国时,斯里兰卡也在其中。李鹏总理访斯时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两次非常重要的高级访问,无疑又为中斯友谊的增进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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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节受尊敬

在斯里兰卡人眼里,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个友好国家,还有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和斯里兰卡一样,也是个佛教国家。至于这样看是否正确,那并不重要。所以中国大使当然也被看做是友好使者,到处受到尊敬,有许多场合还受到一些特别的待遇。

1987年我赴任时递交国书的速度,在科伦坡是破纪录的。由于斯外长日程上的需要,斯外交部为我做了特殊的安排。我当天中午抵达科伦坡,下午便拜会外长递交国书副本,次日上午即到总统府向总统递交国书。当时的总统是贾亚瓦德纳,他在接受国书后与我会见时,态度亲切友好,一见如故。

因为头几天刚发生了议会炸弹案,一颗强力炸弹在议会大厅爆炸,总统幸免于难,所以总统一见面就笑着说:“我那天差点被炸死,如果炸死了,今天就没法见你了。”我借用一句中国俗话说,“您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说是上帝保佑了他,事后想想这句话说得不太妥帖,人家是佛教国家,总统又是佛教徒,我应该说“是佛祖保佑了您”才对。好在斯里兰卡多教并存,上帝在那里也有一定位置,人家并不怎么忌讳。

使节在外代表国家,国家关系好坏是根本。没有好的国家关系,个人作用再大也十分有限。但是,国家关系虽好,没有个人积极活动,不广交深交朋友,那你的工作成效也肯定会受影响。因此,开展活动、多交朋友是从大使到每一个外交官及其夫人的重要任务。

在这方面,我感到特别重要的是,对待第三世界比较小的国家,一定要遵循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我们外交人员的谆谆教诲,千万要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你谦和自重、以礼待人、处处尊重人家,换来的必定是友谊和尊重,否则必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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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兰卡,到处都可碰到佛教仪式。进庙脱鞋、见佛膜拜、法师诵经、拴线祝福等随处可见。我们不是佛教徒,当然用不着同他们完全一样。但是遇到这种场合,你也要学着众人的样子合十致意,人家给你拴线祝福,你也要恭敬从命。总之,对佛不能表现出丝毫的不敬。这样,他们就感到在感情上同你靠近了。

在日常活动中,中国使节是否到场有时受到特别关注,还经常被列入仅请少数人的名单之中。有的活动,总统办公室通过外交部礼宾司特别打招呼,希望中国大使到场。这种时候,不管你手头事情多忙或是地方多远,也得应邀前往。因为这既是驻在国对中国的尊重,也是对大使本人的友好期望。

时任总统贾亚瓦德纳在新任总统当选后行将退出政坛时,特地邀请少数平常关系较近的使节夫妇共进晚餐,畅叙友情。我们应邀参加了,总统夫妇很高兴。这种小范围的晚宴活动,已经超出官方意味,更多地表达了他对这些使节所代表的国家和使节本人的个人友谊。

普雷马达萨总统上任后,一次在外地举办有总统夫妇参加的节日活动,唯独中国使节夫妇被邀至休息室与总统夫妇一起共用茶点,然后一起步入会场,令在场的其他国家使节刮目相看。

按当地惯例,总统夫人是当然的妇女界领袖,担任“妇女职工运动”主席。由她出面组织的节日活动,总统也出席捧场。有一次,我因时间冲突,表示不想参加她们的三八妇女节活动,但她们再三坚持非答应不可,我们只好改变计划,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康提山城出席了她们的大会,这才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使馆里大使夫人为首的妇女小组,平日除一般的妇女活动外,总统夫人是结交朋友的重点。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支持下,使馆女同志每年都要组织义卖活动,把卖得的钱捐给当地妇女基层组织或友好组织,资助她们搞一些公益或慈善事业,对增进友好也很有意义。

其中捐给“妇女职工运动”的一笔钱,数额虽然不大,却很受重视。总统夫人亲自出面主持接受仪式,并正式宣布以这笔钱作为该组织的基金。这件事经过报纸、电视宣传报道,在当地影响很好。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访问时就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代表团的回程机票出了问题,总统夫人亲自出面联系,使代表团顺利登上返程飞机。

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内阁部长、高级官员或者社会名流为他们儿女举行的婚礼,婚礼场面大都很隆重,使节中也只限于平时有交往的朋友,邀请面并不大。我们去时带点有中国特色的礼品,往往使主人喜出望外。使节出席,既使主人感到体面,又进一步加深了朋友之间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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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坡街景

结交朋友,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是外交官活动必不可少的补充。向政府部门进行交涉,找机关单位办事,是使馆的日常工作。有朋友帮忙,到处是方便之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台湾一直企图在斯里兰卡打开缺口,曾多次派人进行活动。由于斯方有关官员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后都十分配合,因而台湾当局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

