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11章：白凤翔战败，高福源被俘，中央红军结束长征

如果你真的理解《白鹿原》这部小说的价值，一定认可它就是一部名著。从表面看，书中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事，而且是陕西省蓝田县一个村子里的事，核心是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和恩恩怨怨；但是往深了看，这些琐事被放置在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大段历史进程里，从中能看到在那个“皇权不下县”的时代基层社会是如何自我治理的，还能看到旧时代地主乡绅发家和治家的秘诀，那些琐碎的邻里纠纷中处处体现着做人做事的道理。当各种历史大事轮番上演推动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时，那个远离政治中心的白鹿村像小船一样上下颠簸，尤其是国共斗争开始以后，封闭自治了很多年的白鹿村受到的冲击最大，村民们的命运被改变的也最多。

白嘉轩最疼爱的女儿白灵参加了陕北红军，鹿子霖最有出息的儿子鹿兆鹏也参加了陕北红军，他俩的共同上级叫廖军长。会说陕西话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廖”和“刘”的发音非常相似，位置越往陕北读音越是接近，陈忠实老先生用“廖军长”指代了“刘军长”，而刘军长的原型便是红26军军长刘志丹。白灵和鹿兆鹏参加红26军跟国民党斗争，白孝文和黑娃鹿兆谦又做了国民党的基层军官，一个村长大的小伙伴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这让他们的父母既痛苦又矛盾。

刘志丹创立了陕北根据地，主动迎接从河南一路辗转投奔的红25军，长期认为他思想有问题的地方官员联合疑心重重的红25军骨干成员，剥夺了刘志丹的军权，把连同他在内的团以上干部全部关进潮湿黑暗的窑洞里，大量基层军官和干部在经历了互相指认和屈打成招的荒诞调查后被草草杀害，这个就是陕北的肃反运动。《白鹿原》第28章有这么一句话：“白灵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活埋是肃反中常用的手段，受害者半夜三更被拖到荒郊野外填埋在某个土坑里，天亮后连行刑队都不知道具体地点，一个大活人就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

（红26军军长刘志丹）

掌握生杀大权的肃反派核心成员听说中央红军即将抵达陕北的消息后，也曾慌乱地动过干掉刘志丹的念头，只是刘志丹在当地群众基础深厚，各县各村的游击队员听说老刘被捕后，带着农具和长矛大刀包围了肃反派们的办公地，一场内斗蓄势待发。肃反派们担心自己性命难保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机会；而刘志丹怕国民党钻空子摧毁根据地没有下命令反抗，双方剑拔弩张地僵持着。此刻有权打破僵局解救刘志丹的中央红军已经翻过六盘山进了陕西，距离他们长征的终点站吴起县还剩下200公里，吴起县距离关押他的瓦窑堡又是将近200公里，这400公里他们走的是快是慢是顺利还是颠沛，决定着刘志丹等人的生死，甚至关乎陕北根据地的存亡。

陕西省延安市下辖两区11县，按照GDP排名吴起县排在第4位，算是名列前茅，当地特产是荞面和荞麦香醋，口感相当不错。1935年吴起县还叫吴起镇，吴起镇自身的历史非常久远，但是“吴起镇”这个名字晚到清朝嘉庆年间才出现，为了纪念战国名将吴起在这里驻兵守边，所以命名吴起镇。1935年10月19日，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激动地走进了吴起镇，这里是他们长征的终点。可是那一天他们没看到红旗和锣鼓，也没看到列队欢迎的人群，眼前几乎是一座空城，由破旧低矮的土坯房和坍塌的窑洞组成。原来当时的国军为了摧毁根据地让红军无法生存，在陕北老干一些抢粮、烧房、填井、驱赶家畜的事，这就导致当地老百姓一听说有部队靠近，提前就拖家带口逃了。偶尔遇到一个把生死看淡的陕北老头，红军战士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好在大家的热情并不受影响，一年赶路的日子就此结束，心里确实高兴。首长们一声令下，各连队卸行李、安置马匹、武器，组织人手分段打扫街道收拾窑洞找地方过夜，同时派宣传队大街小巷唱歌喊口号贴标语，想尽一切办法表明自己的身份，扩散自己不打家劫舍的消息。这一招确实奏了效，第二天当地游击队的队长和镇长等基层官员从山里出来前来汇报工作，看到红军那副营养不良的面孔后诚恳地表示，可以在3天内筹集500担粮、20头猪和50头羊，给战士们补充体力。首长们默默咽下口水，故作镇定地表示了感谢。

