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撤档”风波背后,是“第六代导演”的集体尴尬
我们不妨先做个假设,你是一个电影的宣发公司,手里有一部在大电影节斩获佳绩、被一众文艺青年翘首期盼,看上去逼格满满的艺术电影即将在国内院线上映。但是,凭借你的行业经验和预售的数字,你可以看出,虽然有奖项光环加身,但大众对这部电影兴趣并不浓,而院线的每一场排片所消耗的都是流水一样的真金白银,都是纯粹的利益权衡。所以,可以预见,这部电影的结局将是惨淡经营一两天后排片迅速被其他商业电影挤占,最终票房惨败,发行方名誉受损。毕竟那些狂热的粉丝会质问:“这么优秀的电影为什么没有人看?肯定是你们宣发无能!”
宣发说:“我们也很绝望啊。我们甚至连一个可以拿来炒作的新闻点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娄烨新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开放预售后面临的情况。
于是,在离正式上映不到一周的时候,所有的娱乐公众号、媒体娱乐新闻和自媒体都在疯传一条格式一样的消息:“网传娄烨新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因不可抗力被撤档,片方称将尽最大的努力”
同时,一些个人的号也纷纷“旁敲侧击”地渲染:“这是真的!我这里已经买不到票了”“我已经买到的票被退票了!”
毕竟,“电影被神秘力量干预突然撤档”是一个很具有传播力的新闻,不管最终如何,至少电影的名字、演员阵容和简要剧情可以在公众的社交媒体圈被传播一轮,让尽可能多的吃瓜群众知道这个电影。
而让人们燃起购买欲望,甚至去买平时不会买的东西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告诉他这个就快要没有了!
再配合新闻里反复渲染的“导演剪辑了几百个版本,删减了多少分钟的精彩内容,改了多少标题,就是为了拿到那个来之不易的龙标(电影放映许可)”再配上导演对官方的“喊话”——“我其实没有这么重要,你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又给这部电影增添了些许悲壮的色彩。
这一刻,你买的这张30块的电影票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影票,而是在向一个被强大势力所欺凌不得不做出艰难的牺牲却永远不放弃希望的勇士送上的礼赞!
然而很讽刺的是,数百家大小不一的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没有一家点出具体的消息来源。无一例外都是“网传”和“据称”,可能唯一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一些个人博主晒出的退票短信,但是实际上,直到29日下午,电影官方正式“澄清”,说电影会如期上映,在各大售票平台,这部电影的预售票都是可以顺利买到的。
一条没有消息来源的新闻,几句工作人员模棱两可的微博,就可以空手套白狼地换来这么高的关注度,似乎炒作“撤档”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其实,在目前的影院运作过程中,撤档或者说是更换档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操作,如果在预售阶段发行方认为在同档期与之“对打”的影片是一部大热门而自己的竞争力不太强的时候,经常选择更换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档期,避免硬碰硬两败俱伤。这个时候,已经售出的票自然会退回到买家的账户中。这种操作被称为“逃档”,副作用是会被观众认为是制作方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从而大大降低电影的声誉和期待值。
但是,如果发行方提前放出风声来,说是因为审查的原因撤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观众对于影片的失望和嘲讽将全部转化为对于内容的好奇以及出于对权威部门的逆反而转化成的对电影的热捧甚至“神化”——挖空心思去解读电影里每一个可能的“隐喻”,然后把一部不知所云的文艺片变成“神片”——“你觉得不好看是因为没看懂,这部片子不是看一遍就能理解的!”,《XXX你可能错过的20个细节》!
