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信仰变得更加落地、更现实，《满江红》是张艺谋的又一次尝试

谈一谈初步记忆下的个人感想。

《满江红》中，张艺谋让岳飞成为了内里的主角。先是对岳飞的去符号化处理，落回到真实存在的相对“矮化”个体之人，而后又将这种形象扩大到了群体范围，重新赋予了更加扎实的“爱国”符号意义。

可以看到，张艺谋设计了丰富的手法，一切都是为了让人物在落地的微观层面上站住，呈现出内心诉求与性格走向的真实感，从而最终统一导向共通的民族情怀，形成结尾。

共时电影的设计，让观众只能跟随易烊千玺的视角去调查，接近并观察每一个人物，也不能依赖任何“超人视角”的全知客观叙事，从而早早获得对人物的真相把握。如此一来，易烊千玺成为了观众的立场，是唯一确定的存在，而他身上最为坚定且明确的“爱国情怀”，也定下了本片关于“爱国与否“判断的最终落脚点。而在他之外，所有人物都更加“渺小“，也就显得更加“真实”。沈腾与魏翔等人出演的“小人物”角色，在面对事件波及自身的反应中，做出了种种不同于易烊千玺之“高大“的行为，在易烊千玺的眼中便呈现出了种种预测与判断，同时构成了观众对他们的分析判断，并在一次次的反转中推翻、重建，直到最后关于“内心爱国情”的真相。

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到作为观察者的易烊千玺身上，引导他的改变，并打入了同立场的观众的内心之中。延续到最后，扩展到多人的持续反转，每一次都会在易烊千玺心中重建其对于其他小人物“爱国程度”的认知，一直到最后触及“最高级坏人”的反转，升级到究极的高潮。与此同时，作为自己转变的表现，易烊千玺也逐步加入到了反转之中，这说明了他与其他反转“小人物”的趋同变化。

在电影的开头，张艺谋就给出了作品核心的表达要素，瞬间搭建起了通向主题的表意系统。士兵们穿过一连串的胡同和庭院，抵达了金国使者的尸体。它给出了事件的结果，而去往它的过程，则是徘徊的过道“迷雾”。而同为“迷雾”的，还有沈腾饰演的张大，其在此时表现出的“利己小人物”之表。抓阄时的他，只顾及自己的生命，对是否由自己的狡诈而导致他人的死亡毫无概念。他目睹死刑的第一视角，成为了他此前为了保命而滑稽行事的延续，强化了他内心动机的“小”：只因怕死求生而行动。

而在另一方面，易烊千玺面对一切毫不动摇的刚硬，与他穿过胡同“迷雾”的移动一样，是本片人物共同穿越“表面”而走向的，关于众小人物“爱国与否的“谜底结果”。在与沈腾的第一次接触中，电影就展现了易烊千玺与他的不同，冷漠秉公，又带有对沈腾的威逼利诱。这一点也延续到了随后的各个段落中，易烊千玺被沈腾指引着，以“秉公”的状态面对各个人物，对疑似的敌人毫不留情到直接杀死的地步，对官场气息十足的长官也亳不谄媚。

前半段中，由于易烊千玺内心世界的表达空白，观众便只能站在他的“眼睛”视角上，看到其对沈腾等人的表层观察。沈腾的利己，歌姬的怕死，张译和岳云鹏的滥用职权，各个配角在严刑拷打之下招供不迭的软骨头，以及熟谙官场文化与裙带规则的“世故”，都似乎构成了与易烊千玺截然相反的“卑劣小人”形象，与其秉公无私的为国之心毫不相干。在一众为己的小人中，只有易烊千玺的行为动机是由“为国办案”的“公心“而驱动，为了办案不惜一切私利。

而在另一方面，易烊千玺的内心空白，也让他自身的“爱国”形象更多地停留在刻板的概念化状态，不具备个体内心的支撑感。这也正是岳飞在教科书中的“符号”形象，需要在对小人物们的内心观察与影响接受中改变。

随着电影的发展，沈腾等人的形象反转，对应着易烊千玺视角之下“小人物”的转变，这也是易烊千玺本人的观点转变：其他人看似毫不关心国家，一切只是在他调查时的威逼之下走到案件的真相，但“为国”其实是每个人行为的固有驱动力，他们与易烊千玺是一样的。他们相继的死亡，看似是小人行为的被惩处，实则为了国家大义的主动牺牲。

进一步地，张艺谋还展现了易烊千玺这种“忠义”的局限性，强调了具有更真实人性的“小人物”的“为国”的可行性。第一个表现段落，是金国礼仪官被杀的部分。始终唯唯诺诺的利己主义者沈腾，突然爆起除害，而更加“外表刚硬”的易烊千玺，反而对金国人的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甚至被设计入局而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为“政府“尽忠却反受“政府”所用。与此同时，随着对于“完全秉公“的报国局限性的愈发认知，易烊千玺也接受着张大等人的影响，逐步有了更“人性化”的幽默互动，带着他走向有效的“为国”之路。