（吴起镇和六盘山的地理位置）

中央红军决定在吴起镇休息一个礼拜，然后动身前往陕北根据地的总部瓦窑堡。这个礼拜可不是躺平了睡大觉，这个礼拜要清点人数、武器和物资，要对完成长征的战士们进行表彰和思想巩固，并制定和宣布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和行动计划，可以说大小会议是一个连着一个。然而这个7天休整计划还没开始，侦察连就带来了可靠消息，说国民党的骑兵已经朝着吴起镇围过来了。如今人困马乏继续跑迟早要被追上，首长们商量后决定打一仗，争取消灭这支追兵，以一场胜利为长征画上句号。

身在四川的蒋委员长十分忙碌，他一边要部署兵力围剿南下的红四军，还要时刻关注北上的红一军。根据空军传回的情报，红一军没去外蒙而是奔着陕北去了。老蒋听说后十分焦虑，他急忙通知西安的张学良和甘肃的马鸿宾，告诉他们红一军是一支不足5000人的疲惫之师枪弹物资也没多少，你们派出骑兵迅速追上务必将他们歼灭，坚决防止他们跟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汇合，这可是我们干掉红一军的最后机会。张学良把命令下给了骑兵军长何柱国，何柱国将命令下达给骑6师师长白凤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派出骑3师归白凤翔指挥；马鸿宾接到命令后喊来骑兵团长马培清，让他带着一团人从甘肃庆阳出发前去配合，两个师外加一个团总数上万人就奔着吴起镇去了，一路上杀气腾腾尘土飞扬。

要不是后来参加过西安事变，白凤翔或许就是一名普通的骑兵师长，历史不会对他有过多的笔墨，而能被张学良选中去西安参与抓蒋介石的人，必定是从东北追随张学良多年的绝对亲信。白凤翔原本是热河省的一名土匪头子，骑术精湛百发百中胆识过人，江湖人称“白三阎王”。张作霖赏识此人设法招降后让他做了东北军骑兵旅长，张作霖遇害后他继续追随张学良。白凤翔即将跟红军打的这一仗叫做“吴起镇战役”，是红一军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白凤翔跟红军之间唯一的交手，所以这场战斗很值得一提。

（吴起镇战役的三道川位置图）

吴起镇战役发生在今天的延安市吴起县郊外，具体地点是吴起县城西侧30公里以外的“头道川、二道川、五里沟”一带，谨慎的红军在这里设下口袋阵等待追兵进入埋伏圈。话说白凤翔跟马培清汇合后一起行动，由于马培清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带着队伍跑在前面，最先和红军伏兵接触，双方隔着老远打了一下午，红军就撤了。白凤翔大概清楚这天碰到的是诱饵，再往前走便是真正的战场，他派骑兵团长刘桂五通知马培清说你们人少在侧翼包抄，我们人多在正面进攻。马培清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带着人从侧面开始爬山。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正面强攻侧面包抄这个打法没什么毛病。

但有毛病的是马培清，他的毛病是当年所有军阀共有的毛病。那个年代每一个将领内心深处都是拒绝打仗的，因为一旦打仗十有八九意味着兵员的损失，手头的兵少了自己要承担责任甚至职位可能要变，如果职位降了权力和待遇也要跟着降，这换了谁都不乐意。相比正规军而言，军阀手下的将领消极怠战的情况更严重，他们普遍表现出行军慢、不冲锋、撤得快的特点。马培清带着队伍从侧面包抄，过了二道川爬上五里沟就发现了红军的大部队，想派人通知白凤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站在高处就看到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冲向了埋伏圈，很快跟红军交了火，现场就陷入了混乱。马培清命令部队找了一块荞麦地构筑工事防守，暗自幸庆自己没有正面冲锋，否则当天晚上就得全军覆没。

