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丨保罗·约翰逊与保守主义的命运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摄影：Richard Baker/In Pictures/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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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观察家丨保罗·约翰逊与保守主义的命运

多米尼克·格林（Dominic Green）

记者、编辑和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于1月12日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在母国英国，他绝非毫无荣誉可言的先知。不过，在美国，人们远为严肃地看待他。这些截然不同的对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约翰逊职业生涯的两个阶段，也反映了他从左派奔赴右派的艰难政治跋涉，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内核中历久弥坚的二元性。

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约翰逊是一名英国记者和喜好与人论战的专栏作家。作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主编，约翰逊力推其订阅量创下历史新高。这本杂志自1965年起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左翼杂志。第二阶段始于1970年，那一年，他从《新政治家》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但因社会主义经济学和道德自由化的缺陷变得凸显，这一阶段早在六十年代就在酝酿之中了。七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崩溃，约翰逊开始了公开的造反。

约翰逊成了英国投奔右派的最显赫变节者，也成了英国左派最明白无误的祸害。他还开始写书，那些作品结合了记者凝练简洁的写作训练和历史学家诠释经典时的坚韧毅力。这第二个约翰逊就是今天的约翰逊，他的去世在美国保守派媒体那里引发了连串悼念。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他是有关基督教、教皇、犹太人、英国人、美国人、二十世纪现代史的通透晓畅但包罗万象的单卷本历史著作的作者；在那段现代史中，他扮演了作为战斗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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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约翰逊，1928年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中间名比德（Bede），是那位中世纪早期僧侣和圣人的名字，其《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令其成为英吉利民族的第一位历史学家。约翰逊之父，是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斯托克市（Stoke-on-Trent）的一位艺术家和学校校长，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的小说即受当地工业地形的启发。（比德，生于约公元673年，卒于公元735年，英国历史学家。《英吉利教会史》完成于731年。阿诺德·本涅特，生于1867年，卒于1931年，英国作家。——译注）

保罗在斯托尼赫斯特学院（Stonyhurst College）接受了耶稣会士的私人教育。1946年，他前往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就读。他在极好辩的学者泰勒指导下研读历史(约翰逊写道: “他的幽默感是不可靠的，有时甚至是不存在的”) ，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没有系领带，穿着敞开领口的衬衫”)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刘易斯（“他让莫德林的演讲厅挤得水泄不通，讲台上的女孩坐在他脚边。据说他让她们极度兴奋，乃至于你诱惑她们的最好机会是在他演讲的那天晚上”)有一面之缘。（泰勒，即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生于1906年，卒于1990年，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即Clive Staples Lewis，生于1898年，卒于1963年，英国作家。——译注）

约翰逊展示了成为画家的迹象，但其父建议他不要从事艺术工作: “艺术的坏时代即将到来，保罗: 毕加索这样的骗子将主导未来半个世纪。”服完义务兵役后，他在巴黎为一家杂志社工作。在那里，他见到了夏尔·戴高乐(“患有口臭”)、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点了七杯干马丁尼，并把它们排成一排”)、巴勃罗·毕加索(“可能是我实际上见过的最邪恶的人”)和让-保罗·萨特。萨特是“非常丑陋的小人”，但“不像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他慷慨大方”，在利普啤酒屋(Brasserie Lipp)为约翰逊买过单。

1955年，约翰逊加入《新政治家》。第二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英国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秩序中是多么严重地落伍了，并导致首相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辞职。约翰逊写道他时称：“一位倒霉的政治家，但必须讲，他的判断力很差。”约翰逊的第一部专著《苏伊士战争》(The Suez War)在英国撤出运河区的几周内面世，是第一本用英语详细讲述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沆瀣一气的著作。（《苏伊士战争》，初版于1957年。——译注）

约翰逊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或门肯（H.L. Mencken）那样，著作等身，学识渊博。作为编辑、作家和和经常上电视的主持人，他是六十年代媒体闪亮新世界的核心人物。随着左派开始在各机构中长期侵淫且显然停不下来，他似乎注定要站在胜利一方。他最初的顾虑是文化和道德上的，而非经济和政治上的。约翰逊发表于1964年英国大选前的文章《披头士主义的威胁》(The Menace of Beatlism)抨击了那些不择手段争取选票，在“作为向导和顾问的青年”面前卑躬屈膝的政客。（塞缪尔·约翰逊，生于1709年，, 卒于1784年，英国作家。门肯，生于1880年，卒于 1956年，美国作家。——译注）

“音乐演奏时，摄像机肆无忌惮地停留在观众脸庞上。那些脸庞揭示了一条多么深不可测的空虚鸿沟啊！那些被廉价糖果弄得肿胀、被连锁商店的化妆品玷污的巨大的脸庞，那张开、下垂的嘴巴和呆滞的眼睛，那断裂的细高跟鞋后跟: 这是被商业机器奴役的一代人。这一‘青年’形象的背后，显然有一些精明的老年人在操弄。”