他们以同当地人联营办公司的办法,租房设点,实际上派去的是台湾“外交部”的人员,企图以官方名义逐步开展活动,还准备成立“斯台友好协会”。经过我们做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的这些活动都没有搞成。台湾派去的第一批人员被外交部长限期离境。他们不甘心失败,第二次又派人进去,并且以“台湾驻斯里兰卡办事处”的名义四处活动,我们发现后向斯政府提出交涉,由总统府下令把他们赶走了。结果连原来以民间名义设立的“远东贸易中心”也不能维持了。

一艘外国轮船同受雇的台湾船员发生纠纷,该轮停泊科伦坡港后企图把船员甩下不管。台湾船员找到祖国使馆要求帮助。恰好新任的交通部长同我使馆的政务参赞是老朋友,于是连夜找他,在他的帮助下该轮被扣住,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台湾船员为此十分感激,特意来到使馆大门口照像留念,并且一定要把五星红旗照进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外交上强调对等,这种情况往往更加突出。驻外使节的言谈举止,不仅是个人修养,也会对你所代表的国家形象带来影响。由于个人原因对国家关系造成恶劣影响的也不乏其例。你举止不当,不懂得尊重别人,也别指望得到别人尊重。

和我同一时期,就有一位某大国大使自认为同驻在国关系深远、影响非凡,好发议论,说三道四,甚至对人家内部事务指手划脚,结果变成不受欢迎的人。关系闹僵时,据说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还出面袒护,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事情更复杂化。最后那位大使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了。一个大使被驻在国下了逐客令,如果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这种后果,必然也对国家关系带来很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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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来使馆做客

1991年8月,我奉命结束在斯里兰卡的任期,即将回国了。8月14日这一天,我们使馆打破往日的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在一些高级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非年非节,总统到一个外国大使馆做客,并同即将离任的大使话别,一般说来这是不寻常的。因而在当地外交界引起了格外的注意,也为我的离任活动增添了光彩。

要来使馆做客,是总统主动提出来的。那是头两天我到总统办公室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娓娓而谈,表示惜别,十分友好。他强调斯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同时对我在斯期间的工作也给予评价。最后他说:“你在这里盖了新使馆,你要走了,你走之前我要去你们使馆看看你。”约定的日子很快到了,先总统一步到达的有外交、国防和财政三个部的秘书,秘书是政府各部最高级别的文官,都是掌管实际业务的重要人物。

总统车队来的时候,那天上午刚下过一场雨,使馆院内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显得分外清新、漂亮。总统身着雪白的民族服装,满面春风。使馆的外交官和夫人们簇拥在楼厅门口迎候总统,总统下车后合十致意,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我陪他随处走走看看,他对使馆建筑的用工用料都很关心,对室内陈设的工艺品赞赏不已。特别是占了大厅一面墙的一幅大理石壁画,更吸引了他的目光。这幅画是我国著名画家尚立滨教授独创的。他把一块块天然大理石板拼装起来,利用石板上的自然纹路形成画面。抬眼望去,高山、流水、行云,自然天成,独具一格,十分美妙。在我驻外使馆中是独一无二的一幅。因为以后再做,不可能再挑选出画面完全相同的第二幅了,因而也是很珍贵的。总统等人在画前驻足欣赏,连连赞叹。

从使馆出来,总统邀我和他一道,同乘他的座车来到大使官邸。会客厅里,宾主坐在一起,一面品尝中国式的茶点小吃,一面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而又轻松。话题自然离不开两国关系。他说,斯中两国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友好。斯里兰卡从一开始就支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谈之间,表露出他对中国的崇敬和对中斯友谊的珍重。

早两天他送我一件纪念品,是一个印有总统夫妇名讳和总统旗的斯古代人头浮雕像,很有当地艺术特点。这天我送他一个景泰蓝花盘留作纪念,他高兴地接受了。不觉40分钟过去,总统起身告辞,同陪同官员一起离开了使馆。

总统这样做,是一种较特殊的安排。首要的当然还是出于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因为多年来两国关系确实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他曾亲自访问中国,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感受到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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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时与普雷马达萨总统举行会谈。

特别是不久前又接待了李鹏总理的正式友好访问,中国的印象在他脑海里肯定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在我结束任期临走的时候,驻在国的总统能到使馆来看我,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荣幸。我把它看作是对我几年来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的一点工作的肯定,也是我4年任期完了的圆满结局,心里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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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后的现场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对中国友好的总统,在担任总统4年多以后的1993年5月1日,在政治旋涡中的一次炸弹案中被刺身亡了。

-End-

文字 | 《当代使节外交生涯(第三辑)》 

作者 | 张瑞杰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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