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被雍正抄家，有什么内情，曹家冤吗？

【作者 国学之光（知乎）授权转载】

雍正：朕就是这样汉子

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在其《红楼十二层》书中写道：“曹雪芹的家世是个政治大冤案。”

其实，曹家被抄与政治无关，而且一点也不冤。

回答者们普遍给出的答案是：亏空，无能，受牵连等等原因，也否定了周先生的说法。这说明，知乎网友并不人云亦云，是有水平的。不过，这些回答也并非抄家的真正原因。对多数人来说，曹雪芹家被抄的经过和原因基本上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没有曹家被抄，就没有伟大的小说《红楼梦》，没有《红楼梦》，也没人关心曹家抄不抄，故在此结合小说从专业的角度对这一关系到曹家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进行较为细致的叙述、解读和解答，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引用一些珍贵史料，供网友们参考并作自己的判断。

一、南京曹家，百年豪门

（一）曹家家族情况

戚序本、蒙府本《石头记》，脂砚斋批语有一诗如下：

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

诗中的“都中”，明指长安，实指金陵，亦即南京。“首吾门”指的即是南京曹家，曹家与康熙的密切关系在南京无人能比。

铁打的江宁织造，流水的两江总督。驻南京的两江总督经常换，但同驻南京的江宁织造曹家却一代接一代，成为南京首屈一指的坐地户，即《红楼梦》四大家族“贾王史薛”中的贾家。

曹家的家族情况以及在南京的地位，从以下两篇《曹玺传》可见：

康熙二十三年《江宁府志·曹玺传 》卷十七 宦 迹　　　　　　　　——（清）于成龙纂修　　曹玺，字元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侩，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佥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

公大为厘剔，买丝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佥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祲，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剀。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

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缵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荫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康熙六十年《上元县志·曹玺传》卷十六 人 物 传　　　　　　　　——（清）唐开陶等纂修　　曹玺，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

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剀。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甲子卒于署，祀名宦。子寅，字子清，号荔轩。七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玺在殡，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特敕加通政使，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期年，疏贷内府金百万，有不能偿者，请豁免。商立祠以祀。

奉命纂辑《全唐诗》、《佩文韵府》，著《楝亭诗文集》行世。孙颙，字孚若，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因命仲孙頫复继织造使。頫，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曾祖父曹玺，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曹振彦、曹玺父子随已是皇父摄政王的多尔衮出征山西大同，戡平姜瓖叛乱，“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曹玺“拔人内廷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此年他30岁。曹振彦后改文职，担任过数年的大同知府。小说介绍孙绍祖“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此大同即彼大同。山西平叛是清朝建立后北方最大的一场战争，主要由屡降屡叛的大同总兵姜瓖所引起，涉及几乎整个山西省，死人无数，大同因民众抵抗最顽强，最终被屠城。《红楼梦》中焦大在战场上从死人堆里救了主子的命，也从侧面透露了曹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说，是大同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曹家人的顶子。由此也有人称，大同是《红楼梦》的发祥地。

康熙二年（1662年），曹玺监理江宁织造至卒，正一品。在曹玺这代，曹家完成了从军功之家到诗书之族的过渡。妻孙氏，康熙保母，一品夫人。曹玺即《红楼梦》荣国府中早逝的荣公，孙氏即小说中风光无限的一品国公夫人贾母。

康熙南巡时见孙氏，称其为“吾家老人”，并赐题“宣瑞堂”匾额，即小说中的“荣禧堂”，荣禧堂中有幅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黼黻意为服饰的华美花纹，正是《曹玺传》中的“黼黻”二字。所以脂砚斋针对这幅对联有批语曰：“实贴”。

曹玺是曹家最有出息的一个，曹家的荣耀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个有大出息的儿子，曹振彦逝后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诰赠光禄大夫三品郎中加四级，正一品，他的妻子也即曹玺的母亲欧阳氏诰赠一品太夫人。曹振彦和曹玺分别是小说中的两代荣国公。

受父亲曹玺荫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样出任江宁织造，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曹寅有两个女儿，萧奭《永宪录续编》载：“寅，字子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长女嫁平郡王纳尔素为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为妃。此二女分别是小说中元春和探春的原型。曹寅是贾政的原型。清人裕瑞在其《枣窗闲笔》中记载：“闻前辈姻戚有与之（曹雪芹）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

也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历经四次接驾的曹寅因巨额亏空被参劾而名利大灰，无比荣耀的喧嚣之后，落得个一地鸡毛，几年后抑郁而终，康熙六百里加急送药也无济于事。曹寅比康熙小四岁，二人有着兄弟之情，他为人忠厚儒雅，是内务府官员，也是文学家和藏书家，在江南和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相交往，著有《楝亭诗词抄》、《诗抄别集》、《词抄》、《楝亭图咏》等诗文，是他给曹家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和氛围，《红楼梦》中感人至深的黛玉葬花情节正是源自于曹寅的葬花诗，一首是《题柳村墨杏花图》：“勾吴春色自藞苴，多少清霜点鬓华。省识女郎全疋袖，百年孤冢葬桃花。”

另一首是《题王髯月下杏花图》：“墙头马上纷无数，望去新红第几家。前日故巢来燕子，同时春雨葬梅花。”

《红楼梦》中涉及了不少曹寅的元素。例如，第五十二回，晴雯为宝玉病补雀金裘，直补到次日凌晨“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处，《庚辰本》有双行夹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法，避讳也。”脂砚斋批语，尤其是夹批在原著中是小说的一部分，这等于将曹寅写了进去，脂砚斋要不说，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避讳“寅”字。

还如，宝玉与冯紫英等人喝酒，“宝玉笑道：‘听我说来：如此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此处庚辰本眉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甲戌本侧批：“谁曾经过？叹叹！西堂故事。”脂砚斋两次提到的“西堂”，是曹寅在南京的书斋。这两条批语意味深长，读者读完我的回答后可以再回头来回味一番。

