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中国消费增长速度一点也不慢
近日,海通宏观姜超发文吹美国消费主导经济增长,吹了一大篇,就是不说美国经济增长状况如何了。其目的,当然是间接批判中国经济中的消费不足现象,要中国向美国学习。
我这里不说美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大家看看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我只用事实与逻辑分析一下,中国的消费增长是不是很慢,是不是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大。
亚洲最大的精品生活方式平台寺库联合腾讯、德勤发布的《2017中国奢侈品网络消费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16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整体规模增长3.32%,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占全球总额的21%,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看到这条消息,我又想起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消费需求的潜力不断增加。我国经济增长正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局面转变。
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突出。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4.5%,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显然,统计局在这里是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上升当做是一个积极的经济现象了。国内外一些媒体与专家分析这个现象时,也是把它当作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积极现象来说。因为在很多被西方经济理论教条束缚了思想的人眼里,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消费不足。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无论是从伦理角度、还是从经济规律角度,抑或是事实角度分析,都是错误的。
消费不足现象,如果从人类的消费需要角度分析,是一个绝对的现象,也就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因为,人类始终面临着消费资源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使这个问题越来越相对消失。很显然,这里的消费不足,是社会再生产理论领域中的概念;也可以是伦理学理论领域中的概念。社会再生产的目的与要求,与伦理要求是一致的。
在经济理论领域里,“消费不足”也应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西方意识形态与中国公知们指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时,从没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角度分析的“消费不足”;
另一种,则是从因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穷人没有必要消费能力角度分析,产生的“消费不足”。
很显然的是,第二种消费不足才应该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的“消费不足”,并且也是第一种“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它让从经济学意义上“过剩了”的产品,同时又是一些穷人消费不起的资源。
在这里,同时交集了两个“消费不足”概念:
一个,是导致了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消费不足”;
而另一个,则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穷人没有能力实现必要消费的“消费不足”。
可是,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对于【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穷人没有能力实现必要消费的“消费不足”】这个现象,并不以为是应该被指责的。理由则是,人类社会要进步,需要的是起点公平,而不是终点公平。
他们只指责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发展要求的“消费不足”现象;却把穷人没有能力实现必要消费的“消费不足”的现象当做是合理的现象。我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现象,也没有阻碍它被推崇为“普世价值”?
经济,是人们之间通过高效率配置与使用资源,实现财富目的的竞争行为。
【高效率】的要求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竞争都只能是少数人获胜。于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就成为了必然。
这也是西方意识形态系统中,要起点公平不要终点公平的原因与理由。
关于这个“理由”的错误,我在我的博客《不兼顾终点公平,起点公平也会被破坏掉》中指出过,这里不再赘述。
西方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西方意识形态,就是因为他们是从西方国家的利益要求出发,进行思维的结果。所以他们在指责非西方国家的时候,往往会违背了他们本来的思维逻辑。
比如,经济发展应该以资本积累与生产力进步为条件,他们自己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却会要求发展中国家人为扩大消费,减少资本积累、延误生产力进步,好继续成为他们的经济殖民地。
从伦理角度分析,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平而导致穷人没有能力实现必要的消费,才是应该被指责的消费不足现象。并且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消费不足,才导致了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危机爆发,与经济社会的最终要消失。
由于客观规律决定,人类必然要经过经济社会阶段,因此,单纯从伦理角度指责财富分配不公平,是没有意义的。顺应客观规律要求,努力实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而发展中国家努力积累资本,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财富竞争能力,使财富分配尽可能向贫穷国家倾斜,不但有利于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实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也有利于降低世界市场上的贫富不均,让穷人多一些实现必要消费的能力,从而提高全球的边际消费。
这也是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根本办法。
可是,西方意识系统把经济社会尤其是自己的社会状况,当做了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这样,就决定了它们无法正确认识社会规律与经济规律,只能一切从自身的眼前利益要求出发,进行思考与宣传。我希望中国的理性学者们认识到这一点,不要盲目的跟着西方人的意识形态走。
比如在指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上,就应该有自己的思想结论。
而在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与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从来就是足够与充分的。
上面引用的【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占全球总额的21%,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的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惊人——我查了一下之前的一个数据,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分布构成,在美国比重占31.1%的时候,中国仅占7.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长的速度之快。
另据贝恩咨询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指不包括港澳在内的内地交易规模)从2008年的1403亿元,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2660亿元。2009年,当全球市场下滑8%时,中国市场仍然保持了12%的增长,此后两年增长均在30%左右。
要知道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12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万多亿美元。
即使在中国的奢侈品销售额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比从7.1%上升到21%的过程中,没有挤占美国的份额,也就是说美国的奢侈品销售额仍然占世界的31.1%,按照中美两国的GDP比值分析,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也是太快了——以中国不到美国三分之二的GDP,消费了超过美国三分之二的奢侈品。
而在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全球市场比重快速上升的过程中,不挤掉美国的一些份额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如今美国的份额不可能还有当初的31.1%了。这样分析起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就显得更加过快了。
还有,中国人均GDP比美国低很多,按理,越是人均财富多的国家,其财富中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越大;人均财富越少的国家,财富中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应该越小。
从这个角度分析,进一步可以认定,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不但快于全球平均增长速度,还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人均财富增长速度。
