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解释世界的三本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其破产

澳洲智库“ 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的主任，汤姆·斯威策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冷战以来有三本书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最大：第一本书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最后一人》，第二本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本书是米尔斯海默的《大错觉：自由主义梦想与国际现实》。

这三本书中福山的书影响最大。福山的理论并不是鸿篇巨制。他最初的思考是以一篇讲话稿的形式出现，但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慧眼识珠，加以推荐。稍后福山将这篇论文润色加工，出版了他的书《历史的终结，最后一人》。福山从此一炮而红，开启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开挂历程。为什么福山能够凭一篇讲话论文声名大噪，获得不仅学术界而且政界的高度关注，关键是福山敏锐的切中了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脉搏。

简单地说，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政党通过选举实现多数人的统治；2，宪法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言论自由等一系列的权力；3，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能够制衡权力防止独裁。

福山理论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对人性的分析。柏拉图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支配下的行为、对性和物的欲望、对被认可的渴望。柏拉图特别看重人对被认可的渴望。他指出那些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为了追求理想不惜献出生命；如果感到不受尊重，他们轻者会大发雷霆，重者要杀人。

福山在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人对胜利、对被大众认可的渴望仍然是现代社会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自由民主制度则是最能发掘和制衡人类这种本性的政治制度。多党议会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为政客、资本家和各色能人提供了舞台。同时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又通过法律和分权机制来约束强者和保护弱者。在这个意义上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到达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高峰。

福山的理论不是高深的玄学，而是实用性极强的显学。福山用现代化的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概念对基督教人人平等的教义进行了润色加工，完善了现代西方以基督教和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既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的保守派把福山的理论和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理论相结合，完善了新自由主义的体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福山的理论具有极强的依附性，依附在新自由主义能带来持续繁荣这种假设上。第二，福山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西方国家和政党，一直把福山的理论作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宣传西方的价值观，为西方的地缘政治战略服务。事实证明福山的理论为西方赢得冷战胜利和扩大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福山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撒切尔-里根主义的产物。撒切尔和里根在西方现代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撒切尔-里根之前，西方左翼政党主导了西方政治达40多年。撒切尔和里根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上台，开始了对左翼的大举反攻。撒切尔和里根反对大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消减政府福利开支，对国有资产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政策。撒切尔-里根的这些市场化改革在西方被冠名为撒切尔-里根革命。

撒切尔-里根改革的短期效应帮助美欧摆脱了1970-1980年代的滞涨，经济开始好转。这使得美欧在与苏联的冷战中明显占上风。福山正是在柏林墙即将倒塌的1989年，发表了他的历史终结论，宣称苏联必然瓦解，标榜撒切尔-里根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终极的最高的模式。

然而讽刺的是在撒切尔-里根革命之后的40年，在西方获得冷战胜利后的30年，新自由主义就走到了死胡同。福山自己承认他曾经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已死。那么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呢？

首先，福山理论依附的前提，既新自由主义能带来持续的繁荣并没有兑现。里根主义开启的金融资本全球流动导致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在2000年前后破灭。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在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利率，终于诱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金融危机后美国历届政府仍然大水漫灌地发钱，政府欠债也水涨船高。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已经发了10万亿美元。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通过股市流向大公司，美国资本越来越向少数寡头集中。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低薪阶层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只有0.2%。联合国2018年报告认为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即便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重生，他们也必定对当下的金融资本主义瞠目结舌。

2016年特朗普上台，西方媒体广泛认为这是里根式共和党的终结。特朗普质疑全球化，反对建制派。特朗普不屑于人权说教，不重视全球自由民主联盟，退出全球气候大会和诸多联合国机构，甚至扬言退出北约。特朗普执政前后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在2020年大选期间，右翼民兵组织，例如骄傲男孩非常活跃。

新自由主义不仅受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红脖子白人”传统势力的攻击，也受到来自以知识界和年轻人为主的左翼的攻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年轻的抗议者们高调尖锐地展示了美国社会1%富人和99%普通民众对立的现实，并声称美国的议员们只是为了1%的有钱人服务。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激进的年轻人攻击警察局派出所，建立自治区，甚至向代表美国历史和传统的人物发起攻击。这些人物的塑像包括发现美洲的哥伦布，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和美国内战时南方军总司令李将军纷纷被推倒。

上述种种都在述说美国社会正在极化和对立。福山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非但没有给美国和西方带来长期的繁荣相反是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也反映在美国主流机构近来的各种调查中。

根据盖洛普2022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人对16项社会机构的信任全面下降，从1979年的近50%，下降到2022年的27%。其中对国会的信任度只有7%，对总统的信任度23%，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25%。

最近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报告发现：认为爱国主义非常重要的美国人从1998 年的70%下降到今天的38%。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美国人从1998 年的62%下降到今天的 39%。认为生孩子非常重要的美国人从1998年的70%下降到现在的27%。在众多的指标中唯有一项增长的是钱的重要性，从1998年的30%上升到2022年的43%。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一项最新研究，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极其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怀有“持续性伤感或绝望感” 的美国高中生比例从2009 年的26%上升到 2021年的 44%。这是美国青少年迄今最悲观的记录。

格雷格·谢瑞丹是澳大利亚人报的知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他在文章中写道：西方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缺乏能为富有建设性政治活动提供基础的共同价值观。失去对上帝的信仰导致西方文化中凌驾于各种主张之上的那个核心不复存在。西方政治中对立的双方面临难以逾越的文化意识鸿沟，双方无法相互容忍，难以在任何议题上合作。

显然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还在文化意识上都遇到了大麻烦。里根主义的核心是所谓的涓滴(Trickle down) 理论，即对富人减税，为资本创造各种盈利的条件，能刺激投资并最终惠及穷人。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加剧了资本的一家通吃。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2014年发表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指出自由市场经济非但不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社会分化。

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西方社会身份政治横行，社会按照种族、宗教、年龄、地域分成各种社会集团。福山所推崇的三权分立演变成互相拆台的党争，国家治理每况愈下，社会也更加对立和沮丧。

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福山理论的工具性特质仍然没有消失。美国和西方在国际博弈中仍然高举自由民主价值观，要和理念相同的国家一起对抗专制国家。

但是华尔街日报知名专栏作家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拜登将世界政治界定为自由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有缺陷的策略。他说中东产油国、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并非美国定义的民主国家。如果美国坚持唱民主自由的高调就可能被认为是虚伪从而最终失去支持。

现实的确如此，摒弃美国的中东和平正在进行，去美元化也在进行。世界将如何发展，显然福山的理论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米尔斯海默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能够做出什么解释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