再如，小说中有不少有个性的地名，如仁清巷，知机县，急流津等，还有一个叫“毘陵驿”，出现在贾政乘船路过毘陵驿遇到下雪时的情节中，虽然很生僻，但这是真实的地名，为今常州武进在汉唐时的古地名，曹寅就曾乘船路过毘陵驿，同样遇上下雪，为此赋诗一首。

另外，脂砚斋批语还提到了曹玺，第二十二回，谜语“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打一用物”。此谜的谜底是砚台或印章。在谜面的下面庚辰本有双行夹批：“好极！的是贾老之谜，包藏贾府祖宗自身。”曹玺的“玺”字，就是皇帝的玉印。有不少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研究者称，《红楼梦》与曹家无关，凭以上这几点就说不过去。

曹寅去世后，他的儿子即曹雪芹的父亲曹颙继任，曹颙早逝，曹寅嗣子即曹雪芹叔父曹頫连任江宁织造，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因罪入狱，两月后的元宵节前被抄家。小说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脂砚斋对此批道：“前后一样，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

曹家任江宁织造只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很多时候还管理着更重要的两淮盐政，从曹振彦开始就曾任两浙转运盐使、司运使盐法参议、盐法道。曹家势力大，长期兼任巡盐御史也是重要因素。另外，相当多的其他业务也由曹家承办，甚至还能主持审理重大案件。同时，曹家肩负了秘密探听考察江南民生以及官场舆情的重任，成为康熙在江南的耳目臣。

康熙五十五年曹頫奏折

（二）曹家亲戚情况

曹寅先任苏州织造，后兼任江宁织造，再后辞去苏州织造，苏州织造由其大舅子李煦接任。李煦即《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舅舅王子腾原型。二人都有亏空，王子腾死于路途上，李煦死于流放中。

李煦家族也是相当显赫的，他的父亲李士桢曾任东南沿海的浙江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巡抚、广东巡抚等职，李士祯是王子腾父亲、王熙凤爷爷的原型，王熙凤曾自豪地称他爷爷管着”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李煦的堂妹李氏为曹寅之妻，即小说中王夫人的原型。李家即小说中的王家。

曹家盘踞南京六十年，李煦在苏州盘踞三十年。康熙六次南巡，在南京，四次住在曹寅家里，在苏州则四次住在李煦家里，由此也可见李家的地位。

杭州织造孙文成是曹家孙氏夫人的侄子，曹寅的表兄弟。“保龄侯史鼐又迁委了外省大员，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史鼐是小说中贾母的侄子，贾政的表兄弟。孙文成也因曹寅的关系，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也就是曹寅长女出嫁为妃的那一年，出任杭州织造。孙家在杭州盘踞二十多年，曹家被抄后，孙文成也被罢职。康熙曾谕旨：“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红楼梦》中则是：“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相对来说，孙家在三家织造中是结局最好的，小说中相对应的史家也同样如此。

两次提到的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写到饯春会，“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

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在古代黄历中，整个清朝300年，只有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这一年，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未时交芒种”。

同时，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的前一年，曹寅大规模地修建了曹家西园，在其诗文中多有描绘，年少的曹頫一辈人在园中居住。惜好景不长，曹寅亏空事发后，还债是当务之急，园子日渐荒废，“倾且颓弛，禽鸟厌之，百卉芜谢”。居官南京的袁枚买下后重修，更名随园，成为江南名园，史料记载，袁枚、裕瑞、明义等人都称大观园即随园。随园有多美？

袁枚的孙子袁起称“游人如行画中”，与袁枚齐名的大学者赵翼赞袁枚“四十年来住画图”，随园就是一幅画。袁枚辞官的原因简单到是为了能在随园长期居住，他说继续当官的话一个月只能来住一次，辞官做田舍翁，就可以在天天园中住了，“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很多人三十来岁为求取功名依然还在寒窗苦读，袁枚三十来岁却毅然弃官，只因这座有着梦幻之美的神奇的随园：“余竟以—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袁枚好客，随园免费向游人开放，人多时一天有上万人游览，大门门槛每年都要换一两次，“每年园门之槛，必更易一、二次"，大观园似乎都没美成那样。

热爱《红楼梦》的明义随乾隆南巡时曾专程到访随园，乾隆都想住随园，袁枚的老师两江总督尹继善许诺出钱帮助修葺，被袁枚婉拒，后来乾隆还遣和珅派画师前往随园画下了园中的二十四景。袁枚八十大寿，明义在其《和随园自寿诗十首》中云:“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西园雅集传名士，南国新词咏莫愁。”脂砚斋提起“西”字就哭。

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没有大观园就没有《红楼梦》。

另外，也是在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前后的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两年一次，康熙连续进行了他人生中的第四、五、六次南巡，曹家接驾。脂砚斋称，在南京接驾四次的“甄（即“真”）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经过见过”，“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惜感今”。小说中贾蓉曾笑言：“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

二、雍正初年，“抄家”是个流行语

曹家被抄并非偶然事件，因为雍正上台伊始，抄家之风随之盛行。

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更严重的是吏治败坏，贪风日炽，致使“库帑日拙，日不瑕给”，“生民乏食，物价腾贵”。

雍正继位时，国库存银仅八百万两，是一个财政匮乏的烂摊子。“户部亏银达数百万”，“藩库钱粮亏空达数十万”。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45岁登基，人生的历练使他深知康熙一朝的社会矛盾，又对民间现实有深入了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惩办贪官，清理亏空”。果断清除朋党，清理中央和各省财政亏空，抄贪官的家，不许贪官家属享受赃银。对“姑息养奸”、“贪庸不肖”、因循贪婪的官员，雍正帝坚决查处。

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几十宗大案。紧接着革职锁拿，抄家追赃，连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许多这样的官员。在湖南，全省65名州县官员中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这里面，就包括曹頫的舅舅李煦，被抄家之后还差点要了命。

雍正初年的抄家之风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着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整个官场。雍正上台五六年以后，才轮到曹家。

三、雍正上台伊始，对曹家怒其不争，却也网开一面

1）雍正治理整顿，受惩的不仅是曹家

雍正对于贪污腐化、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之事，绝不姑息养奸。在此仅举曹家抄家前后有关的几例：