这便带来了影片中段的重要内容：易烊千玺对外观察视角之下的接收内容变化，随之带来他自己的观念变化。一方面，他看着自己为之效命的“宏观体制”，对自己进行陷害，对其他小人物轻贱，另一方面则是小人物沈腾时而流露的纯朴性情，虽然利己，但对人与国都有着亳不计算的真诚流露。在沈腾等人与张译等官员发生交互时，易烊千玺始终站在后景中，虽然依旧冷漠，但其与沈腾的直接互动中，却逐渐有了“冰山融化”的“接地气“式表达。他对三个部下的态度转变等细节，让易烊千玺的形象转变愈发丰富起来。

事实上，在最开始的阶段，易烊千玺藏下信件，已经对他内心暗藏的“沈腾式状态”做出了开启，成为了冰山表情下的真实，随之引导出逐渐表面化的“溶解”。从冷硬机械的“为国”，走向“更具小人物内心真实感”的为国，是易烊千玺通过案件真相的探查过程而逐步确立的观念，也让易烊千玺从观众眼中更加概念化的一个“爱国”符号，落回到了有血有肉，逐渐与沈腾有了动作同调的血肉之人，甚至在最后一个阶段里有了持续的反转，让他是否依然是“机械爱国忠君者“成为了悬疑，引导出他与组织相处，用表演实现自己爱国目的的“油滑”。

这无疑是对岳飞形象的再诠释——比起历史课本上那个毫无人之个体实感的“爱国概念”，真正的岳飞是更加微观的人，他未必完全大公无私，也会有着自己的小法、算计与手段，在宏观层面上不那么“完美”，但也正是这样的岳飞，才能真正践行自己的爱国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张艺谋赋予背景音乐的表意功能。大部分时间里，背景里都伴随着传统戏曲和“二手玫瑰”风格音乐的伴奏，给予了画面以充分的舞台戏剧感，沈腾等“小人物”在其中便成为了“表演者”。而到了沈腾杀使官，音乐第一次变成了煽情的“正能量”，它打破了此前的“戏剧表演感”，说明了沈腾此刻胸中热血的真实性。而后，音乐再次回到戏曲状态，沈腾也回到了“利己小人物”的状态，继续谄媚地游走于官场中，油嘴滑舌地保命，但这一瞬间关于民族大义的真实，却必然构成了沈腾表演之下的本质。

从类型片角度上讲，这个设计引导出了影片类型化需要的悬疑要素，也让演员们难以完全规避的搞笑气质很自然地融入了整体表达，给予影片以喜剧元素，而不会像很多喜剧电影一样地，似乎只是在叙述线中突然增加了一场短暂的小品，语境氛围、表达方向，都与整体系统完全不搭配。角色的喜感，来源于他们面对被怀疑的个人危机时，出于“普通人”甚至“低于普通人”格局的性格，让他们显得或手足无措，或自作聪明，或世故圆滑。这都是“非易烊千玺者”理应具有的合理反应，似乎将自己的个体安危放在了第一位，节操也并非完全高尚。然而，当结局来到，这一切都成为了对张艺谋最终表达的铺垫——即使是普通人，甚至是操行有亏的“小人”，胸中也会存在着民族情怀的火焰。不高尚，也拥有，打破对“人品道德高度“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全民族共通的群体性精神。

在电影里，张艺谋特意强化了空间的移动与转换。易烊千玺的角色始终行走在逼仄的胡同之间，穿过一个又一个幽深的房间。这意味着，构图里的空间往往是狭窄的，且在频繁的跟随摄影与第一视角中，形成迷宫行走一般的感觉。这象征着易烊千玺与观众共同面对的悬疑，既是案件的悬疑，也是参与者们的人性的悬疑——拍摄人物脸部时频繁出现的”遮挡构图”，让人物的表情变得不明确，也有着同样的作用。同时，狭窄的构图，也压制着身处其中的易烊千玺，正构成了对“政治体系”的象征，让他概念化的符号式机械“爱国”无法实现，直到他在最后一刻的热泪朗诵，构图方才解除了狭窄的过道，来到了宽阔的空间。

当我们经历了不断的反转，不断的怀疑他人，最后来到了真相的终点时，一切空间才终于豁然开朗。即使人各有其内心，即使人自怀“私念”，但在民族大义的面前，他们却都是一样的姿态：民族性大于一切的姿态，这恰恰是最真实可信的群体姿态，是民族力量的支撑点。

可以说，本片的主角是易烊千玺，实际上也是岳飞，前者是后者的象征。易烊千玺，以及其逐渐转成同调的沈腾，与高官的相处，正对应着岳飞与秦桧等人的相处。而通过对宏观组织之“国”的观察，对“个体“小人物的接收，对于“宏观”与“个体“爱国之表里的感受，易烊千玺自身便完成了从“无感情的爱国机器人”到“有小人物之情的爱国践行者”的转变。真正的爱国方从看似正确的“宏观组织”到表面卑劣的“个体普通人”转变，而被宏观组织压制了爱国努力的易烊千玺，其作为爱国者的自身形象，也从宏观符号变为了微观个人——在第三部分里，他甚至与沈腾等人一样，开始在高官面前表演出趋炎附势的样子，屈伸自如，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

