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扒“新闻界奥斯卡”：为了真相，还是自嗨？

这些年，许多人逐渐有了一项共识：

想提高自信，就要从打破国际大奖的神话开始。

比如——杨紫琼创纪录地夺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根本不值得庆祝，毕竟奥斯卡只是个过分强调政治正确的地区性自嗨奖；莫言之后再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必放在心上，毕竟文学奖早已沦为政治的附庸。

另一个与人文社科息息相关的世纪性奖项——普利策（The Pulitzer Prizes），就更不能逃过指摘了。

单从评奖报道的主题看，普利策还挺像回事：

美国在中东多地的空袭，给大量平民带来了灾难。这足以证明，官方的描述充斥了谎言——来自获得国际报道奖的《隐匿的五角大楼记录，揭示了致命空袭的失败模式》

普通市民在被扣押期间离奇去世，美国警察却被系统层层包庇——来自获得国内报道奖的《为什么许多警察交通站点变得致命》

数十人在公寓火灾中丧生，惨案的根源是官员的轻慢：芝加哥官员早已知晓违建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但却从未做出约束——来自获得地方报道奖的《火灾前的失败》

（注：以上主题节选自2022年获奖报道）

新闻媒体界素有“扒粪建言”的说法——这起源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的一次演讲，他指责揭黑报道的记者们，是“只顾埋头打扫秽物，不抬头仰望美好天空”的小丑。

可媒体们却觉得宣传美好是刷墙队的活儿，记者就是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平民发声的。普利策能嘉奖这些报道，看来的确配得上“最高奖”的美誉。

但普利策奖的罪责也条条有证。

人在美国“心在汉”的特朗普就曾炮轰这个奖项，认为它选出的报道看起来振聋发聩，实际上都是fake news（假新闻）。

某些媒体也多次抨击，普利策是假借新闻自由来宣传阵营对立。

一面满载着专业人士的敬意，一面担负着密不透风的指摘。AB面都叠满buff的普利策新闻奖，到底是个什么由来？

新闻界“自嗨奖”的扒粪前世

与诺贝尔、奥斯卡等各类大奖的缘起相似，普利策新闻奖的命名与设立同样和一个“人”有关——美国现代报业的奠基人约瑟夫·普利策（József Pulitzer）。

不过，普利策设立这一新闻奖，并非是单纯想彰显个人荣誉，而是带着一种内疚和自省。

他想以此警示后来的记者，真正行使媒体人们扒粪建言、激浊扬清的职责。

1847年，普利策出生在匈牙利的商人家庭，温饱与教育从来不愁。但随着父亲患病去世，家道中落，17岁时普利策就踏上了独立之路。两年里，他辗转多地，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久。

某次，普利策经人介绍找到份高报酬的工作，一行人刚交完保证金，船就开走了。气急之下，他记录了这个骗局，投稿给当地媒体《西方邮报》。没想到不但顺利刊出，还由此找到了人生的新出路：做新闻。

在《邮报》，普利策工作出众，因此被派遣到了杰斐逊市专门从事政治报道。

他最早是共和党人，在工作积累中，却被美国总统杰斐逊的“个性解放、限制权力、降低税收”等观点动摇。自小在欧洲独裁统治中长大的普利策意识到，民主不止是政治派别，亦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希望。

立场转变的同时，他坚定了“揭黑”的从业思路。

1878年，普利策31岁，他在过去的十年里以记者、律师、政客的身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人脉与资金，时机已然来临。普利策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宣誓：不给党派唱赞歌，只为普罗大众说话。

《圣路易斯快邮报》

为了以行践言，普利策多次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倡导改变。某次，在报道里，他详细对比了富豪、商人与工人们缴税的数目：富人们赚得多的多，交得却比穷人还少，毫无公平可讲。

报纸一出，就引起了回响，读者情绪激动之余，纷纷将信任交付给了《快邮报》。而《快邮报》也在众望中跻身为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983年，普利策买下了连年亏损的《纽约世界报》，想再做出一番成就。但这次，他却用错了力。

