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出版社：《至味杭州》

【苦口斋主人按语】今天，华师大长江学者刘阳教授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一本厚书一一巜至味杭州》，浙江省饮服公司原总经理戴宁主编，浙江省委原副书记夏宝龙作序，一看目录名家荟萃，其中收有刘教授复旦大学读博时期的一篇散文巜赋得知味缘》，我的《杭州忆，最忆是“知味”》的长篇散文亦因《浙江日报》理论评论部原副主任朱国良的推荐而被录用。

                                                           杭州忆，最忆是“知味”

                                                                           金新

      白乐天有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而对于我来说，倘若有人询问“民以食为天”，必答曰：“杭州忆，最忆是‘知味’！”

      所谓“知味”者，“知味观”也。

      这并不因为“知味观”创办于1913年，是一个名闻遐迩的百年老店；也并不因为当年的创办人之一孙翼齐留有“欲知我味，观料便知”诸字及其有口皆碑之“知味停车，闻香下马”，具深厚的企业诚信文化底蕴。

       人生在世，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渡过生命之河时，往往会于记忆的深处“镌”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往事，而这一些往事之间，貌若风马牛不相及，实质每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以佛教用语来讲，叫“缘”。

       父亲是东阳人，照例应该爱吃米粉干、六谷饼、冻米糖、麦芽糖、霉干菜……然而他偏对八竿子打不着的“知味观”的小笼包子情有独钟。

       记得1981年还是1982年，与父亲患难与共的母亲突发心脏病，住进了浙江省中医院内科病房，我与妻子当年适值恋爱时节，她刚好是这所医院骨科病房的护士，“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切有她安排照顾，但父亲依旧放心不下，一定要去探望。

      父亲时年七十又五，花白的头发略显稀疏，根根冲冠，岁月的沧桑掩饰不住他那曾经的不羁的魂灵，虽经“文革”折磨，仍精神矍铄，只是偶尔从眼神里能看见一丝飘忽而过的忧伤，那大抵是“虎落平阳”后屈辱心灵的折射。

       我与妻子护送父亲从邮电路（也叫教仁街）旁的医院出来，去搭乘7路公交车，途经湖滨仁和路上的“知味观”，父亲突然提议要到那里请我俩客，结果是他滴水未沾，看着我们吃完了三客小笼包子、两碗猫耳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吝啬的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延安路上，一边开着海丰西餐馆，一边开着素春斋、杭州酒家、新会酒家、宁波汤团店，有时跟着父亲路过那里，他往往脚步匆匆，压根儿没有想到要给我——他正在长身体的小儿子，买点什么吃的。

    “无巧不成书”，著名小说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第19章的后半部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许三观“巧妇‘可’为无米之炊”，为饿得躺在床上发慌的家人进行精神会餐：“我现在做口头上的厨师，你们想吃什么就告诉我。”结果他“按需‘分配’”，为大老、二老、三老各“做”了一份红烧肉，为妻子“做”了一道清炖鲫鱼，给自己“做”了一只葱爆猪肝，他绘声绘色地描摹了每一道菜的制作过程，这些菜虽然都只是极普通的家常菜，却引出了一片响亮的吞口水的声音。这场虚拟的“盛宴”，是一种荒诞的描写，这种描写有非常真实的寓意在里面，而这种寓意没有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摧残的人，“饱汉不知饿汉饥”，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我与余华笔下的许三观的三个孩子，应该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只是一个为文学虚构，一个为生活真实而已。我虽没有“听‘吃’”的奇遇，却常有“看‘吃’”的“精神会餐”。父亲是学法律的，由于天赋与勤学的缘故相当有造诣，颇得曾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国民党司法部长谢冠生与最高法院院长谢瀛洲的青睐，素有师生之谊，出于对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丧失信心，父亲1948年于广州口岸与恩师谢瀛洲、学生金世鼎（东阳同乡，后为台湾立法委员）饯别“去国”，而又因“怀乡”，1951年听从邵力子的召唤阴错阳差从香港回归大陆，嗣后辗转来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那是一个“人治”的时代，奇怪的是，一批被“养”起来的所谓“参事”——曾经目睹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一有家庭纠葛，总是将我父亲邀去充当“法律顾问”，回报便是请一顿饭。在一个粮票、肉票、水产票、豆腐票一应齐全的日子里，即便是眼下的穷人，也难以想像到那个饥荒的时代一顿饭意味着什么。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看‘吃’”，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的夜晚。父亲被一个经常来我家的叫杜伟（好像是原国民党一个什么军的军长）的老头叫到好像是新会酒家的楼上吃饭，母亲因父亲的历史遗留问题被强制到余杭的石蜡（音）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我只能站在昏黄的路灯下等着父亲一起回家，透过二楼（当时只有两层高）的透明玻璃窗，看着里面上天赋予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吃，幼小的我等累了，等饿了，蹒跚着横穿马路，到海丰西餐馆门口，脸蛋贴着蛋糕陈列窗那冰冷的透明玻璃，眼巴巴地瞧着每只10元至20元不等的各式拼花蛋糕，“望‘糕’止‘饿’”。那年月，父亲被打成右派，工资最低时仅18元，最高45元，而这微薄的薪水要养活一家6口人（大哥已自食其力，除外），此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如此拮据的家境，高价蛋糕之于我，不啻雾里花，水中月。