①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七日的《内务府奏审拟桑额等设计逮捕曹頫家人吴老汉一案请旨折》，载有桑额等设计逮捕吴老汉一案。桑额被内务府严惩法办。雍正谕旨：“依议。管理番役官员，查出这一案件，很好，应予记录奖赏。案件若查的好，即应记录奖励。如果伊等所属番役，有设计捕人恶劣行为，而伊等若不查出，即连伊等一并治罪，则伊等始知留心奋勉也。钦此。”

②三织造中，最倒霉的是李煦，雍正先是在元年正月初十日，对李煦“温旨赦其罪，令罢官”，然后即刻派出胡凤翚赶往苏州，接任苏州织造及天下第一大税关浒墅关榷关等职。到了雍正元年三月中旬，李煦所欠国帑基本查清，除历年亏欠挪用银两仍有四十五万两一直未能交还之外，仅康熙六十一年李某便又挪用了六万三百五十五两有零。六月十四日，李煦的家产全部被查抄完毕，除去家产抵偿与一些商人代为还清的亏空，仍欠国帑二十五万一千五百二十三两余。

这一年，曹雪芹八岁。

③雍正元年接替李煦任苏州织造的胡凤翚，在雍正四年年羹尧失势自尽后，亦获罪，举家自缢。

④雍正四年（1726年），担任过两江总督、查抄过李煦的查弼纳也被卷进结党案，差点被判斩。以其为允禩党羽，召京审查，供出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多亏雍正以“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为其讲情，免掉其罪。

⑤雍正四年，曹頫的姐夫平郡王纳尔素因受贿被削爵。

⑥接替曹頫出任江宁织造的隋赫德，同样不走运，也因罪被免职抄家。雍正十一年，又以往来行走送给银两钻营原平郡王纳尔素之罪，隋赫德被判“发往北路军台效力赎罪，若尽心效力，著该总管奏闻，如不肯实心效力，即行请旨，于该处正法。”

这说明，雍正在整治吏治的时候，必然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可谓人人自危，对官员进行严厉查处，并非蓄意要和谁过不去。

2）雍正对曹頫怒其不争，却也另眼相看、有所照顾

雍正皇帝一恨奢靡，二恨弄虚作假。因为这两点，雍正对江南织造有着相当强的厌恶情绪。然三家织造，为何独查抄李煦？我想，起因主要是与卖了人参不交钱有关。同样多的人参，孙文成卖的参钱交了，曹頫交了一部分，李煦一分未交，这自然引起了刚上台的雍正的注意，而且因人参售价较往年偏低被内务府所参奏，雍正要求有关部门彻调是否贱卖。贱卖就是舞弊营私，欺骗皇上。

相对而言，作为江宁织造的曹家算幸运的，在李煦被拿下的时候，雍正念及康熙对曹家三代四人的厚爱，给年轻的曹頫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将亏空在三年内付清，甚至还数次委以重任，让曹頫任钦差传谕旨，让曹頫主持审理扬州洛兴华被山东巡抚拘捕一案等等。

因而，尽管说是“一损俱损”，李煦获罪并未影响到曹頫。雍正二年正月曹頫的这一份《江宁织造曹頫奏谢准允将织造补库分三年带完折》，对雍正的法外开恩可谓感恩戴德：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切奴才前以织造补库一事，具文咨部，求分三年带完...奴才实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补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於三年之内，清补全完...奴才曷胜感激顶戴之至。

雍正二年正月曹頫奏折

姐夫纳尔素被削爵，对他也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不过，从这一年开始，曹家开始了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还债的日了。这一年，曹雪芹九岁。

雍正二年曹頫请安折上雍正的朱批：

朕安。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就像不同人读《红楼梦》读出不同的深意一样，红学家们对这份奏折的看法不尽相同。多数人认为，此批语充满雍正对曹頫厌恶和斥责之意，并认为是将曹頫交给怡亲王监管。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的“凡例”中，针对此批就用了“切齿之声可闻”一语。

我不这么认为，厌恶情绪是有，因为亏空和贱卖人参，雍正有气，但也并非完全针对曹頫，而更多是针对江南三织造历来的风气。应该说，这条朱批对于雍正来说是极其正面和善意的。否则，雍正写一句就够了，写得多是因为操心。这么多字用毛笔连想带写，要半个小时，曹頫可只是个小奴才。

先说说此雍正朱批里提到的王子胤祥。胤祥为康熙第十三子，雍正继位后，改胤祥为允详，加封为总理事务大臣，后晋封为怡亲王。雍正三年他曾总理京畿水利，对于防治河患、开辟营田，成绩颇多，而屡受恩赏。雍正五年，皇帝又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匾额予以褒奖，当年又加封为首任军机大臣，成为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深受雍正的器重。他被作为《红楼梦》里的第一号男贤人北静王水溶的原型被写进小说里。

从雍正批语能够看出，曹頫和胤祥的关系真是密切，也难怪，康熙后四次南巡，胤祥每次都随行，后两次南巡到南京，曹頫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胤祥也和水溶一样十八九岁，二人相交相知可以想象。我们读《红楼梦》，贾宝玉对北静王的那种崇敬感、依恋感，就源自于此。

“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这几句话在我看来，所显示的全是关爱之情。若认为这是交王子监管，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并没理解“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这句话，还在猜传奏的是曹頫的什么事。

“传奏”是递奏折的一种方式和渠道，换成“转奏”一词就好理解了，意思就是“安排怡亲王来转奏你的奏折是我的旨意”。说“交与王子”，是通过王子来转奏秘折沟通联络的意思，该语紧随“疼怜你”之后，因而“交与王子”更多包含着“照看照顾”的意思，甚至包括一品大员的奏折由怡亲王来转达也含有这个意思。

例如，直隶总督李维均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折朱批：“诸王大臣中，秉公为国家爱惜人才者惟怡亲王一人，卿倘有不便达朕琐屑之隐情，怡亲王尽能照拂，并可为卿周全，卿何乐不为此不担干系之坦途耶！大笑书此。”