当时，新闻学还不被业界认可，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普利策想复刻《快邮报》的成功，不假思索地采取了相同的方式：抨击黑暗，发扬民主。本意很好，但在营收压力之下，《世界报》不再单纯以事实为核心，而是延伸了一种新型的风格——黄色新闻。

在业界，这不代表着色情信息，而是指措辞激烈、煽情，甚至捏造信息，培植读者们对某一群体的对立情绪。

暂时的销量，损害的是媒体永远的公信力。据传，对家某次曾炮制了一条消息，《世界报》未经核查就刊登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

晚年的普利策多次懊悔，不止因为把钟爱的报业搞砸了，还为信赖他的读者感到愧疚。

但他意识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风气使然：人们只把新闻当作一门技艺，而非学术。业界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标准。普利策明白，想让媒体更好服务于公众，不但要培养出好的记者，还要让新闻真正成为一种学术性、专业性的事业。

1911年，普利策去世，哥伦比亚大学根据遗嘱要求设立了新闻学院，还在1917年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直到去年，已经举办了106届。

有人会质疑，报道不过是把石头扔进水里，一阵水花过后，就再无影响，至于连续举办一百年吗？

普利策奖的案例却证明，报道的意义远比想像中的多。

灯塔的意义：识别与回响

提问，一个事件，可以做出多少篇报道，你会给出什么答案？

2003年普利策奖的得主《波士顿环球报》会告诉你：至少600篇。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接到消息，当地有十分严重的教父性侵儿童现象。选题组一拍即合，决定做起这个专题。

要知道，做未成年性侵案的报道，是难度系数极高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律师、学者等人透露过消息，可这里有着稠密的人际关系与封闭的社交环境，谁都不想做出头鸟，或者说，也做不了出头鸟。在混沌氛围的培植下，连曾经被性侵的人，当了教父也性侵起儿童，恶性往复。

调查、采访、取证，每个环节都难如登天。

《波士顿报》记者们面对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要挑战的，是教父的庇护伞，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信仰——宗教。

别说是站出来指证神父的过错，单纯在内心的层面去承认、直面这些问题，也是不敢想的。这代表着要推翻过去几十年累积起的人生信条。

由《波士顿环球报》对教父性侵案改编成的《聚焦》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波士顿报》的记者们明白，想动摇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不能从一开始连根拔起，而是从细微处慢慢撼动。

为此，自2002年开始，《波士顿报》接连刊登了600余篇新闻报道，持续追踪案例。

这些报道一点点让冰山融解。一些当事人看到报道，纷纷站出来指认；工作人员读过那些带着泪的案例，也从犬儒的状态中挣脱。

甚至有一位美国教父还为此接受了《时代》采访，他忏悔，自己小时候被侵犯过，长大了却侵犯起别人，那是一种群体作恶下的无意识本能。是这些报道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犯下多重的过错。

不仅如此，浪潮还从美国蔓延到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天主教氛围浓郁的地区，也接连引起了回响。这已经不单是地域性或宗教性的问题，而是有关于“人”的权益。

2010年，天主教会的中央管理机构对自身展开清查与溯源；2019年，梵蒂冈城举行会议，确保权力的透明化，来防止再次出现神职人员性侵害问题。

除了宗教问题，普利策评奖报道的主题还涉及政治贿赂、人种仇视、性少数权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权力机制对弱势群体的碾压。

记者们没有选择仰望天空，而是将普利策时代的扒粪精神贯穿到底，始终把实现凝聚在光线最微弱的角落，并且持续挖掘、放大他们的声音。

因为只有当当那些陌生的概念和生命通过鲜活的人和事来抵达到认知深处，集体共鸣才由此凝聚，改变也才会发生。

Fake news摇篮？

对于普利策奖的意义，也有许多人提出异议。其中不乏分量极重的，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他对普利策的怨恨可是由来已久。

2018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因报道特朗普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勾结而获得普利策大奖，特朗普却受到了来自民间与官方的持续追责。

气急的特朗普多次放狠话，说要让这些媒体消失，助纣为虐的普利策也必须撤回给fake news的评奖。

但这显然是痴人说梦，不但媒体们活得好好的，普利策也又给他来了一击重棒。

普利策驳回特朗普的要求

2019年，获奖报道《特朗普的封口费》指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为了避免性丑闻流出，向两位女性付了大笔费用。