       那次不知是怎么回家的，大约是坐在酒家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被父亲背回家的，大约是半瞌睡状态下胡里糊涂跟在父亲身后跌跌冲冲回家的。

      不过，父亲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他有一只上下班拎的本白色的破帆布包公文包，塞着各种文史资料的空隙间有一个旧的铝质饭盒：有时里面会有几个从圣塘路省府食堂里买来的刀切馒头，切成片在铁锅里烤干了给我吃，咬起来咯崩咯崩的，有股香味，只是亏了牙齿；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个不晓得哪里弄来的小肉包子，这之于吃多了菜皮菜根的我实在是“天珍”。而为此烟瘾非常大的父亲就是1毛4分一包的勇士牌香烟也舍不得抽，专在政协或参事室开会时捡别人丢弃的烟屁股，因而落下一个消极抵抗社会主义，蓄意败坏国家工作人员名声的罪名，多次横遭批判，以至于错过了右派“摘帽”的机会。汉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就宽容多了，可惜这封建政客也同样生不逢时。

       知道那铝质饭盒内偶尔有的小肉包子来自仁和路上的百年名店知味观，是后来的事了。

       因为营养不良，我从小体弱多病，患过心脏病、肾炎，一次好像是母亲从农场请假回来为我治病，从省中医院出来，带我到知味观，给我买了一份“心仪”的美食——小笼包子，还给加了一碗蛋丝汤。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一客完整的热气腾腾的知味观小笼包子，薄薄的似乎晶莹剔透的皮，里面隐隐约约可见鲜嫩的肉馅，一咬，一股久违的肉汤被吸吮到唇齿间，心里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满足——一个中国儿童对基本人权之定义最具体而真实的原始感知。

       印象中吃知味观的小笼包子是要站在食客后面排队的，有时一个客人的座位后面有几个人在等待。印象中父亲后来亦直接带我到知味观吃小笼包子，但大多是一笼包子与哥哥和姐姐分享着吃。

      直到业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今天，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有两个幼稚的念头在徘徊：希望太阳快点消失——那是在插队务农“双抢”面朝水田背朝烈日时留下的“黑暗”记忆；希望饭局慢点结束——那是在饥饿的年代排队享受难得的美味时留下的“光明”记忆。“光明”的记忆缺少“光明”，是一个朝代的悲剧。

      人是无法像锂电池那般容易消除记忆的，于是乎，痛苦与快乐就和人生结伴而行，让企望睿智者学会了思考生存与灭亡的价值。思想者是美丽的。

      父亲乘鹤西去整整二十年了，从他仙逝的那刻起，就留下了一个可能永远无法解开的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作为特级统战对象，待遇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说我们也都已工作了，他只需供养因抚养儿女毕生未参加工作的母亲，完全有能力请他的小儿子与未来的小儿媳妇吃一顿山珍海味，他为什么会带我们去吃当时只有4毛4分钱一客的知味观小笼包子？

      现在猜想起来，在父亲的潜意识里，对知味观小笼包子大概有一种“感恩”情结。

      我是一个写杂文的，血管里“流淌”着公正、公平与正义：一看见房价飞涨，就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看到学费离谱，就会想到哈佛与耶鲁是“穷人读得起，富人读不起”的大学；一看见应试的泛滥，就会想到政绩的“流行”、教育的堕落……这是已故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基因“遗产”。以此推断，抑或父亲的灵魂深处对知味观的小笼包子留有一份“大庇天下寒士”的敬意？要知道，那个年代，知味观物美价廉的小笼包子是穷人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的高档名点，也是父亲唯一能够承受得了的“舔犊之情”！对此，我想我的结发妻子、父亲当年未过门的小儿媳妇一定会有认同感的。

      史载：“五代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置钱江县，与钱塘县同城设置，因县境临钱塘江而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系取‘仁爱和平’之意。”明郭子章《郡县释名》引宋赵葵《行营杂录》云：“初陈桥兵变，太祖从仁和门入。高宗南渡幸杭，见邑名仁和，甚喜曰：‘此故都城门也！’遂决迁都之意。”

      1913年，一个多世纪前，孙翼齐与他的合伙人义阿二出资将知味观开设在湖滨仁和路，我不知道是否出于偶然，我也不知道仁和路之所以名为仁和路与史书上的“仁和”有何瓜葛。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知味观深得“仁和”之精髓——在物价与工资失去同步的今天，纵然知味观的小笼包子调价至9元，其仍然是穷人可望且可即，有可能品味的百年名点。

       眼下，百年名店知味观的连锁店在杭城遍地开花，我所居住的东山弄就有一家，可我有时宁愿舍近求远乘车去湖滨仁和路的本店坐一坐，点一客小笼包子，要一杯啤酒，细嚼慢饮之余，竭力想象着第一次来知味观的情景，希冀在当下浮躁的商业竞争“喧哗”声里，“品尝”出渐行渐远的大慈大悲之人文情怀来，同时也寄托自己对先父的无尽思念。

       没有“仁爱”，哪来“和平”或曰“和谐”？“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试看今日，高档饭店进军杭城犹如过江之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而“能知天之天者”，忧思“仁和”境界者几何哉？

       呜呼，“ 杭州忆，最忆是‘知味’”！