再如，苏州织造胡凤翚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折朱批：“毋为朕将汝交与怡亲王，已得泰山之靠，遂放胆肆志、任意招摇也。倘少有辜负朕恩处，第一参劾尔者即系怡亲王，切莫误会！”

这两条批示都说明，至少在雍正眼里，被交与怡亲王，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三如，田文镜雍正二年十一月署理河南巡抚印务，奏请由怡亲王代为转奏，未获允许。原因是：“汝与诺岷为举朝所怨，众议沸腾，论奏者指不胜屈。”如若让他与怡亲王时通音问，“则舆论必指以为借势私交，不但汝与王负谤无益，亦于朕用人大体攸关，所以谕令拒而不纳也。……俟汝根基立定，官声表著之时，然后降旨命王照应，于汝则嫌疑无自而生矣。”

这条批语说明，田文镜想通过怡亲王来转奏，雍正为避嫌没有同意。想要与怡亲王结交并被“照看”，自己需要先搏个好名声。

“照看”一词，本意为“照顾”“照应”，并非雍正独创，而是当时普遍的口语，即便现代词汇，“照看”也是多为照顾之意，有人理解成“监管”，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故意的。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有《江宁织造曹頫奏遵旨照看熊赐履之子情形折》，曰：“李煦至江宁传宣圣旨，著效才照看前大学士臣熊赐履之子。钦此钦遵。奴才随亲往其家看视，其长子熊志伊，风痰时发，次子志契年九岁，幼子志夔年八岁，现在攻书，俱闭门不交外事，家中粗可过活。奴才先送与银二百两，为其家盘费之资。”理解成监管岂非滑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谕示总理事务大臣、诸王大臣等：“蒙古宾客皆皇考恩养之人，来时视其品级高下，排列整齐，加意照看，勿使劳苦。”同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内阁，也有“出税差官员往皆公帑无亏而羡余又足养赡家口、照看亲戚族人”之语。康熙南巡，在苏州织造署召见原任总兵严弘的幼儿文照、文烈时，就叮嘱江南督抚、织造：“此系功臣之子，着好生照看，候长成报部录用。”此种例子若干。

“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多数人对这句话都是泛泛一读，并没真正领会其中的意思。仔细来看这句话也是向着曹頫的，具体意思是说：“因你们向来的名声不好，我怕有人假冒我的意思来讹诈你、欺负你，若你不懂这一点，可能会错误领会了我的意思，故此特对你说明。”也就是嘱咐曹頫，别让人借名声不好假借皇帝的意思被人讹诈了，走得正行得端，不要生事败坏皇家的声誉。能够看出，这是雍正对曹頫这个小奴才的一片苦心。相对于雍正的严酷吏治来说，这一朱批是含有人情味的。

正确解读这条奏折，是解开雍正与曹頫及曹家关系的关键所在。

周汝昌先生在《文采风流曹雪芹》书中写道：“雍正四十多岁上才谋得篡位的机会，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党’，皇家一切内幕机密，他们了如指掌，怕一旦泄露了他的‘天机’，所以必须找个借口‘治’他。”且不说雍正是否篡位，但说“曹家是太子一党”毫无根据，“皇家内幕了如指掌“更是无稽之谈，康熙病世时，曹寅去世以及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都已有十年，康熙明言谁再要立太子就杀谁，身处南京被康熙视为“无知小孩”的曹頫哪有可能了解什么内幕机密，就算真有什么“天机”，但雍正这条批语真看不出他要成心“治”曹頫的想法。

3）雍正曾担心织造官员被陷害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请将曹頫等罚俸一年折》：

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奏事员外郎张文彬等传旨：朕穿的石青褂落色，此缎系何处织造？是何官员、太监挑选？库内许多缎疋，如何挑选落色缎疋做褂，现在库内所有缎疋，若皆落色，即是织造官员织得不好，倘库内缎疋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选缎疋人等，有意挑选落色缎疋，陷害织造官员，亦未可定。将此交与内务府总管等严查。钦此钦遵。

织造一共有三家，常出事的是曹家，若雍正真要蓄意惩治曹家的话，他应该这么下谕：“赶快查查，这批活儿是不是曹頫家干的？”相反，雍正还怕有人故意挑次品来陷害织造官员。

4）曹頫获罪被抄家后，也受到照顾

雍正六年正月，曹家被抄。然而，雍正对曹頫还存照顾之意。隋赫德在奉旨抄了曹頫的家以后的奏折说：“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蒙恩谕”三字说明，留房产让曹家人养老是雍正的谕旨，没有像对待李煦那样，将其全家男女老少妻子儿女200多口全部逮捕。李煦被抄后，判将他的家属及家仆等共“二百余名口，在苏州变卖”，在苏州卖不出去，还将他们“记档”，解送到北京，“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曹頫在抄家以后，还不算家破人亡。还能养得起三对佣人。

最为重要的一点，对待李煦本人，本来是“赦其罪”，在查出“李煦买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以后，即“依例将奸党李煦议以斩监候，秋后斩决”。雍正则批示：“李煦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于是七十三岁的李煦，还要充军到打牲乌拉，最终死在那里。

而曹頫在被抄家判罪后，隋赫德就任时又查出曹家私藏皇九子胤禟的镀金狮子，请示雍正皇帝“圣裁，以便遵行”。雍正却不予理睬，仅仅批示“销毁”二字而已。

胤禟与皇八子胤禩是同党，俗称“八爷党”，雍正与他俩势不两立，一个被他改名塞思黑，一个改名阿其那，八爷党被众多人认为在皇位争夺中最有实力，前面提到两江总督查弼纳也是其中一员，还供出了不少同党，胤禟也看好胤禩，并为他使了不少钱。

事实上胤禩虽有人缘，但很不受康熙待见，康熙曾当着众皇子的面斥责“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党羽相互勾结谋害胤礽，将其锁拿治罪”，后又宣称“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最恐怖的一句评语是：“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就在曹頫犯事前一年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将胤禩、胤禟之罪状颁示全国，议胤禩罪状四十款，议胤禟罪状二十八款，监禁，都死得很惨。结党、私藏禁物这可都是大罪。