红军是个疲惫之师不假，武器装备差弹药也不宽裕，但是能一路战胜自然灾害和各路追兵徒步抵达陕北的可不是一般人，属于精英中的精英，况且兵法里有个词叫做“穷寇勿追”，追了他跟你拼命。白凤翔的先头部队遭遇的便是敢拼命的红军，他的人马还没做好准备就遭到了突然冲击，几个小时一个团已经被歼灭，到了傍晚时分伤亡已达四五百人。假如马培清可以从侧翼发起进攻打乱红军的节奏，白凤翔或许还能稳住阵脚组织有效的抵抗，但是侧翼的马培清带着人蹲在荞麦地里观战，发现红军向荞麦地方向进攻后，干脆留下一个连佯攻拖延时间，把主力撤回到二道川，他这就把队友白凤翔给坑惨了。打到当天夜里天也黑了，双方下班吃晚饭睡觉，第二天接着打。

（白凤翔与刘桂五）

第二天马培清继续往头道川撤退，由于他们跑得快，最后清点人数时惊喜地发现只是损失了一个连而已。马培清退走后，红军占了这块高地，居高临下射击白凤翔的主力部队，大早上正在训话部署的白凤翔再一次猝不及防，连忙组织队伍边抵抗边撤退，大部队退到一座高山上，凭借武器优势据守。而马培清则带着他的人马完全撤出了战场，事先给各营长通气就说子弹耗尽不得不撤退，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否则后果自负，众将士对这个安排表示很满意，如释重负地准备回家。白凤翔带着人马在山上被红军围了整整3天，红军装备差攻不上去，只能带着一大批缴获的武器弹药和800多匹军马撤离了战场。红军完全撤走后，白凤翔这才下山集结队伍，经请示军部后回宁夏固原的驻地休整。

这场战役发生在1935年10月21日，是红一军抵达吴起镇的第3天。毛泽东望着成堆的武器装备和成群的军马后心里高兴，更高兴的是打完这一仗就能踏踏实实休息了，望着骑在马上外出巡视归来的彭老总，他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打完了长征的最后一仗，红军回到吴起镇，中央首长们这才重启了原定的7天修整计划，同时安排会见基层党政军干部了解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和原来红26军的某个团政委汇报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严峻形势，声音颤抖地说创立陕北根据地的老刘此刻正关在瓦窑堡的牢房里等待处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听了大吃一惊，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开会讨论，决定让党中央机关尽快赶到瓦窑堡去处理此事。由于当时部队的整休、训练、调动和党务计划等工作实在太多，中央机关真正赶到瓦窑堡的日期是11月10日，在此期间红十五军团又跟东北军打了一仗，战斗中俘虏了曾经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长的高福源，此人后来促成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陕北的第一次秘密会谈，因此我们按照时间顺序首先讲这场战斗：榆林桥战役。

崂山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红军没有完全撤走，而是通过轮换的方式继续围着甘泉城，等着下一波援兵的到来，誓将“围城打援”进行到底。67军军长王以哲紧急修了个小机场自己坐飞机逃出了延安，但是整个129师的人马还滞留在延安城内，时间久了物资肯定匮乏，武器弹药粮草等东西可以先缓一缓，但是过冬的棉衣可缓不了多久，10月下旬的陕北一到晚上冷得必须烧火炕，万一半夜出现紧急情况没棉衣穿那手抖得枪都端不起来。延安的士兵既恐慌又焦虑，一遍一遍地给洛川军部发电报求救，军部只能把电文转发给西安，张学良和西北剿总的参谋们在忧虑中寻找对策。