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不但不慢,而且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
人们会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快速,人们的消费增长随之快速也是正常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依然偏低,所以中国的消费增长还应该加快。
其实,中国的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因为西方国家所谓的消费对经济贡献大,是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缓慢为背景的。
比如美国,据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是以他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为背景的。
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1.4%,当年仅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就达到了38%,换算为当年的经济增速,就是4.332%。加上政府消费,整个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点数,就不会少于今年的实际数据。换句话说,如果当年没有出口与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经济增速就会比今年的低不少。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是只计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速可以达到5%左右,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等国,就只能有2%上下。
如果这么分析,似乎中国经济中的消费增长远比西方国家要快,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也大出一倍以上。
从上面的数据分析来看,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一点也不慢,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一点也不小。
之所以中国的消费增长会这么迅速,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进步快速。
消费不足是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因为相对与人类的消费要求,资源绝对稀缺。所以从人类的消费欲望来说,消费必然呈现不足的状态。这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分析的消费不足现象。
另一种消费不足,就是现在人们往往指责中国居民消费不充分时,从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利益要求出发,对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一种表述。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出发分析的消费不足现象,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表现。从经济发展与资本的利益要求出发,对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现象定义的“消费不足”现象,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表现。
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应该是满足人类不以购买能力为前提的消费要求。所以,从人的消费要求出发定义“消费不足”的概念,是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尽量满足人类的消费要求。这样的定义,是符合伦理要求的。
而现在经济理论界,从经济发展与资本利益要求出发,把相对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市场需求不足表述为“消费不足”,是要求人类的消费行为满足经济发展与资本利益的要求。
很显然,这个“消费不足”的定义,是颠倒了伦理关系的。不过,这样的“消费不足”现象确实阻碍了经济发展。而经济是经济社会里社会再生产的必然形态。
也就是说,这个颠倒了伦理关系的“消费不足”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经济不能发展了,经济社会里的社会再生产也就会停滞,人类的消费要求也就不能继续得到满足。
这也证明了,人类的伦理要求,是必须服从客观规律要求的。那种不顾客观规律要求,只站在伦理道德高地批判社会现象的人,不是故意为特殊利益集团说话,就是思想白痴。
从人与自然接关系决定了的,因为资源短缺而造成人类的消费不足,是绝对的消费不足;
而从经济发展与资本利益要求出发,把相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表述为消费不足,其实说的是相对消费不足。
因为,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一些资源不能实现市场价值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因为没有消费的权力——财富,而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充分实现对这些没有卖出去的产品的消费。
也就是说,从经济发展与资本利益要求出发定义的消费不足,与从人类消费要求出发,因为资源的绝对稀缺而产生的消费不足,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
一边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资源无法实现市场价值的相对消费不足;
一边是因为没有消费的权力——财富,从而在资源短缺环境里满足不了消费要求的绝对消费不足。其实,“相对消费不足”是建立在绝对消费不足基础上的。
比如空气,就不存在任何的消费不足现象。原因在于它不稀缺。
所以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办法只能是生产力的进步。
只有生产力进步了,资源的稀缺现象才会不断缓解,人类的资源短缺环境下的消费不足才会得到改善。当消费资源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内容的时候,经济意义上的消费不足现象,也就会消失了。
有人要问了,生产力越进步,市场上的资源越充沛,相对消费不足现象不是会越严重吗?
错了,生产力越进步,资源的生产成本就越低,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就越多;市场有效需求就会越大。相对消费不足现象就会越缓解。
今天西方国家的消费不足现象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进步速度缓慢了,生产成本上升了,于是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有效需求就减少了。而中国的生产力进步速度快,生产成本就可以降低,于是竞争力强,市场有效需求空间大,相对消费不足现象就不很严重。
因此,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解决消费不足——不管是社会再生产意义上的绝对消费不足,还是经济活动意义上的相对消费不足——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用人为刺激消费的方法,来解决消费不足问题,是不可行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提出消费增长理论的呢?
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科技创新没有实现规模性突破以前,生产力进步处于瓶颈阶段,于是经济竞争力下降,在国际市场上获取财富的能力降低。经济增速日趋缓慢。
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只好用刺激消费来增加市场有效需求。
这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偏偏在中国要求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们,却大多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这也算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奇葩现象了。
西方这套消费增长理论用于本国,是出于无奈。而用于要求发展中国家,则是出于恶意了。因为这很明显是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财富积累这个经济目的。
资源总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当然更加是如此。
要资源更加有限的国家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必然使得他们的生产力进步所需要的投资减少,于是他们所缺少的先进生产力的建设会被迟缓,经济竞争力会减弱,外贸逆差会增加,财富会流出而不是流入。结果是世界财富分配的格局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倾斜。
消费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内部的作用,也仍然是为既得利益阶层张目:现有的资本家们已经有钱了,不愿意还不是资本家的人们也加入到资本家群体中来。
于是资本家们的边际消费越来越低,却要相对没有钱的人们扩大消费,而不是把资源用于资本集聚。于是现有的资本家们面临的竞争就会大幅度降低。
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贫富阶层之间的关系固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消费增长理论,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其目的在于为既得利益国家与阶层的利益要求张目。
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后发国家的资本集聚与财富竞争意识,也让本国的底层民众丧失资本集聚意识,从而永远在现有发达国家与资本家群体的经济统治下挣扎。消除来自于后发国家与底层民众的竞争,把现有的国际贫富关系与国内的贫富关系固定下来,好让富裕者永远富裕,贫穷者永远贫穷。
消费增长理论的要害就是:让发展中国家不在生产力进步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让底层民众不在财富积累方面与富裕阶层竞争。这样就可以保持发达国家与既有的富裕阶层永远处于发达与富与地位。
所以,我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消费增长理论,并为中国一些经济理论权威与高层官员们,在理论与政策领域,错误地宣传与贯彻西方人的消费增长理论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