李煦被议斩，就因了“奸党”二字。若真像周汝昌先生说得那样，雍正恨曹家恨得牙根痒痒，有这个重要物证和借口，还不赶紧像对待李煦一样“治”曹頫于死地而后快呼？

雍正对“镀金狮子”一事的处理，明显是不利于周先生观点的，然周先生偏偏拿其说事儿，在《红楼梦新证》中夸大其词多次提到“金狮子”，连“镀”字也去掉了。本因铸得不好，“交与曹頫，寄顿庙中”，周先生却危言耸听地说“曹雪芹父亲曹頫偷藏金狮子”，是“曹家终于败落，直接的原因之一”。

而事实是，明明“镀金狮子”事发的半年多前，曹家就已被判罪抄家了。事发后，曹家也并没有因之象李煦那样罪加一等。

5）曹颀等曹家其他人的前程并未因曹頫获罪而受任何影响

就在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的几天后，曹頫的三哥曹颀还获得了雍正亲笔题写的过年的“福”字。

四、雍正为什么最终没对曹家手下留情？

（一）、雍正的本性决定了与江南三织造水火不容

雍正曾谕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的三大性格特点，使得曹家走向没落成为一种必然。

第一，雍正以民为本，痛恨贪腐。

雍正在上台伊始的大年初一，他没有搞庆典，而是同时向全国大小官员发布了十一道谕旨，这是雍正执政期间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观其谕旨内容，突出的是对贪官的痛恨和对民众百姓的怜惜，强调吏治不害民，不虐民，不累民，不扰民，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此举一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词句：

其一，谕总督、巡抚：“有作奸犯科之豪猾，倚势剥民之缙绅，理应重加惩治”，“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卖官鬻爵，以缺之美恶，定酬赂之重轻，情同行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

其二，谕布政司、按察司、督学：“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资”，“营私黩货，旷职累民”，“民脂民膏，朘剥何堪！”

其三，谕提督、总兵官、副将等官：“上亏天家之粮饷，下朘穷卒之脂膏“，“辖兵爱民、均有责焉。善于恤兵，必善于爱民“，“恣意逞威。虐民生事，为害于地方，王法森严，决难轻贷!”

其四，谕知府、知州、知县：“国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令”，“近闻州县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顾忌，以小民之脂膏，饱贪吏之溪壑“，“今州县火耗。任意加增。视为成例。民何以堪乎？”

“州县官贤，民先受其利；州县官不肖，民先受其害“，“恃才而多事，谄媚上司以贪位，任纵胥吏以扰民”，”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廉洁爱民，奉公尽职”，“若狥私纳贿。不能率属爱民，贻害地方，蔑视宪典，三尺具在！”

除了自身反腐，对于刚正不阿敢于和腐败做斗争的大臣，雍正也多有褒奖甚至重用。胤禛还是皇子时，曾嘱托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替自己办些私事，被拒绝。胤禛即位后非但没有打击他，还赞扬说：“你担任郎官，拒绝皇子的要求，执法严格，我很高兴。”后来鄂尔泰青云直上。雍正五年作为江宁织造的曹頫因勒索驿站，被山东巡抚塞楞额举报，雍正谕旨曰：“塞楞额毫不瞻狥，据实参奏，深知联心，实为可嘉！若大臣等皆能如此，则众人咸知儆惕，孰敢背公营私？”

《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写当朝皇帝的脾气道：“如今的万岁爷是最圣明最仁慈的，独听了一个‘贪’字，或因糟蹋了百姓，或因恃势欺良，是极生气的”，对这个皇帝的描写，含有很大唱颂歌的成分，但能体现出当朝皇帝对贪腐的态度。纵观康熙、雍正、乾隆三人，最有资格接受这一颂歌的皇帝，非雍正莫属。

江南织造们，恰恰贪婪成性，中饱私囊，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榨取民脂民膏。

雍正强调织造官员不要有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的累民之举。 雍正元年，他对孙文成奏复勘估磐山寺庙情形折后朱批道：

你且修理着，等你明年后年来京时再定，千万不可借此开地方官缘簿生事，亦不可勉强，力量少不能，即暂借司库银两，朕自另有旨意。要仍循旧套那样占便宜的捐修，朕不愿如此。

曹家最终坏事就坏在巧立名目搜刮百姓占便宜这上面。

第二，雍正崇尚简朴，痛恨奢靡。

雍正皇帝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尤其是禅宗，更是深得法要，造诣很高，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并创立雍正禅学。他写的《醒世歌》被借鉴写成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我引几句：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同时，雍正也信奉道教，基本上是个无欲无求的人，因而在生活上，他崇尚和倡导简朴的风气。

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之第二百六十七件《江宁织造曹頫口传谕旨》中，有雍正皇帝的一段指示：

前织造等衙门贡献物件，其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见灯帷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比即切加诫谕。近因端阳届节，外间所进香囊、宫扇等件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亦甚至于绣地者，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盖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厚风俗，而厚风俗之道，必当崇俭而去奢。若诸官进献之物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间之俭约乎！

这段谕旨是值得耐心仔细一看的。文字不多，但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从谕旨内容不难看出，雍正喜简朴，讲求实用，“深恶奢侈”。他所做的就是从自身做起自上而下引导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雍正甚至还命曹頫到江南向各地官员口传此谕旨，要求崇俭戒奢。

在《江宁织造曹頫口传谕旨》中，除了讲到“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还有雍正的一段话：

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俭一端关系民生风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专力于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则天下共享太平之乐矣。昔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费力多，俭者取用多而费力少，则由奢入俭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谓难也。中外臣民其深体朕意，朕自身体力行，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弁与乡绅富户当钦遵朕谕，其共勉之，勿视为具文。特谕。