约翰逊有关青少年和流行文化的意见，类似于另一位北英格兰天主教徒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在《发条橙》( 1962年)中的醒悟。那些意见还预见到了约翰逊在他有关二十世纪历史的作品《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83年)中对相对主义、墨守成规和琐碎事务的持续抨击。到六十年代末，他还对工党及其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失去信心(“假如你忘记他那灾难性的职业生涯……就好了”)。早在1958年，约翰逊就与心理治疗师玛格丽特·亨特(Margaret Hunt)成婚，他们有四个孩子需要抚养。到七十年代中期，英国正迈向破产，约翰逊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基督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1976年]。（安东尼·伯吉斯，本名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生于1917年，卒于1993年，英国作家。）

“左派没有答案”，他回忆道。“我开始厌恶那些太过强大的工会，它们正摧毁英国。”在《社会之敌》(Enemies of Society，1977年)一书中，约翰逊称工会领导人为“法西斯分子”。政治转向完成后，约翰逊成了一位跨越大西洋的小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的倡导者。英国左派并不原谅他的背信变节。

1981年，约翰逊开始了作为《旁观者》周刊（Spectator ）专栏作家的二十八年职业生涯，右派认可其选择，左派却仇恨不已。业余剧作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称，约翰逊的红头发让他看起来像“一家阴毛工厂发生了一次爆炸”。讽刺杂志《私眼》（Private Eye ）的年长青年称他为“疯人院”约翰逊（“Loonybins” Johnson）。当约翰逊的情妇告诉媒体，约翰逊喜欢被打屁股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嘲笑他为“打屁股的约翰逊”，“狂吠的保守党小册子作者”。俗话说得好，右派寻找皈依者，但左派寻找异教徒。（乔纳森·米勒，生于1934年，卒于2019年，英国剧作家、导演、演员、医生。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生于1949年，卒于2011年，美国作家和记者。——译注）

约翰逊在牛津时就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 (“她不喜欢派对，是一个自己下定决心的人”)。1979年她当选首相后，他成了她的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1980年早些时候，约翰逊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担任访问学者时曾向撒切尔夫人预言，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将是罗纳德·里根 (“第一次见他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约翰逊写道，他们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美伙伴关系之一”。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有强大的意志力(“比政治中的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对“他们与很多普通民众共同遭遇的直觉难题”有强烈的感情，并且“对两三个中心政策点有明确看法”。这些不一定是思想原则。他们也不是天生的保守派。约翰逊在其政治生涯的两个阶段都一直是知识分子，他所倡导的保守主义也一直是他自己的。两个约翰逊，左翼的和右翼的，英国记者和美国历史学家，存在于同一个人那里，仰赖同样的天主教基础。 

假如说时间的流逝在驱使他从先锋迈向最后的深渊时使他摆脱了青年人幻想的重负，那么它也证实了青年人的一些教训。约翰逊的基督教原则没有变，变的只是那些原则的表达形式。这也影响了他在美国的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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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英国人看待知识分子是满腹狐疑的，尤其是，假如他们是犹太人或天主教徒，并因而被怀疑对欧洲影响持开放态度时：例如，约翰逊早期对法国左翼政治的同情。考虑到英国国教是英国宪法秩序的一部分，公开展示宗教情感被认为是庸俗的，也有点多余。保守党绝少发现自己要被迫围绕社会保守议题展开活动，而且它这样做的时候也是不自在的。

假如说保守主义的血统是“从伯克到柯克”，那么英国的保守派人士更像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而非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 ；前者看到了建立教会的必要性，但希望将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后者则认为宗教对社会和组织社会的政治至关重要。工党也是如此，尽管从历史上看，它受惠于循道宗教义（Methodism）还多于马克思。当托尼·布莱尔想谈论自己的信仰时，其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称: “我们不信上帝。”（拉塞尔·柯克，生于1918年，卒于1994年，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译注）

相比之下，在美国，宗教自由市场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社会保守派是共和党基础选民中活跃的一部分。证明信仰是参选总统的先决条件。左派对学院的掌控遭到大量反机构的机构、智库和杂志从侧翼包围。约翰逊支持宗教道德的主张是英国政治中的一个思想挑战，却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中的日常现实。

约翰逊和其他作家一样着力，在美国传播理想的西方文明，尤其是犹太-基督教文明。这些理念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约翰逊的儿子丹尼尔（Daniel）是那些理念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而且他也在国外找到了更乐意倾听的受众。像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那样，保罗·约翰逊也发现，原本被认为轻佻肤浅、头脑简单的美国人，却比英国人对思想更感兴趣。2006年，约翰逊从美国总统小布什那里接过总统自由勋章，但直到2013年，他才被任命为大英帝国勋爵（Compan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这一点是有启示意义的。（罗杰·斯克鲁顿，生于1944年，卒于2020年，英国政治哲学家。——译注）

约翰逊在经济领域倡导小政府，在道德领域倡导政府实施干预，其间的矛盾反映了保守主义的双重遗产。伯克有维护自身隐私的绅士权利; 德迈斯特有实施调解的贵族责任。同样，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行动自由，其结果可能与宗教原则不相容。美国保守派人士如今难以像保罗·约翰逊那样调和这些传统，这并非思想生命力的标志。（德迈斯特，即Joseph de Maistre，生于1753年，卒于1821年，法国道德哲学家。——译注）

[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专栏作家，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本文原题“Paul Johnson and the fate of conservatism”，见于《华盛顿观察家》杂志（Washington Examiner）网站，2023年1月19日发布。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无法保证准确理解原文。]

原文地址：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tics/paul-johnson-and-the-fate-of-conserva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