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支点——珍宝岛事件

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支点——珍宝岛事件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上，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影响重大的事件，如抗美援朝、五七年“反右”、庐山会议、抗美援越、文化大革命、九一三林彪事件、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对越自卫反击等等；但这些标志性事件，就国内国际影响的能力与深远度而言，没有一件比的上珍宝岛事件。

发生在1969年春天的中苏珍宝岛冲突，规模很小，好像很不起眼；却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与未来发展，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未来发展，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毫不起眼的珍宝岛中苏冲突事件，是一个撬动中国与世界历史走势的支点，也是一个研究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重要支点。

而这个事件的隐秘之处在于：此事件的策划者，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敏感性考量，坚决遵循了一条原则：只做不说，而且不露任何痕迹。估计真正知道这一事件背后战略动机的人，当时不超过三人，甚至只有两个人。

他们策划这件事，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珍宝岛事件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因为历史是有生命与逻辑的，如果缺失了对这一事件的客观认识，我们就很难解释通透当时与此后中国政局与世界政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实际上，如果只以国内的视野看这件事，这一事件的发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第一、虽然中苏关系当时已经比较紧张，但毕竟双方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名义还是同志加盟友；而且双方明明还在南方联手抗美援越，在东北怎么就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岛打起来了呢？

第二、当时中国与苏联相比，力量比较弱，但主动进攻方却是中国，弱者挑战强梁，这不符合常理。

第三、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当中，国内秩序比较乱，按常理不应去招惹苏联，再给自己在外部找麻烦。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珍宝岛事件爆发，是因为中国高层决策者想转移国内矛盾。

这种观点看似合理，却很可疑。因为当时苏联是世界超级强国，以蛮横暴力闻名于世，又与中国是近邻。中国主动挑战它，转移国内矛盾，风险太大，大到不可想象。中国的政治家，不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一些，以全球的视野看待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它的重要性与符合事理的逻辑性，马上就凸显了出来。这要从两个方面说起。

国际方面，从全球态势上讲，当时的美苏争霸处于白热化状态，两大阵营在欧洲、中东、远东地区的战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把争夺重点放在了东南亚。

双方开始时在东南亚发动的是代理人战争，然而它们交手不久，美国人就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中苏相比在地缘上处于劣势地位。美国人担忧，自己如果失去越南，就会失去东南亚；而失去东南亚，岛链断开，可以意味着韩国、日本难保；而失去韩国与日本，就意味着可能失去西太平洋与亚洲大陆。

这样的结果美国人绝不能让它发生，情急之下，它只能亲自出马，直接发兵介入越南战场。

然而，美国人很快就看明白了，在越南战场上，它根本没有不希望战胜苏联与中国。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地缘政治噩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拆散中、苏联盟，把中国从苏联阵营中拉出来。与苏联有矛盾的中国一旦不再与美国为敌，哪怕只是保持中立，苏联也将不得不从战略攻势转为守势，越南、东南亚自然不足为虑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1966年2月， 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 邦迪提出， “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1966年3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专家都要求政府软化对中国的政策。 

中国国内方面，中国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开始时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但到五十年代中后期，苏联模式出了问题，不但东欧国家的人民不满意，中国的政府与人民也开始不满意。

然而，除了苏联模式外，世界上就不存在其他还算成熟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供中国模仿，而且从马克思理论的书本上，也找不到可以落地操作的具体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这意味着中国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靠自己摸索发展，只能在不断试错中往前走。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摸索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头，跌了不少跟头。中国的最高决策者相当焦虑，但也逐渐看清摆在前边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扛着理想主义的大旗，继续孤独而激进地沿着原先的路线探索。

第二条路是，不动声色地适当改变一下，既然苏联模式不行了，是否可以去其两端，适当折中，走出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但走现实主义道路，就不能自我孤立，最起码不能与美苏两大阵营为敌，如果要得罪，只能得罪一方。

中国不跟着苏联亦步亦趋，实际已经深深得罪了狂妄的苏联；如果走得更远一些，必然得罪得更厉害。既然一定会得罪苏联，而且可能有一天会与它彻底决裂，那就必须想法与美国搞好关系，没有整个西方阵营的容纳与帮助，中国不可能自己闯出一条新路，甚至安全都难得到保障。

也就是说，到六十年代中期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已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国家的前途与利益，中国应该而且必须与名义上的敌人——美国——改善关系。可是，这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不顾虑路径依赖，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若骤然转弯，党内、党外都难交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因此，在看到美国释放出来的和解信号后，中国做出了有限度的回应——通过秘密管道告诉美国政府: 如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

然而，不公开积极回应，并不代表不为将来的变化做些必要的铺垫。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 文革的爆发，虽有各种现实原因，但不排除故意搅混水，闹出大动静，转移一下国内外注意力的考量。

美国继续释放善意信号，1967年，尼克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美国不应“把中国永远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1969年2 月1日， 尼克松宣誓就职仅仅12天，就要求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继续大骂美帝国主义，表面上没有任何友好的表示；但一个月后，也就是3月2日，中国最高决策层在认真权衡利弊与算计得失之后，给了尼克松送去了一个天大的惊喜——珍宝岛中苏冲突爆发。

尼克松一颗悬着的心彻底落地，他相信了中国的诚意，越南那个烂摊子，瞬间变得无关紧要了。

同年7月， 美国投桃报李，宣布取消某些对华贸易管制，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同年12月，中美外交官在波兰华沙秘密接触，友好地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此后，一系列看似突兀的历史事件顺理成章地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邓小平复出、结束文革、对越自为反击战、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苏联入侵阿富汗、八十年代政治风波、苏联解体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没有珍宝岛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当时语境下的开放，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开放，如果与西方世界处于敌对状态，单方面开放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国内的改革，也是谨慎地参照西方世界，而配合对外开放，改的是苏联模式下的弊端，如果没有西方的容忍与帮助，难度将成倍增加。

人们习惯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的后四十年割裂开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血脉相通，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中国今天能走到复兴这一步，当然有幸运的成分，但关键还是人谋。中苏珍宝岛冲突，看似是个不经意的偶然事件，实际却是人谋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