能说出这段话的皇帝，历史上并不多见。雍正喜简朴，而且身体力行，并要求全国官宦富人戒奢。而江南三织造所干的活儿，在康熙时代，偏偏就是奢华的制造者，以奢华来取悦皇上。但到雍正这儿，完全成了出力不讨好的活儿。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在《管理淮安关务年希尧陈明接奉江宁织造曹頫口传谕旨折》上，雍正朱批：“‘奢靡’二字当切戒。”

江南织造除了为皇家制造奢华，上行下效，自身也不免讲排场，吃喝玩乐，生活奢靡腐化。

第三，雍正讲实求真，痛恨玩虚的。

雍正善于自我批评，因批错了奏折，待弄清原委之后，他有这样一条批示：“岂有此理，朕大错了！朕错记名字，王钧做官名声好得很，把他当成马钟华了。朕的过错，惭愧，惭愧。”是非分明。

雍正皇帝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践行者。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是他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十三年。他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强调实事求是与务实，“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痛恶虚伪和形式主义。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巡抚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

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违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年）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与多数封建君王喜欢听报喜相比，雍正更重报忧。关于这点，他曾对湖南巡抚王国栋说：朕就是有神仙一样的本事，也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地方大吏奏报的情况来料理决断。因此，他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新任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在赴任前夕进宫陛见，雍正当面训导他：“你到江西要实心任事，洁己奉公，一毫不欺，凡事据实奏闻，务使有益于地方民生。”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江南崇明水师总兵林秀奏报地方米价等事，雍正在折子上的批复中叮嘱道：“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不可丝毫虚饰，以蹈欺蔽之咎。”

雍正批杭州织造孙文成奏折：“今既问你，凡事据实慎密直陈，不可造欺君诳上之孽”，“凡事少不据实，你领罪不起!"

批河南巡抚石文焯折：“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尔等，凡有累民之举，概令据实入告。尔等竟若罔闻，政令乖方一至于此，朕惟仰天泪下，亦无言可谕尔等也。”

雍正真乃一性情中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先生在《清宫档案揭秘》一书中写道：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雍正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务实反虚的思想。的确，雍正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帝，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

雍正的务实思想，在虚诈成习的封建官场有其闪耀火花的可贵之处；雍正高扬求实反虚的旗帜，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雍正推出的一系列务实反虚的举措，在康乾盛世的历史长河中作用独特，意义重大。正是雍正以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治国安邦，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末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积弊，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雍正一生只求一“真”字耳，若和他玩心眼儿，狐假虎威，投机取巧，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二）、雍正对江南织造的弊端洞悉于心

在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的十一道谕旨中，还包括重要的“谕道员”：“以轸恤民生为首务“，“各地专司道员，首当洁己惠民“，“粮道，扣克运费，苦累运丁，营私烦扰，贻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而于工程，漠不经意，一遇坍溃，谁之咎耶！”“盐道，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上亏国课，高擡盐价，下累小民”，“驿道，凡驿递马匹，假冒开销；岁修船只，虚浮不实，勒索多方”，“经管属吏，疲不能支，总之病官病民，悉缘贪黩”，“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曹家就属于道员一类。

其中对盐政，雍正指出：“盐道一员，尤关国课，迩年盐法弊窦丛生，正项钱粮每多亏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诛求无已，穷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补旧。再则盐商“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节俭”。他要求盐政尽情革除“陋例积习”“必思何以商，何以裕课，上供军国，下利闾阎，方为称职”。曹家与李家曾长期轮流职掌江淮盐务，弊病很多。 

由谕旨可见，雍正清肃江淮吏治与盐政的想法早已成竹在胸。“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李煦身为两淮巡盐御史，在康熙朝可以“耗羡”之名收取抽分与火耗的条件下，先后亏欠国库竟达百万两之巨，虽然李煦在康熙年间大规模补还过数次，到康熙去世时，仍欠织造库帑数十万两。

羊毛出在羊身上，盐税是国家税收，所谓代管盐务弥补亏空，实际上就是借收税之便，损公肥私，以截留税款，抬高盐价等手段巧取豪夺，获利的是巡盐御史，倒霉的是国家和老百姓。盐务上如此，织造业务上也是如此。江南的织造业，富了织造官和工头，但织造工人却是很苦的。当时坊间就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三更起来摇纬，五更爬进机房；冬天不能烘火，夏天不能乘凉；整天弯腰驼背，轮夜抛梭过管；穿的破衣烂衫，织的龙凤呈祥。

这是反映封建官僚地主对穷苦百姓残酷剥削的真实写照。

江南三织造在康熙时期，还有肩负一项使命，就是监视当地官员，正因如此，他们在江南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但到雍正那里，给皇帝打小报告的差事或者说特权也基本上让雍正给废了。

对于江南三织造的态度，由雍正对一奏折的批语可鉴。《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三册批李馥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折：

前者孙文成有捐修磬山之举，向来奉差织造人员往往自任捐修之名，而私向地方督抚司道等官假托上意，勒令捐助，从中反巧取余利，以饱私囊，而于正项又复克扣，借词某工用费若干，种种恶习，朕所深悉。……但此辈皆包衣下小人……岂肯以封疆大臣之去留，决定于微末小人之口。

这条朱批的口气是相当严肃和严厉的，不难看出雍正皇帝对织造官员的一些劣习心知肚明。在康熙朝时，江南织造除了蝇营狗苟，巧取豪夺，还狐假虎威，以至于地方官员也对其俯首听命，就像《红楼梦》里贾雨村门子所说的护身符名帖一样。此外，他们还与皇子们有着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雍正尚于居藩之时，就听说了允禩从李煦处索取二万两银子，送给允禵修建私家花园等事。应该说，李煦等人早在雍正接班之前就为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雍正皇帝在曹頫奏折里所提的“向来混账风俗惯”了就是指的以上这些风俗。若风俗不改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曹頫作为钦差大臣回江南，分别向年希尧、噶尔泰口传谕旨的也是这方面的内容。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两淮巡盐御使噶尔泰陈明接奉江宁织造曹頫口传谕旨折》：

