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游牧民世界的起源

作者｜杉山正明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何谓游牧民

若就历史上实际发展的意义来说，或许可说农耕与游牧是两个体系对等并立。关于这点，对于人类及中央欧亚大陆来说，狩猎虽不可忽视，但若与农耕及游牧相比，仍相对逊色。

“游牧”是汉文名词，在中国，大约是于明代开始出现。英文的“Nomadism”也经常翻译为“游牧”，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所谓“Nomadism”，原本指反复地变换居住场所的人，并非专指畜牧的游牧，例如因采集狩猎或较少见的农耕迁徙（虽然就字面意义看来有些矛盾，但在历史上确曾有几个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对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带着牲口放牧移动的群众”，与“游牧民”的意义及语感几乎相同，就用语而言，或许后者较为正确。

游牧，仅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迁徙”是此种畜牧生活的重点，特别是指随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长的足迹而将整个家搬来搬去的形态。关于游牧的起源，没有固定明确的说法，有由农耕分离而成、人类主动靠近有蹄动物群居等说法，但不论哪一种皆是推测。

或许这样的生活形态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欧亚某处曾经出现过”的观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何时开始，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还没办法追溯更久远，不能确知具体细节。

游牧生活的形态，可根据干燥度不同或地势高低等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简略地说，就是一边管理饲育羊、山羊、牛、马及骆驼等家畜，一边视草粮被动物吃得差不多时另觅草地、水源的居无定所生活，但并非毫无目的到处流浪，是确实地配合季节移动。

在夏天，家族群体依赖散布在宽阔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为了躲避严寒或积雪，就会群体举家搬迁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间。在此提到的“群体”，指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过去曾经被使用的“氏族”（这也是概念用语，类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对于词语的想象来思考现实，可能会有偏差）。

夏驻扎地与冬驻扎地间的移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交通要冲设有井，牧草地则散落其间。游牧的生活相当有系统，在迁徙和扎营间持续重复，以规律的原则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群，春季出生、夏日茁壮、秋冬宰杀（以小公羊为例）和配种培育等，在广大无边的大地无尽地循环。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与物的交会处，也是集合生产、交易、移动、信息及文化的重要汇集点。从欧亚中间地带人与物的流动来看，可见城市发挥了该具备的机能，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能地相互需要，对住在人烟稀少之地的游牧者来说，城市的意义实在重大。

若将游牧当作生活的必然结果来看，游牧及游牧社会造就了几个明显的性格：机动迁徙、群居，还善于射御之术。生活和环境的训练让游牧者的危机应对极为优异，还能灵活自信统御团队。且不论骑马射箭是门高段的技术，马匹也很重要，不论古代或现代，尤其在欧亚，战斗用的大型马是相当贵重的财产，但对游牧民来说，善骑的人与良驹都很普遍。

在近代枪火弹药等武器从根本改变战争类型以前，游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优良、强悍的机动部队，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影响，多数都归因于优越的军事。

一般认为游牧骑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约西周宣王时期）出现，直到17、18世纪中期左右为止，游牧军团的时代约长达2500年。他们以军力所获的区域纳入版图，其实不论绿洲大小，在版图内的区域都该定义为“国家”，须特别留意的是，这些国家都不是由单一游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局限的。

           “什么”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游牧民族”或是“游牧骑兵民族”来定义游牧族群，有时称“游牧民族国家”或“游牧骑兵民族国家”，这是耳熟能详的普遍用语。

但真的是那样吗？若说“游牧民”尚可理解，但说“游牧民族”或“游牧骑兵民族”时所使用的“（单一）民族”，真的存在吗？真有“民族”这个群体吗？或“游牧民族国家”“游牧骑兵民族国家”中定义的“民族国家”真有这回事？后者或许不是将它当作“（单一）民族国家”的意思，而是单纯地指“游牧种族”或“游牧骑兵群众”所建立的国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国家”两个词汇联结所产生的误解，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日本大众所使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刻板的语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根基于近代西欧所创的架构及价值观中的。

所谓“Nation”这个人群的“实体”，是被视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财富或阶级而存在的，而国家则是被定义为以之为基础的人工产物。这其实是某种“神话”。如果不这么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兰西”也不曾存在。这种论述获得普遍认同，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利用此种趋势应运而生。