这样,如果电影如期上映,可以解释为“经过制作方和发行方竭尽全力的争取,电影终于可以如期和观众见面了,这是良心电影的一场胜利!”,如果电影真的换了档期,观众对电影的同情心和“违禁内容”的强烈好奇,会使重新上映后的电影热度成级数增加。但是也不是万无一失,首先,你的内容得确实带有一点争议性,比如说冯小刚的《芳华》和《我不是潘金莲》,如果你给《小猪佩奇过大年》来这么一套操作,估计可行性不强。其次,你不能做得太过,把审查部门真的惹毛了跳出来和你对杠,或者干脆顺水推舟把你给和谐掉,如果这样金主爸爸可能就得雇人全世界剁你的手了。
而娄烨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着极其优秀的“先天条件”的。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娄烨身上的标签是“艺术”“奖项”和“禁片”——从刚出道不久就开始频繁在各大电影节上入围、获奖甚至入选过2000年“世界十大电影”,这些都代表了世界电影圈子对他的肯定,迷幻的风格、人物性格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大量的手摇镜头以及不走寻常路的剧本节奏让他的电影很有“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味道,最最关键让他在国内获得名气的却是他“拍一部禁一部”的名声,甚至被人冠上“禁片导演”的名号。那部让他获得“五年禁令”成就奖的《颐和园》也因此而封神,成为文艺青年圈子里口口相传的“必看影片”。
因此,这次《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被传撤档,“审查”因素的可信度就很高。即使各种因素都像极了炒作,即使片方出来“辟谣”说撤档不存在,观众被结实遛了一把,依然有很多人坚持:“娄公子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选择相信他”。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一时恐怕难有定论。但是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第六代导演”,或者说这批“奖项导演”所处的尴尬境地却是货真价实存在的。
我们知道,以娄烨、陆川、王小帅、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名号是跟着“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一批大放异彩的“第五代导演”叫起来的。其实,在“第五代导演”群体涌现之前,前四代导演怎么分的,有哪些人,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和不关心的。“第五代导演”之所以能快速崛起和大放异彩,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代表“中国电影”集中地拿下了欧洲几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一跃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大师”。
他们除了成长在相同的时代,主要的共性是“学院派”、“电影的艺术性和去主流意识形态化”、“悲剧内核与时代伤痕”。而当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转战了商业电影,开始拍“大片”后,一批80年代进入电影学院的导演们开始在国际奖项上崭露头角,他们的背景和特性和前面说到的“第五代导演”有相似之处,因此被媒体冠以“第六代导演”并且寄予厚望。
然而第六代导演群体却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幸运。当年,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在三大电影节获奖,在国内几乎是轰动性的效应,不仅在外获得“名导”头衔,在国内更是万人崇拜,瞬间晋级成“电影大师”——这就意味着官方的认可、无限优先的资源调配能力、终身享受的社会地位以及可以用来至少吃20年老本的市场号召力——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继续拍小众的艺术电影,会一直有金主投资,即使没有什么商业收益甚至赔钱对方都甘之如饴,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艺术创作;如果他们想转型拍商业大片,那么凭着他们的名气,所有的大牌明星几乎都可以挑选,观众也会冲着对你的期待和尊敬选择买票观看。如此种种,在某个时代,“国际大奖”对于中国内地导演意味着“名利双收”和“终身成就”,因此也形成了用奖项来衡量导演、甚至演员地位的风气。
确实,在那个时代,“国际大奖”意味着“扬威国际”和“为国争光”,是一件值得全国人关注和期待的事,第五代导演也确实打开了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世界观众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而在当时,被长期教条主义的政治宣传式“伟光正”电影搞得审美疲劳的中国观众也乐于见到电影对于文革的反思、对于迷惘的探讨,喜闻乐见荒凉的黄土高坡上一片高粱地里代表着原始欲望的野合……
但是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一方面,国内的大环境已经变了,大师们纷纷下海拍起了“大片”,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商业电影时代的到来,电影不再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生活”而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娱乐产业,“艺术电影”只能沦为小众,观众也不太爱在约会的时候、在吃完一顿大餐后喝着珍珠奶茶时在电影里看到对文革的反思、对迷惘的探讨、也不会对高粱地里那个穿着红色棉裤的少女多看几眼了……
另一方面,这一代导演无论是在审查环境上还是个人经历上都无法拍出那种上一代“时代洪流”的大气磅礴的感觉,于是只能把视角转向边缘人群体——极速变革的时代各种不确定性、青年人的疯狂和毁灭、边缘人的异性恋和角落里的同性恋、弱势群体的麻木和集体无意识——就像娄烨镜头里永恒的钢筋水泥搭建的灰暗杂乱的城市角落,和抖动镜头里纯真美丽但是困惑无助的少女的脸。