奴才跪请圣安，曹頫口传圣谕：“以奴才等进呈龙袍及丰灯、香袋等物皆用绣地，靡费无益，且恐引诱小民；不务生产，有关风俗，特命奴才传谕。”奴才钦遵，随叩头谢恩讫。奴才上年蒙皇上召进陛见，三聆圣训，奴才仰体皇仁，谆诫淮商崇尚节俭，无事奢侈。今复蒙恩谕劝勉教诲，益见我皇上宵衣旰食，无时不以天下生民为计，深知稼穑艰难，虚靡无益，此诚德惠元元保育群生之至意。奴才加意恪遵，仰体圣心，凡两淮众商，时时劝勉，务使敦本崇俭，醇朴成风耳。为此具折，专差家人巴图赍捧跪奏。

雍正对此折朱批道：“诸凡奢侈风俗，皆从织造、盐商而起。今天津之风，莽鹄立整理四年，较前改革八九矣。尔可竭力劝导之。”

织造奢侈风俗的始作俑者！还嘱托噶尔泰竭力对织造等进行劝导。

风俗不改，体制不改，江南三织造花钱无度、入不敷出的积习不改，亏空和贪腐将是一定的，永远的。李煦作为当时江南三织造的领头羊，自然先入雍正的法眼。

五、曹家获罪的主要原因

（一）、李煦获罪是曹家落败的前奏

三家织造为何，单单拿李煦开刀呢？

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上谕李陈常代赔曹寅李煦亏欠理应缴部》载：

尚书赵申乔、侍郎孙柱、傅绅、汤右会等近前，以奉旨所交李陈常、年羹尧、李锡等所奏之事，奏曰：臣等遵旨问李煦，江宁、苏州两处所欠织造银两，共计八十一万九千余两。上曰：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将伊等所欠银廿四万两，令李陈常以两淮盐课羡余之银代赔。李陈常所赔银十六万两，理应缴部，若不缴部，仍付曹寅等，则愈致亏空，无所底止矣。

说明在康熙活着的时候，内务府就清楚地认识到，在亏欠问题上，曹、李两织造家是个无底洞。

当然，除了亏空之外，李煦被抄没也有直接的诱因。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内务府奏请严催李煦曹頫送交售参银两折》，内务府奏称，库存的六种人参分三等份交江南三织造代为售卖，孙文成呈称：“我分到之六种人参七百三十八斤十一两四钱，共售银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两九钱七分七厘五毫，俱已交付藩司等语。”曹頫共售银一万七千二百七十一两九钱七分七厘五毫，收得银八千两，已交付藩司，独独李煦“应交之银，分厘未交”。

为此，内务府给出的处理意见是：“查李煦、曹頫取去售卖之人参，已将两年，虽经多次催问，而李煦竟无交付，曹頫亦仍有九千二百余两未交。李煦、曹頫取去人参，究竟售与何人，抑或将售参之银伊等自己使用，既不可料。应即行文，严令彼等在年前即行送交，倘再推延不交，应即奏请将李煦、曹頫严加议处。为此，谨奏请旨。等因缮折。”

由此看出，李煦有点胆大妄为了，受到了内务府的严厉参劾。曹頫的情形还好一点，至少态度上还是积极的。树大招风，杀一儆百，李煦在劫难逃。这应该是李煦首先被查抄的主要诱因。树大根深的李煦都被查抄，日后乌烟瘴气的曹家被抄自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二）、事发前曹頫屡生事端

内务府“奏请将李煦、曹頫严加议处”，结果雍正只处理了李煦，即刻抄家，而放了曹家一马。可以说雍正对曹家并无恶意，首先允许亏空分三年付清，后在奏折里提醒曹頫防被人讹诈，应该说对曹頫算是仁至义尽，只能怪曹頫不争气或者说倒霉了。应该说，是曹頫接二连三的失误、失职、也都成了日后被抄家的部分因素。

1）雍正二年“人参贱卖案”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内务府总管来保奏三织造售参价银比历年均少折》：

案据奏事双全、员外郎张文彬、三等侍卫觉罗扎克三交出织造郎中孙文成等具奏卖人参折一件，传旨：人参在南省售卖价钱为何如此贱？早年售价如何？著问内务府总管。钦此钦遵。由太监刘玉、张玉柱传旨：人参在京时人皆争购，南省价贵，且系彼等取去后陆续出售者，理应比此地多得价银。看来反而比此地少者，显有隐瞒情形。此等事尔等理应先行查出参奏，今当朕询问时，始将缘由奏出。凡事交付尔等后，只是怕多说，招人怨恨，此后若仍如此，遇事不查出参奏，只等朕降旨，朕断不容许也。著将此明白查奏。钦此。

由此可以看出，不但钱没交清，售价上也存在着猫腻。这是雍正二年闰四月的事，或许正因此事，引起了雍正对曹頫的不满情绪，这从十几天后雍正在曹頫奏折上朱批可窥一斑。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江宁织造曹頫奏江南蝗灾情形并报米价折》：

“江宁织造奴才曹頫跪奏：江南因去冬雪少，今年闰四月间，蝗蝻生发，幸在二麦登收之时，不能为害。今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连得大雨，淋漓沾沛，蝗蝻僵灭大半，百姓俱现在插苗，及时播种，人心慰悦，太平无事。目下米价：上米每石一两二钱五分，次米一两一钱六分。谨将闰四月分晴雨录，恭呈御览，伏乞圣鉴。”

针对此折，雍正朱批如下：

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

雍正二年五月曹頫奏折

应该说曹頫的奏折内容并无过错之处，雍正却用了“寻罪”一词，雍正满胸怒气，与十几天前曹頫遭内务府参劾不无关系，可见雍正对弄虚作假、欺瞒营私之痛恨。好在此事对曹頫影响不是太大，因其被抄家尚在近四年之后。

2）雍正四年“绸缎轻薄案”