甘泉城的东北军防守倒是做得不错，他们围着城墙挖了三米深三米宽的壕沟，在城墙顶上挖了交通壕布置了岗哨，8小时一换24小时不间断巡逻。甘泉城靠山的一侧还有个非常高的烽火台，哨兵24小时在上方嘹望，城外的动向一目了然，红军想偷袭基本不可能，所以这座城可以长期坚守，但前提是伙食得管够。围城的红军耗了二十多天自己也难受，组织过好几次强攻，但是武器实在太差没有实质性进展，只是加剧了城内东北军的惶恐情绪。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他们决定在城下挖洞，一直挖到城墙根下，然后埋上炸药把城墙炸塌后再冲进去。那个年代用传统工具挖一条地道可是个巨大的工程，没有一个多月搞不定，对于此工程本章不做介绍，就让他们慢慢挖吧。

（西安城墙东城门楼）

1935年那时候通信不发达，普通人接触不到电话更接触不到电文，陕北前线发生的战事属于军事机密，西安城内的老百姓闻所未闻。但是总有一些士兵借着公务机会返回西安，也有一些士兵偷偷脱离部队回到西安，把前线战败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告诉后方的家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不知道自家男人是死是活能不能再见一面，所有人都在绝望中煎熬，熬不住了就找个地方跪地痛哭。当时西安城由杨虎城的警备队驻守，每天晚上军官们在城墙上巡逻，时不时听到东北军家属跪在城墙根下肝肠寸断地哀嚎，听的这些士兵也忍不住抹眼泪，只能远离城墙边缘不去打搅她们。将士们回去把这些情况汇报杨虎城，杨虎城无奈地回复说：老蒋的计划就是让东北军和红军互相伤害，跟咱们17路军此前的遭遇一个样啊。

前线的求救的急电让张学良和“剿总”的参谋人员很头疼，明知道延安和甘泉被红军围着守株待兔，但还是得想办法送人头过去，不然一直耗下去整个67军都要完蛋。经过“剿总”的几次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五次围剿使用的“碉堡战术”，从富县以北开始修碉堡，一公里一公里向北推进，一直推到延安去。这方法虽然笨而且费钱，但是既能破红军的游击战还能欺负红军装备差，于是把这个命令下达到前线，驻守在富县的67军107师师长刘翰东接到命令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619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带人到榆林桥修碉堡。

高福源比张学良小一岁，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战争年代一腔热血的他弃笔从戎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学业被“九一八”事变打算他没拿到毕业证。肄业后加入东北军从少校团附开始做起，长期跟随67军军长王以哲，先后在北京抵抗过日军，到河南和陕南围剿过红25军，如今又到陕北洛川对阵红十五军团。由于高福源文化程度高、积极主动而且想法多，深得王以哲的信任，多次被委以重任并公开表彰。当一名团长和军长走得太近，夹在中间的师长就容易心里不平衡，而高福源仗着王以哲的偏爱也不在乎师长的感受，所以师长刘翰东和他的关系处得很不好。经历了崂山战役、甘泉围城和吴起镇战役后，东北军的士气差情绪低，一听说有任务没人愿意接手，刘翰东故意刁难高福源就让他去守榆林桥。

（67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对于这个棘手的任务，高福源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自己一个团人手不够难堪重任。刘翰东很果断地说缺人好办啊，620团拨一个营跟你一起去。这下高福源没理由推脱了，只能硬着头皮带队出发，619团外加620团一个营总人数3000多人，离开富县一路向北去了榆林桥，去一个不想去的地方做一件不想做的事，谁也开心不起来。荒草枯山、寒风阵阵，全军低头不语默默赶路，场面颇为凄凉。

洛川是67军总部，洛川以北44公里是富县，富县以北10公里处便是榆林桥，此地是富县往北去甘泉和延安的必经之处，位置非常重要。高福源虽然对这个任务不情不愿，但是到了地方他还是认真做了部署，毕竟这关乎性命和荣誉。他带着参谋等人骑马前前后后跑了一个下午，判断红军可能进攻的方位，对照地图做了详细的部署，具体措施是在镇子后山和对面山上各修一个大碉堡和几个子碉堡，作为制高点各派一个连用两挺重机枪防守，同时在公路两侧也修上碉堡，碉堡之间挖战壕相连，村内的墙壁都打好射击孔，对公路形成火力覆盖；在村子外面也计划挖战壕设置障碍物，作为外层防线。