随之，张艺谋对于“岳飞”的去概念、去符号化，以及对其“不完美之人性”拥有者的属性强调，也随着易烊千玺向着沈腾的转变而完成。可以说，在开头，易烊千玺是符号化的“爱国”，也是符号化的岳飞。而随着影片的发展，借由动作、言谈、表情、情绪、待人接物上的同步化，易烊千玺变成了沈腾等人，而“岳飞”的象征者也扩大到了这一个“小人物”的群体。

这是非常微妙的表达。在“人性”层面，它让爱国的岳飞变回了有复合式人情的真实个体。而在“数量”层面，它却又强化了这种“小人物爱国者”的群体性——一个又一个的“渺小个体”集合起来，方才构成真正强大的民族力量，微观的岳飞是他们的代表，而所有“岳飞”的聚力则构成了民族不倒的成果。个体岳飞无法做到的“维护民族”之事，却在历史的推进洪流中，由一个个的后继者延续了下去，得到最终的实现。

对“岳飞”的去魅，去掉爱国偶像化光环后对“小人物化真实人性上的爱国”的突出，让岳飞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之心更具有说服力。而在另一方面，去魅后的岳飞力量弱化，其精神在诸多个体中的扩展与延续，则又让他成为了另一种“符号”，作为“真实的爱国之人”的符号，让个体岳飞无法做到的事情在群体性下得以实现。这便是本片的内在表达。这显然更接近于真实历史里的岳飞其人：如果只是一个不顾一切的耿直爱国者，他根本无法处理好与秦桧等权臣的关系，无法在体系里保持地位，必要的“人性化”与“小人物化”是完全必要的。而他在历史里的失败，也被“岳飞群体”的最终成功，赋予了精神接力的积极意义。

作为“岳飞“而言，单纯的概念化符号不具有信服力，因此需要完成对他的去概念化。而个体岳飞在努力失败后的历史作用，又需要对他进行精神上的群体辐射，让他以一种更具有信服力的真实形态，重新获得对集体的符号化地位。本片由易烊千玺的转变所完成的，便是这样的过程。

随之，作为电影标题的《满江红》，也从仅仅是一段文字的作品，变成了真情实感地书写与朗诵的载体，而其蕴含的“爱国”内核，则从停留在教材上的考点总结，变成了作者岳飞的热血喷洒与读者观众的切身感受。在结尾，易烊千玺带着一众士兵朗诵《满江红》，作为首领的他真正成为了“岳飞”，而镜头从他切到众人的全景，随后在“易烊千玺——沈腾等人——众人”的切镜中再一次确凿。这让“岳飞”扩大到了群体范畴。“这首词永远不会被遗忘了”，宣示了岳飞作为真实个体的真实爱国精神的必然传承。结尾处，易烊千玺再次手起刃落，与开头的杀人形成呼应，但其内心已经完成了“机械效忠”到“人情驱动”的巨大转变。

从《悬崖之上》与《狙击手》中，我们都能看到张艺谋愈发的驾轻就熟，他逐渐可以在主旋律诉求、商业元素诉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同步地实现自己的表达设计，展示自己的创作志趣。

在《悬崖之上》中，张艺谋将信仰变得更加落地，更现实。其实现手段，便是对信仰的压迫，展现信仰在受到压迫后的动摇。为了强化信仰所受到压迫的极端性，张艺谋大胆地将信仰与人类的天性、本能，高度地对立了起来，让信仰与本性实现贯穿作品的冲突对抗，用角色们借助精神意志力而对本性的强行压制，衬托出了他们在那个时代里贯彻信仰的决心之大——在这个极端化的岁月，想要实现信仰，需要的不是理想化，而是非常残酷的天性压抑，这是比肉体痛苦更深刻的内心煎熬与灵魂牺牲。

《狙击手》里，以情感为切入点的思路，符合狙击对决的特质。不同于大军团战斗，狙击的交锋往往是高度压抑而冰冷的，分析、判断的思维较量更加重要，一旦出手就会分出胜负。这就带出了狙击战一种复合的气质：随时面对死亡的激荡，以及保持冷静思路的克制。

因此，在这样的对战中，情感才可以得到两个极端的对立和冲突，产生充分的戏剧效果，被推升到张力的顶点。情感的压抑、爆发，以及其所引发的胜与败，是表层里狙击对决的内容，也是内在的主题表达主干。遍布场景的冰雪环境，频繁使用的“平稳移动的狙击镜第一人称视角”，都形成了对情感压抑状态的侧、正面表现，结合戏剧层面的内心冲击文本，混合出了表达的效果。

可以说，在这条道路上，张艺谋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且时常能拿出各具亮点的设计构思。而《满江红》，无疑是又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