雍正四年三月初十日 《内务府总管允禄等题孙文成曹頫等织造绸缎轻薄议处本》折，孙文成和曹頫因所织的绸缎“薄而丝生”、“粗糙而分量轻”等质量问题被罚俸一年，司库、库使等多名官员也因受连累而受到内务府罚俸一年及削衔等处分。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务府奏三处织造送来赔补绸缎已收讫折》，有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意见：“胡凤翚临死勿论。曹頫现在此地，著将曹頫所交绸缎内轻薄者，完全加细挑出交伊织赔。倘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徇情，不加细查出，仍将轻薄绸缎存库，若经朕查出后，则将内务府总管及库上官员决不轻轻放过也。钦此。”

从此谕旨看出，雍正对曹頫的处理仅是“织赔”，而对内务府其他受牵连官员的要求似乎更严厉，连内务府总管也不放过。

3）雍正五年“御用褂面落色案”

据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奏御用褂面落色请将曹頫等罚俸一年折》，曹頫再次玩忽职守，造成了重大质量事故。结果又被罚俸一年，内务府其他官员同样也跟着倒霉，司库八十五罚俸一年，库使张保住鞭责五十。雍正同意了内务府的处理意见，并未深究，仅“依议，钦此”而已。李煦的继任高斌此次也遭遇质量问题，因非供御用，只罚俸半年。

雍正就是在最初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担心是否有人故意陷害冤枉江南的织造官员。因为曹頫的失职，内务府的大小官员们受了不少连累。

（三）勒索驿站致大祸临头

雍正五年，由曹頫负责押运龙衣进京的途中，“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内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被山东巡抚塞楞额举报。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著交部严审》载：

山东巡抚塞楞额奏，杭州等三处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于勘内外，多索夫马、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请旨禁查一折。奉谕旨：朕屡降谕旨，不许钦差官员、人役骚扰驿处。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俱于勘合之外，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甚属可恶！……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该督抚何以不据实奏闻？着该部一一察议具奏。织造差员现在京师，着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

这次雍正的态度很坚决：彻查，一查到底。但此谕并非针对曹頫，而是三织造并提。这也有点命中注定，假如这次不是曹頫带队亲自押运，因为是三家织造共同犯的事，曹頫很可能不至于被问罪，后果也绝不会那么严重。本来苏州织造高斌也是要进京的，雍正没批准，只点名让曹頫一人负责押运。假如有高斌做伴，曹頫可能也不会弄到被抄家的地步。

此案是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落败的直接原因，故此对这一案件的前后过程和审查的结果引全文如下：

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题，十二月初四奉旨：再查巡抚塞楞额所奏应付三路送缎人员马匹银钱数目单内开：一起，杭州织造府笔帖式德文，管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十七、八匹不等，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四两；家人、前站、管马、厨子等共银九两、十三两不等，俱交舍人冯姓经手。

公馆中伙饭食、草料共钱十余千、二十余千不等。一起，苏州织造府乌林人麻色管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九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十三匹。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两、二十四两不等；家人、前站、管马、厨子等共银九两、十三两不等，俱交承差李姓经手。公馆中伙饭食、草料共钱十余千、二十余千不等。一起，江宁织造府曹頫督运龙衣进京，勘合内填用驮马十四匹、骑马二匹，每站除照勘合应付外，加马二十三、五匹不等，又轿夫十二名、杠夫五十七名。每州县送程仪骡价二十四两、三十二两不等，家人、前站、管马、厨子等共银十两、十四两不等，俱交方姓经手。

公馆中伙饭食、草料共钱二十余千、三十余千不等。等语。即审询由旱路送缎匹之江宁织造员外郎曹頫、杭州织造笔帖式德文、苏州织造乌林人麻色：你们解送缎匹于沿途州县支取马匹等物，理应照勘合内数目支取，乃并不遵循定例，于勘合外任意加用沿途各站马匹、杠夫、骡价、银两，草料等物是怎么说？据曹頫供：“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缎匹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恐马惊逸，途间有失，于是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而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加用夫马，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

我受皇恩，身为职官，并不遵定例，多取驿马银两等物，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辩处？”等语。笔帖式德文、乌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俱新赴任所，去年初经陆运缎匹，以为例当应付，冒昧收受，听其预备，这就是我们死期到了，又有何辩处？”等语。讯问曹頫家人方三，德文舍人冯有金，麻色承差李姓家人祁住等：巡抚塞楞额奏称沿途驿站所给银两俱系你们经手，每站给过若干？共得过银若干？据同供：“沿途驿站所给银两俱系我们经手是实。所给数目多少不等，俱有账目可查。”等语。随将账目查看，内开：曹頫收过银三百六十七两二钱，德文收过银五百十八两三钱二分，麻色收过银五百零四两二钱。

查定例：驰驿官员索诈财物者革职，等语。但曹頫等俱系织造人员，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谨慎事体，敬守法律，乃并不遵例，而运送缎匹沿途骚扰驿站，索取银钱等物，殊属可恶。应将员外郎曹頫革职，笔帖式德文、库使麻色革退。笔帖式、库使均枷号两个月、鞭责一百，发遣乌喇，充当打牲壮丁。其曹頫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冯有金，虽听从曹頫等指令，而借前站为端，骚扰驿途，索取银钱，亦属可恶。

应将方三、祁住、冯有金各枷号两个月。方三、祁住鞭责一百，冯有金责四十板。其曹頫等沿途索取银两虽有账目，不便据以为实，应将现在账目银两照数严追，令交广储司外，行文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巡抚，如此项银两于伊等所记账目有多取之处，将实收数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赔还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仔细读上述卷宗的话，会发现在同时运送龙衣的三家织造中，曹頫收银是最少的，只有三百多两，杭州织造的德文收银最多，五百多两，苏州织造的麻色也收了五百多两。但人家主人没跟着，作为领队的曹頫只能是自认倒霉了。

勒索驿站，应该是多年沿袭的传统习惯或者说潜规则，说白一点，就是长期以皇家家奴的身份借送龙衣之名沿途敲诈勒索。勒索驿站这种习惯，明朝就有，用驿站的马匹驿站还要给惜马钱，否则把马尾巴给割了，或者饿个半死，驿站苦不堪言。大明甚至亡就亡在驿站上，李自成就曾是一名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