19世纪是西欧最辉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更是至高无上的标准，今日学问、学术上的“知识框架”，几乎都与之同时形成。

以“Nation”为基础的“State”，像是“Nation State”，更被视为历史的当然产物。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追求那个“理想”而努力，流血流汗。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称为“Nation State”的国家接连建立，其中相当多数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国家”，而以特定族群为政治核心的“Nation State”，其“国内”的对立，则是从一开始就结构性地存在。不过就一般而言，最大冲击的还是在苏联解体前后开始的一连串转变。

最初东欧有民主运动，也有许多人提倡西欧式民主的胜利，然而那都是短暂的黄花，“民族自立”“民族纷争”及“民族纯化”几乎同时在各地频繁发生、激变，多数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国家”“国界”及“社会”等既成概念传遍各地前，近代西欧式的文明与思考模式便急速地褪色。

更直接地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吧！只能说这种想法是一直以来都太不了解，或太不关注欧亚内陆的现实，或是欧亚世界史的实际状态了。真是有点过于轻率的想法。

“回顾人类历史诸多事象，西欧型‘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很完备，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模式的一种尔尔。若能不要只将西欧文明作绝对、神圣观，能够更平易地重新检视人类一路走来的步伐，就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点。”

对于那些将“Nation State”视作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静地观察或可发现，大多数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后才出现“Nation”。先有“国家建设”，才有“国民建设”，西欧的例子即是如此。（略）

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与中国人曾就“国家论”相互争辩，但不管怎么讨论就是无法取得共识。后来仔细考虑，才知道是彼此对“国家”这个词汇的认知不同，据说中国人的认知是“朝廷、王朝”，就是当时的统治王朝。

“国民”这个词汇，是从“民族”及“国家”各取一字而来。第一个字是“国”，可推测是先有“国家”才有“国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 State”这个理念，反而是这里所说的“国民”较切实际。

务必牢牢记住：绝不可轻忽文字和词汇、翻译用语产生的误判。“Nation”及“State”这两个词汇，在日本翻译成“民族”“国民”“国家”这类汉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思考时，脑中总是会浮现与该汉字相关的印象。

话说回来，以“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形容，可能有点言不及义。作者观察世界史过程发现，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

作为国家核心的游牧民集团，原本即是以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为一般形态。当它发展成类似“帝国”（在此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用此惯用语）的统御广阔疆域政治权力时，已可说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

不只在欧亚中间地带，甚至以较宽松标准来看，这些曾于整体欧亚大陆的历史中兴起灭亡、生存毁灭的政治集团、王朝或国家权力，若以近代西欧型的国家观为基准来看，都具有暧昧松散，轮廓与内容都不甚鲜明清晰的特质。不过，即便如此，那也是国家，也是政权。那是在悠长历史中大致上的现实样态。

若以近代西欧式的价值观判断裁定“这不是国家”，最后到底会剩下多少“国家”呢？反而可见近代西欧文明所描绘的国家样貌，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颇。观察近代许多造成影响的“民族纷争”可发现，西欧的“Nation State”观念助长了“民族问题”，甚至让问题更加显著。（有一阵子，此用语被转换为“地域”纷争，应该是对“民族”这个词汇语意困惑的缘故。）

因此，除了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确实厘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价值观局限，换句话说，不是以身体去将就衣服，而是让衣服合于身体。

欧亚历史之于世界历史，等于是构成了这个“身体”的大部分。尤其是联结欧亚东西，成为历史大幅开展中之主角的欧亚中间地带游牧民及其政治集团，正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不论褒贬，他们都充分展现人类世界中“国家”的角色，至于这个超越“民族”的东西究竟为何，就是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

可见于史料或只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在已知的史料当中，其实不太见得到游牧民的姿态。一直以来，历史之所以以西欧为首的文明圈为主体，也有其莫可奈何之处。

就如先前叙述的，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不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归类于负面形象，受到“野蛮”“破坏者”及“不文明”等贬词称呼，若论对错，常归咎于游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记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线。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发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情绪以致下笔偏颇。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史册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至于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言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发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本书所要做的是，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发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的历史洪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发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层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早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联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