这个防御计划要是完全落实到位，榆林桥的防御就真像高福源预想的那样堪称是“固若金汤”了，遗憾的是红军不给他足够的施工时间，工程开始没多久红十五军团就出动了。那是1935年10月24日夜里，提前做好侦查的红军正面佯攻，大量兵力强攻两侧山头的碉堡，攻下碉堡后捡起现成的重机枪对村内的团部进行火力压制。高福源亲自带队反击试图夺回制高点，好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最后红军冲进村子，双方打起巷战和白刃战。战斗打到中午时高福源向富县求援但是消息送达不出去，富县那边也听到枪声打算支援，又怕中了埋伏不敢派兵，犹豫之间战机就没了。打到下午3点钟619团的士兵逐渐绝望，在红军此起彼伏的劝降声中陆续举手投降。高福源带着卫兵顽强抵抗，卫兵先后阵亡而高福源胳膊也中了弹，他被一名红军医务兵从后窗跳进去给控制了。

（榆林桥战役旧址）

经过清点，这一仗俘虏了东北军1800多人，击毙300多人，缴获了8门迫击炮、16挺重机枪、108挺轻机枪，手枪和步枪加起来2000多支，高福源带来的4个营被全歼，同时红十五军团也有两名团长阵亡，200多名战士牺牲，可见战斗之激烈。被俘虏的1800多人排着长队开始了一场持续数天的徒步拉练，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后方瓦窑堡，去那里接受下岗培训。张学良原计划用碉堡战术打通洛川到延安的交通，没想到刚开了个头就宣告破产，东北军在陕北的部署被砍成孤立的好几部分，困在甘泉和延安的孤立无援，守在洛川和富县的又不敢施救，67军陷入泥潭动弹不得了。

“西北剿总”的相关部门，会及时把东北军20天来的战况和损失情况上报给南京军政部。按照当时的规矩，军政部会发来函电并拨付经费、武器弹药，对损失的兵力进行补充。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的惯例，张学良会收到一大笔钱，一方面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另一方面招兵买马采购武器，把110师和619团重建起来，保证67军总兵力不变。然而相关报告送上去之后，迟迟等不到南京的回复，自己仗打败了又不好意思主动问，这让张副司令产生了一种被冷遇的愤怒。

来陕西之前，张学良曾幻想着先消灭红军，然后在西北地区练兵发展，再找机会挥师北上收复东三省，重新住进大帅府和北陵别墅。没想到来陕西才一个月，就接连遭遇了几次失败，一个军陷入泥潭进退不得，一向勇猛的东北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严重，自己的梦想濒临破碎。这种情况让张学良心情苦闷，他想找个人诉苦又怕传出去被人笑话，想找人商讨个解决方案一时又不知道找谁，这让张副司令整个10月份都过得不开心。

（现在的西安市碑林区政府是当年的“西北剿总”所在地）

11月1日到11月6日的一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之后从11月12日往后的10天，又是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作为陆军一级上将，这两个会议都得参加。他和省主席邵力子定好了10月30日飞南京的日程，张学良担心自己离开期间再出什么意外，所以临出发前特地给几个军长下令，告诉他们自己从南京返回之前，各军留在驻地不许调动。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碰上一些倒霉的事。你担心迟到，结果真的就迟到；你害怕股票会跌，结果跌得一塌糊涂；你担心考试会挂，最后你真的挂了科；你害怕错过进球一直忍着，刚去上个厕所结果就进了球。这种怕什么来什么的现象叫做墨菲定律。张学良很怕他去南京开会期间东北军再次遭遇失败，所以嘱咐军队不能调动，结果东北军偏偏就在他去南京开会期间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失败。墨菲定律在1949年才被提出来，而张学良的例子证明这个定律早就存在，只是提出的晚了一些而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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