这则报道引起了检察方的注意，特朗普也由此沦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面临刑事指控的总统。也难怪他绞尽脑汁甚至想以“fake news”为理由起诉这些媒体了。

不过，就算这些报道有失实之处，特朗普就能胜诉吗？如果他了解美国的沙利文案，就会知道，未必。

1960年，《纽约时报》在宣传栏里为马丁·路德·金筹集辩护资金，但部分信息却涉嫌失实。为此，警方将其状告到法院，索赔50万美金。可最终，法院却判决《纽约时报》胜诉。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对于公共事实报道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且令人信服地证明是媒体明知故犯主观恶意，否则不能算作诽谤。

对于这一点，当时的法官做出解释：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机会，如果仅是事实错误，不能以此为由来限制言论空间。

而这句话，也被视为司法层面对新闻自由的保障。

有人会问，这不就意味着，假新闻可以横行了？法院还有另一则启示：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有机会发现真相。

媒体平台都是竞争关系，公信就是它们的生存核心。

在一个言论相对不受限的空间里，各家媒体甚至个人可以互相攀比着获取最权威也最接近事实的信息，在对比印证中，谣言不攻自破，真相也昭然若揭。

一味以“防止信息有误”为由进行堵嘴，实际上耽误的是信息的迭代流通，更不容易揭露真相。

普利策奖其实就发生过一件震撼业界的“假新闻”丑闻。

1980年，《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撰写的《吉米的世界》引起反响，报道指出，在毒品泛滥的黑人社区，一名8岁的小男孩吉米也被迫早早成了毒虫。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很快，就被人觉察出不对劲了。

志愿者与工作人员急切地想联系这位小男孩施加援救，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记者们想进行后续报道，也难以继续。

当他们向编辑询问时，对方却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直到质疑声越来越多，编辑们对作者进行了联合访谈，才得知，这的确是捏造出的假消息。

《吉米的世界》的记者Janet Cooke

但这件事也有一些正向意义：让人们了解到了记者提到的那个社区，故事细节是假的，但社区存在的问题却是真的。此外，还给新闻界打了个响雷，对于信息的采用、处理、核查如何更加仔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个重要理论：报刊的有机运动。

囿于现实难题，媒体不可能在最初就还原出报道的全部侧面，只能尽可能呈现出一个方面，来填满大众的知情权。而在后续的报道以及其他媒体的跟进中，事件的真相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

损伤新闻真实性的，是对信息的封锁和对跟进的阻碍，而不是信息的流通。

但现在与之相反的局面，也就导致了如今的种种逻辑怪圈。

有人缅怀二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揭露地沟油、假奶粉的记者，以此拉踩当下的媒体不称职，却难以意识到，记者不过是平民职业的一类，要求他们在高风险、低回报的现状中以命相搏，无外乎是拿着“英雄”的空头支票去道德绑架。

何况，如今在网路平台上，许多人吐槽两句牢骚都要换着花样来避开敏感词，又怎么会联想不到记者们面临的采访与发言镣铐？

还有人在信息如此缺乏的当下，看到报道中的某处细节失实，就直接连带着把记者定性为吃人血馒头，呼吁“谣媒”迟早倒闭。

事实上，连备受瞩目的同传，精准率也不过在60%——70%之间：由于语言的不同，想在极快的时间里传达出主要意思，就要对细枝末节进行取舍。取舍有时也会出错，“遗漏”或“误译”的情况亦在所难免。

记者往往要做大量的资料收集与采访调查，再进行文字转写，要求他们做到百分百正确，显然不切实际。

当然，在“调查记者已死”的惋惜声中，这些“谣媒”如今倒闭得也差不多了。

但或许也不该太苛责读者。

在最该负责的主体不允许任何批评的当下，将矛头对准记者，已经成了宣泄愤怒的唯一合法途径，除了无能为力，也只是无能为力。

而曾经有过黄金年代，激昂了无数有志之士的深度报道与它们凝结的新闻理想，也注定被钉在十字架上，永远地被缅怀，永远地不能重现。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