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由来以及近代军阀林立的原因 1

 “军阀”是中央集权衰弱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终结的时候都出现过军阀。军阀这个词本来并没有贬义，在古代它是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军阀们的倒行逆施，才使得军阀这个词成了贬义词。

民国时期的军阀就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军人集团，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一个掌握了军事政治实力的宗派集团。这个集团只听命于军阀本人，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这就为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一部民国史，几乎就是一部军阀混战史。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一度成为民国政治、军事大舞台上的主角，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要想了解中国的军阀，就绕不开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军阀集团——北洋军阀。

 “北洋”一词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原本只是一个地域名词，是相对于“南洋”而说的。其中北洋是指长江吴淞口以北直到山东、河北和辽东半岛，而南洋则是指从吴淞口往南直到浙江、福建和广东。1861年清朝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了办理外交事务以外，还管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铁路、开矿、制造军火等事务，实际上是总揽了整个“洋务”。 为了管理方便，总理衙门设立了“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北洋大臣一般由直隶总督兼任，专门管理北方各省的洋务。南洋大臣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掌管上海与长江各口岸以及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的洋务。这时的北洋和南洋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名词，而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政治名词了。

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形成了一个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庞大的势力集团，被称为“北洋势力”。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不仅大办新政，还编练了一支新军，即“北洋常备军”。后来虽然被清政府统一称为陆军，但习惯上仍称为“北洋新军”或“北洋军”。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被称为“北洋集团”。而袁世凯更是张口“我们北洋团体”，闭口“咱们北洋团体”。不仅那些北洋元老们公开自称“我们北洋派”，就是后起的冯玉祥、张作霖等人也自诩为北洋正统，常常把“北洋团体”挂在嘴边。1919年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谈话时首次使用“北洋军阀”一词，他说道：袁世凯虽然死了，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政客和官僚的手里。1923年李大钊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中也提到：自从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至此，“北洋军阀”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特有名词。

北洋军阀集团之所以能够形成，与清政府的历次军制改革密不可分。满清政府入关之初是依靠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打败各路反清势力，统一中国的。可是到了康熙年间“三藩之乱”的时候，曾经横扫天下的八旗军就腐化堕落到不堪一战的地步，只能依靠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去平叛了。好景不长，绿营兵也日益腐败。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绿营兵已经腐败到极点，根本无法抵御太平军了。清政府只好同意地方官僚自筹资金办理“团练”，于是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由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就应运而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和清政府的军事支柱。然而，湘军和淮军也没能摆脱腐朽衰败的宿命，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中一败涂地，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再次进行军制改革，这就为编练新军创造了条件。

北方“定武军”和南方“自强军”的组建是清末编练新军的开始，定武军先由顺天府尹胡燏棻负责编练，后来由袁世凯接管，并改名叫“新建陆军”，成为“北洋新军”的前身。袁世凯对这支新建陆军苦心经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练兵心得。他曾经对两江总督张之洞说：练兵要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就是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的就给官给钱，不服从的就让他吃刀。袁世凯把原来只有4750人的定武军扩编成拥有7300人的新建陆军，全部装备精良的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建制，按照镇、协、标、营、队、排的新式编制编成，配有步、骑、炮、工、辎等兵种。他严格选募士兵，并给予优厚的薪饷，提高了部队的兵员素质。他还在小站开办了随营学堂，培养新军将领。由那些出身于军事学堂，具有当代军事知识的人担任军官。为了把这支军队训练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工具，他向官兵灌输“忠君”、“尽孝”的封建思想，在官兵中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以“北洋袍泽”关系为纽带的特殊团体。就这样，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与其它旧式军队完全不同的新式陆军，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发展到八九万人，成为清末新军的主体，正式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础。

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军时期，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发育时期。这支新建陆军不仅成为袁世凯攫取权力的资本，也为日后北洋军阀两大派系——直系和皖系培养了领军人物。北洋军阀的很多头目，例如被称为“北洋三杰”的王士杰、段祺瑞和冯国璋，都跟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班底有着深厚的渊源，其中冯国璋和段祺瑞日后就分别成为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的领袖。

当时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一同驻扎在京畿地区的还有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统称为“北洋三军”，北洋军阀使用“北洋”这个名称就从此开始。袁世凯以驻扎在直隶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四军互不统属，不能联络一气为理由，向荣禄建议把这四支军队合编为“武卫军”，另外再招募一万人作为亲兵，都由荣禄统领，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个军，中军由八旗子弟1万人组成，驻扎在北京的南苑，由荣禄兼领。前军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在天津附近的芦台，约有1.3万人。后军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统率的甘军，约有1万人，驻扎在蓟州。左军是四川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约有1万人，驻扎在山海关。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共有1万人，是五支军队中最好的一支，驻扎在天津小站。

1899年，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袁世凯拼命扩充实力，不但新组建了“武卫右军先锋队”，还改编了山东的地方军，使自己所统领的兵力超过了原来新建陆军的两倍以上。1900年7月，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荣禄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路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为远在山东，没有参加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成为武卫军中惟一没有受到损失的一路。当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时，袁世凯派张勋带兵前去护驾，因此博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由于武卫军的瓦解，防卫京城的任务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此时的武卫右军成为清政府在京畿地区唯一可以倚靠的一支军队，袁世凯个人的地位权势也随之迅速提升。1901年，镇压义和团有“功”的袁世凯接替死去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从此开始进入清政府的权力中枢。

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国势的衰落，制订了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在保定创建了“北洋常备军”，并最终扩编为“北洋陆军六镇”。 至此，北洋新军已经成为清朝新军的劲旅。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