毁灭是艺术永不过时的主题,艺术家也总是喜欢用晦涩但残酷的手法揭开一个社会平静外表下一个个阴暗无助的横切面,告诉你:“看,这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样子”。不管这是不是时代真正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需要时刻用痛感来刺激他们对于外界的感知,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不太喜欢花钱看过于残酷的东西。
最好的例子就是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大获成功后拍摄了《1942》这部反映大饥荒的影片。虽然这部电影从剧本、表演还是制作上都优秀得无可挑剔,但是却遭遇了票房的惨败——对于地震,大多数人可以做一个悲悯的旁观者,但是对于饥饿与贫穷的恐惧与记忆依然深深刻在每一个人心里,大众不愿意去看一个“一家人一个个饿死,在饥饿面前人变得像动物一样卑微低贱”的场景。是的,历史不容忘记,但你也别指望在揭人伤疤时还掏人口袋里的钱。
但是,那几个大电影节的评委们依然喜欢这样的“中国故事”,他们乐于看到来自中国的导演通过镜头展现“高速发展的中国的背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是扭曲和彷徨的”——我们倒不必臆测这样的评奖口味是否来自一种“不怀好意”,因为艺术的高傲也许本来就不喜欢花团锦簇和歌舞升平——但这对“第六代导演”来说意味着“国际大奖”从名利双收变成了“鱼和熊掌只能选一个”的艰难困境。
导演群体在这一代已经分化出了“奖项导演”和“票房导演”毕竟在这个时代,“为国争光”的事太多,即使你拿了金熊、金狮和金棕榈,也不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爆炸性新闻,反之,你的电影如果“不好看”,在国内上映票房依然不会理想,你的名气也许还是出不了圈。
更加不容乐观的是,那些“电影节”和“国际大奖”本身也在衰落。欧洲的“艺术电影”早已过了“法国的电影浪潮、先锋流派”“意大利的文艺理论”可以轻易风靡世界成为电影界奉为经典的指南这样的时代了,当今世界电影的趋势是“去精英化”、“多元化多中心化”和“类型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电影新锐成为了最有活力的因素,正在逐渐获得话语权;
而最有影响力也最接地气的“奥斯卡”也年年是“小年”,有的奖项甚至提名都凑不满,早已过了当年《肖申克的救赎》与《阿甘正传》神仙打架的年代了。不仅如此,这几年政治因素也在越来越多地侵蚀所谓“奖项的独立性”,这几年奥斯卡的大赢家无一不是“政治正确”的集成品。
所谓的“电影独立性”本身就是半个伪命题。电影除了艺术,也是一门标准的工业。绘画可以独立完成,音乐可以独立完成,文学可以独立完成,但电影几乎不可以,它一定是一个生产资料成本巨大、多部门协同合作,产销一条龙且产品的可以低成本无限复制的东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工业属性。造就好莱坞的不是早期的大师,而是西海岸无数愿意花一个镍币去看电影的劳工。
娄烨的电影可以因为国内被禁而宣称是“独立电影”,但实际上看《颐和园》的片头,投资者还是法国的基金会——这无非就是靠中国金主还是靠外国金主的区别而已。
所以当娄烨这样的“奖项导演”准备返回国内,在院线赚钱时,情况就变得比较尴尬——长期押外国出卷人的题,猛然给你一张中国卷子,不太会做啊!曾经被誉为中国电影新希望的一代人,回头一看,江湖上风光无限的已经变成那批演员出身、接地气、有人气、熟悉市场套路也能够拍出好片子的‘’票房导演“了。
事实上,近年来商业电影市场无比火爆,也日趋成熟,第六代导演群体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但却都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甚至变成了大众心中“查无此人”却活在豆瓣里万众期待的“大神”。
出路在哪里?
要求文艺片、艺术片导演都去“洗手作羹汤”去拍能够在院线赚大钱的电影是一件很残忍的事。电影要有“笑语欢歌”也要有“痛和伤痕”就像那些残忍的横截面确实存在,需要有艺术家为我们这个时代做记录。当今的审查制度和电影管理制度也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我无意去做解释和辩护。
就像娄烨的电影,本身水准是很好的,也有一批忠实的观众群体,但要把他的电影当做商业片放在院线里赚钱,确实也是强人所难。因此也难免出现我们所臆测的所谓“撤档”闹剧。这种炒作不仅对于导演和影片是一种饮鸩止渴,而且说不定会造成“狼来了”的效应。
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给予不同的电影多样化的生存空间,业界确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16年,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多家电影公司和院线成立了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主流院线里设置单独的“艺术影厅”,放映一定份额的艺术影片。通过低排片、长时间放映和票价政策,让艺术电影不必和普通商业片竞争也能有足够的生存和盈利空间,也为爱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提供了在影院观影的机会。
以后,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小众艺术影院,通过相对偏僻的位置、相对小的规模和相对低廉的硬件设施来压缩成本,让艺术电影有地方可放,同时让艺术片导演可以有稳定的盈利模式,也可以在这些影院试点分级制度和审查制度,给电影人一个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
当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时我应该会去看一下,亲自鉴定一下它是否当得起目前文青们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